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不必求多,而要求精。这是历来读书人的共同经验。为了突出地表明读书要少而精的道理,我想最好把宋代赵普的“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例子拿来作证。

大家知道,在宋代赵匡胤、赵光义兄弟利用兵变,取得天下,建立了宋代封建政权的时候,第一个著名的宰相便是赵普。据《宋史》卷二百五十六《赵普传》载:

“普少习吏事,寡学术。及为相,太祖常劝以读书。晚年手不释卷,每归私第,阖门启箧,取书读之竟日;及次日,临政处决如流。既薨,家人发箧视之,则论语二十篇也。”

本来赵普读书很少,平素又不喜欢说话,所以人们总以为他没有读书。宋代祖赵匡胤常常劝告他,甚至于很严厉地批评过他。据说有一天,宋太祖“登明德门,指其榜问赵普曰:明德之门,安用之字?普曰:语助。帝曰:之乎者也,助得甚事!普无言”。类似这样的故事,在宋人的笔记中还能找到一些。可见赵普的文化水平确实不高,连拟定一个门楼的榜额都不会,罗里罗索地叫做什么“明德之门”。宋太祖看了很不高兴,所以责问他为什么要加个之字。

但是,深入一步看去,赵普实际上早已知道读书的重要,而且暗地里很努力学习。特别是对于《论语》这一部书,赵普读得烂熟。所以后来在宋太宗赵光义的面前,赵普就敢于说:“臣有论语一部,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陛下致太平。”在这里,他说的分明是一部《论语》,想不到人们却把他的话断章取义,变成了“半部论语”,并且历代相传,居然成了典故。

我们现在不管他说的是一部《论语》也好,是半部《论语》也好,都应该由此体会到少而精的读书方法。虽然,在赵普和其他古人的心目中,《论语》是他们“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唯一法宝,他们只要熟读这一部书就足以应付一切了。这一点,我们与他们根本不同。如果我们现在也还是死抱住《论语》这一部书,读得烂熟,尽管也有用处,却仍然无补于实际,这是可以断言的。但是,我们却无妨按照我们的需要,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著作中,选定任何一部书,读得烂熟,正确地掌握和运用其中的原理原则,来解决我们所面临的许多实际问题。

比如说,对于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的《**宣言》这一部书,我们假使能够读得烂熟,那末,我们就决不至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发生认识上的错误。又比如说,对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我们假使能够熟读其中的一卷或半卷,那末,在我国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中,这就有很大的作用。同样,对于**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个报告,我们假使反复地加以研究,用来解决当前的许多重大问题,显然是有极大作用的。

无论读的是哪一部经典著作,只要真的读得烂熟了,能够深刻地全面地掌握其精神、实质,在这个基础上,再看有关的其他参考书,就一定会做到多多益善,开卷有益。所谓精与博的关系,在这里也就自然而然地会得到合理的解决。当然,精读的书多一些更好,参考书更是看得越多越好,这些都是无止境的,决不要以一部书为满足。我之所以引用“半部论语”的典故,无非是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这个问题罢了。

至于在读书的时候,尤其对于必须精读的书籍,态度务须认真,精神务须集中,遇到不了解的或者不完全了解的地方,总要查问清楚,不应该一知半解自以为是。如果自己选定了一部经典著作,自己又懒得读,想找便宜,假借集体学习等名义,只听别人朗诵或讲解,以代替个人专心的阅读,结果一定学不到什么东西。

唐代一个节度使韩简读《论语》的故事,应该引起我们的警惕。唐代高择的《群居解颐》和五代孙光宪的《北梦琐言》都记载了这个故事。据说:“节度使韩简,性粗质。每对文士,不晓其说,心常耻之。乃召一孝廉,令讲论语。及讲至为政篇,明日谓诸从事曰:仆近知古人淳朴,年至三十方能行立。外有闻者,无不绝倒。”

不要以为只有韩简才把“三十而立”,错误地理解为“年至三十方能行立”。诠要是自己不专心读书,而一知半解自以为是。那就难免要做韩简第二,第三或者等而下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