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古代历史,处处可以发现有王道和霸道这两派人物,两派做法。过去的历史家,对于王道和霸道,也有不少评论。用我们现在的观点,对于王道和霸道,究竟应该怎样看法呢?

汉代有一位大学者,名叫刘向,博通经术,评论历朝政治得失,有独到见解,兼晓天文地理三教九流之学。汉元帝叫他负责校阅天禄阁藏书,他一边读书,一边著书。在他所著的《新序》《善谋篇》中写道:“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礼议。”他在同卷的另一处又写道:“三代不同道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看来刘向是称赞王道,而不赞成霸道的。他把王道看做是由于人情和法律道德相结合的结果。这也有道理。因为《礼记》老早就写道:“礼、乐、刑、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

这样说来,所谓王道,实际上就是人们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处理一切问题的时候,按照当时通行的人情和社会道德标准,在不违背当时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的前提下,所采取的某种态度和行动。反之,如果不顾一切,依靠权势,蛮横逞强,颐指气命名,巧取豪夺,就是所谓霸道了。

但是,这种解释仍然是很不够的,尤其不是我们现在的看法。用我们现在的眼光看去,古人的所谓王道和霸道,从本质上说是没有多大区别的。在古代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实行王道和实行霸道,结果可以完全相同;而赞成王道的人和赞成霸道的人,虽然有时分为两派,甚至互相攻击,各不相让,然而,有时是同一种人,甚至是同一个人,忽而提倡王道,忽而又提倡霸道。特别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所谓“纵横家”之流,往往随机应变,朝秦暮楚。他们既能宣扬王道、又能宣扬霸道,完全是以政治投机为目的。

在这一方面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是商鞅。据司马迁写的《史记》《商君列传》所载:“(商鞅)西入秦,因孝公宠臣景监,以求见孝公。孝公既见卫鞅,语事良久。孝公时时睡弗听。罢,而孝公怒景监曰:子之客妄人耳,安足用邪?景监以让卫鞅。卫鞅曰:吾说公以帝道,其志不开悟矣。后五日,复求见鞅,鞅复见孝公,益愈,然而未中旨。罢,而孝公复让景监。景监亦让鞅。鞅曰:吾语公以王道而未入也。请复见鞅。鞅复见孝公,孝公善之而未用也,罢而去。孝公谓景监曰:汝客善,可与语矣。鞅曰:吾说公以霸道,其意欲用之矣;诚复见我,我知之矣。卫鞅复见孝公,公与语,不自然膝之前于席也。”

同是一个商鞅,他前后四次见到秦孝公,说的话却变化了几个样子。头一次,他敷敷衍衍地说了一通所谓“帝道”,目的是做一下试探,觉得不对头;在第二次谈话的时候,他就改变了腔调,说出了关于所谓“王道”的一些议论,结果仍然不好;在第三次谈话中,他就又改变了腔调,说了一套所谓“霸道”,结果显然比以前两次谈话要好得多,却还不够满意;因此,在第四次见面的时候,商鞅就索性充分发挥他关于实行“霸道”的一大套意见,结果就完全达到目的了。这个例子非常清楚地表明,古人有时不管谈论王道和朝道,或者随便谈论其他什么道,都只是当作进行政治投机的一种方法,简直象闯江湖的骗子一样,信口胡说而已。

但是,古来关于王道和霸道的两派做法,在实际效果上仍然有很大的差别。只是古人对于王道和霸道的解释,在我们今天看来,未免太不确切了。

那末,照我们现在的观点,用我们的语言来说,究竟什么是王道,什么是霸道呢?所谓王道,可以做一种解释,就是老老实实的从实际出发的群众路线的思想作风;而所谓霸道,也可以做一种解释,就是咋咋呼呼的凭主观武断的一意孤行的思想作风。不过,这种解释是不能强加于古人的,用这种观点去评论古人也是不合实际的。

但是,无论如何,从古代的历史中,人们却也不难找出经验教训,说明即便在古代,王道也毕竟要比霸道好得多。《汉书》的作者班固,追述秦汉以前诸侯争霸的局势时,在好几个地方都对霸道有所讥刺。例如,他说:“晋文公将行霸道,遂伐卫,执曹伯,败楚城濮,再会诸侯。”这使人一看就会感觉到当时要想做霸主的,到处树敌,多么不得人心!

至于历来也有一部分人,对于王道和霸道两派之间的斗争,采取所谓不偏不倚的态度,企图找到一条折衷的道路。如汉代韩婴的《韩诗外传》写道:“怀其常道,而挟其变权,乃得为贤。”这便是想在王道和霸道之间,寻找折衷的“常道”,加上某些权宜变通的方法,并且自夸为“贤”人政治。其实,这种折衷的道路也只能用以自欺欺人,因为它事实上是不存在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