多学少评,这是值得提倡的正确的求知态度。我们对于任何事物,如果不了解它们的情况,缺乏具体知识,首先要抱虚心的态度,认真学习,切不可冒冒失失,评长论短,以致发生错误,闹出笑话,或者造成损失。这也是我国历代学者留给我们的一条重要的治学和办事的经验。谁要是无视这条宝贵的经验,就一定会吃大亏。

一般说来,实际动手写一部书、做一件事等等,是相当不易的;而袖手旁观,评长论短,总是不大费劲的。比如,古人写一部书吧,往往尽一生的精力,还不能完全满意。却有一班喜欢挑剔的人,动辄加以讥评,使作者十分寒心。明代刘元卿的《贤奕编》中曾经举过一个例子,最足以说明这个问题了。

据说:“刘壮舆常摘欧阳公五代史之讹误,为纠缪,以示东坡。东坡曰:往岁欧阳公著此书初成,王荆公谓余曰:欧阳公修五代史,而不修三国志,非也;子盍为之!余固辞不敢当。夫为史者,网罗数十百年之事,以成一书,其间岂能无小得失?余所以不敢当荆公之托者,正畏如公之徒掇拾其耳后。这个故事在明代陈继儒的《读书镜》中,有同样的记载。陈继儒并且感慨很深地说:“余闻之师云:未读尽天下书,不敢轻议古人。然余谓:真能读尽天下书,益知古人不可轻议。”

事实上,欧阳修的《新五代史》比薛居正的《旧五代史》,篇幅少了一半还不止,而内容却有许多独到之处。这是不可抹杀的。然而,历来挑剔是非的人多得很,而且有许多不能使被挑剔者心服,这是为什么呢?这难道不是因为有许多人学问不深而性好挑剔,评长论短而不中肯要的缘故吗?

尽管有的人自以为知己知彼,很有把握,对于自己的学问觉得满不错,对于被批评的人从来看不在眼里。但是,他可能还没有想以,自己毕竟不是无所不知的,而对方也不会是老不进步的。因此,他在批评中稍一冒失就发生了错误。比如,宋代陆游的《老学庵笔记》中,提到王安石对人的批评,常常因为轻视对方,出语冒失,就是明显的例子。

陆游写道:“荆公素轻沈文通,以为寡学,故赠之诗曰:翛然一榻枕书卧,直到日斜骑马归。及作文通墓志,遂云:公虽不尝读书。或规之曰:渠乃状元,此语得无过乎?乃改读书作视书。又尝见郑毅夫梦仙诗曰:授我碧简书,奇篆蟠丹砂;读之不可识,翻身凌紫霞。大笑曰:此人不识字,不勘自承。毅夫曰:不然!吾乃用太白诗语也。”可见王安石自己并不熟识李太白的诗句,轻率地批评别人,就不免闹笑话。他看不起别人,竟至随便给别人乱作盖棺定论,真真岂有此理!

王安石是宋代革新派的大政治家。他有许多革新的思想,但是缺少实际知识和办事的经验。宋代张耒的《明道杂志》说:“王荆公为相,大讲天下水利。时至有愿干太湖,云可得良田数万顷。人皆笑之。荆公因与客话及之,时刘贡父学士在坐,遽对曰:此易为也。荆公曰:何也?贡父曰:但旁别开一太湖纳水则成矣。公大笑。”在王安石当政时期,类似这样的笑话还有不少。这些无非证明,王安石有许多想法是不切实际的。特别是他很不虚心,这一点可以说是他的大毛病。

我们从古人的经验中,必须懂得一个道理,这就是:对一切事物,要多学习,少批评,保持虚心的态度。当然,这里所谓多和少,只是从相对意义上说,不应该把它绝对化起来。但是,对于我们说来,任何时候都应该更多地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并且虚心地向群众学习,在实践中学习。至于对错误的以反动的东西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那已经超出我们所说的问题的范围,又当别论了。

但是,我们如果遇到不懂的事情,总要老老实实承认自己无知;发现自己有错误,就不要怕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明代陈继儒的《见闻录》说过一个故事:“徐文贞督学浙中,有秀才结题内用颜苦孔之卓语,徐公批云:杜撰。后散卷时,秀才前对曰:此句出扬子云法言上。公即于堂上应声云:本道不幸科第早,未曾读得书。遂揖秀才云:承教了。众情大服。”果然,打开《扬子法言》的第一篇,即《学行篇》,读到末了,就有“颜苦孔之卓也”的一句。这位督学当场认错,并没有丢了自己的面子,反而使众情大服,这不是后人很好的榜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