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变化,静默地想来,往往使人愕然,记者提着笔写这篇文字的时候,此身还坐在《生活》周刊社的编辑室里,等到这篇文字和读者诸友相见的时候,我已在佛尔第(S. S. Conte Verde)号的船上,海天遥隔,破着波澜向印度洋前驶了。本期的本刊依例于本月十五日出版,记者定于十四日由上海乘意轮佛尔第号离国赴欧,所以当读者诸友看到这篇拙作的时候,我已不在陆地上了——但却很不幸地尚在人间,我说很不幸,因为尚未得到死得其所的机会。

我在未写此文以前,原想题为“暂与读者诸友告别”,既而仔细一想,觉得不很恰当:一则因为本刊的读者遍海内外,我和国内的读者告别吗?但同时和国外侨胞里的读者却反而接近了,不能算告别;二则因为记者在本刊上以文字与世相见,和读者诸友原是神交,此后我虽暂时离国,但对本社的业务仍负全责,每期仍为本刊撰文,这样和诸友在思想上或精神上仍是未曾“离别”,也不能算告别。所以我就叫这篇是我的“萍踪寄语”的开端吧。

赴国内外考察,原是记者数年来萦回梦寐的一件事,但就最近情况说,赴国内各地考察,显然是一件不易实行的事情,所以这个心愿,只得俟诸异日。赴国外考察,也是很勉强的,幸而本社的同事已渐渐的较前充实,我暂时离开,在总务,编辑,及营业各方面,都有得力的同事分工主持,我才能放心走。此外便是我出国的经济问题,幸而也得凑借了一笔款子,可以等到我回国后分期归还。我觉得用我自己血汗得来的钱,于心最安,只须勉强借得到,已是很幸运的了。这两件事有了相当的办法,我才决定作出国之行。

其次我想可以和诸友谈谈此次出国的动机和计划的大概。我滥竽本刊的业务七八年,常自愧恨自己学识经验的浅薄,对社会没有什么贡献,愈干便愈觉得自己的知识荒,所以此次赴欧很自然而简单的第一个目的,便是要藉此机会增广一些识见。俗语说“百闻不如一见”,我正是要想“见”“见”看。其次是想象我自己代表了读者诸友的耳朵眼睛去,因为我要尽我的心力,把在国外所见到的,或所感想的,陆续地写出来,在本刊上向诸友报告。当然,以我的浅陋的眼光,恐怕“买椟还珠”,没有什么好报告,不过我已说过,只得“尽我的心力”。

至于在国外的计划,因经济关系,很不能如我的意。我大概在英国住的时候多些,因为颇想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及该处著名的图书馆,费些时间研究研究,此外并想酌游德法意苏联等国,但因所准备的经济能否玉成我的心愿还不可知,只得做一步算一步再说。我自省自己所仅有的微薄能力,只能在文化的工作方面竭其绵薄——如再把范围说得明确些,只能在新闻事业方面努力。所以我此次赴欧考察的内容,当特别注意各国新闻事业的实际状况和趋势。此外关于政治经济及社会各方面,也想加以注意。能否得到有价值的材料,此时不敢预说,深怕贸然发出了空头支票,将来没有法子兑现。

有一位很知己的好友听见我有出国之行,满腔热诚地赶着写了一封令我十分感动的信来勉励我,里面有这样的几句话:“你将离开这紊乱的祖国,绕过半个地球,到那西欧的古邦去了!记得什么人,也许是郑振铎?在出国的轮上作诗说‘祖国现在需要战士,我却离开了她,那似乎不该,但,我离开她不是一种消极的退避,是到别的地方去,擦亮我的铠甲,磨锐我的兵器,预备来做一个更勇猛的战士!’那诗的大意是如此,我觉得你也正是这样的情形……”

“做一个更勇猛的战士!”这几个字旁的密圈,也是这封信的作者自己加上的,这位好友的殷切的盼望,可谓溢于言表了。我只常常感到深深的惭愧,从不敢自命是“勇猛的战士”,没有“更”字之可言,那更是不消说的了,不过倘有“死得其所”的机会,对于斗争——有益于大众福利的斗争——只须是我的力量所能贡献的,我却也不愿退却。

记者此次离国,实带着苦闷和憧憬而去。漫漫长夜,不甘同流合污的谁都感到苦闷。但黑暗势力的劲敌是大众的意志,决不是铲除几个个人就能高枕而卧的。最伟大的莫过于大众意志的力量,只须朝这方向努力,不会感到孤独,因为深信大众必有光明的前途,个人的得失存亡是不足道的。

倚装待发,枨触万端,敬祝读者诸友康健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