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自七月十四日上船迄今两星期了,在这汪洋大海的孤舟上,对于国内时事消息,完全隔离,直等于一个瞎子或聋子。同行中有某君说过几句颇妙的话,他说出国旅行于健康上很有好处,这句话听去似很平常,但是他再解释下去的话却颇特别,他说在国内最损害健康的事情莫过于每天的看报!所看到的关于国事的种种新闻,无论是关于外交,或是关于内政,总是使你看了不免发昏章第十一,如在饭后看了,便有害于你的消化,如在睡前看了,往往使你发生失眠症,这都和你的健康有害,出国之后,好了,什么都不看见,什么都不知道,吃饭也容易消化,睡觉也容易舒畅。这位朋友从前是到过外国留学的,他说在外国看报,最怕的是看到关于中国的新闻,因为偶尔遇着,不是某军阀和某军阀又打起仗来了,便是什么地方又发生了绑票案子,使你看着白白地生了一顿气,别无结果。某君的这些话似乎都能言之成理,照他这样说,记者现在是再快乐没有的了。但事实上却不然,因为你尽管耳不闻目不见,糟糕的国事和凄惨状况仍然存在,并不因此而消灭,而且一出国门,置身异地,夹在别国人里面,想念到自己国内的乌烟瘴气,所感到的苦痛只有愈益深刻。所以在途中所感到的苦闷,和在国内每日看着呕气的报纸并没有两样。

船将要离开孟买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气人的事情。船停泊在码头,时有印人拿着一大堆西文的各种杂志到船上兜售。我正坐在甲板上一个藤椅里静悄悄地闲看着,忽然从吸烟室里走出一对英籍夫妇,后面跟着他们的一个十六七岁袒胸露臂的女儿。那个英国妇人气愤地询问着谁曾看见一个售卖书报的印度人,说他曾在船上无人处碰了她的女儿,正在这个当儿,刚巧有一个售书报的印度人走过,便被那英国人不管三七二十一,举起手就打。那印度人采用不抵抗主义,无一语的质问或抗辩,抱头鼠窜而逃,其实上船售卖书报的印度人有好几个,挨打的是否就是“碰”的那一个,就是“碰”了,是怎样“碰”的,是否出于有意,都不可知,只因为他既不抵抗,只知道逃,也就稳得了他的罪名了!

二等舱中有叶葆亨君,福建莆田人,系爪哇侨商,亲送他的一个十八岁的儿子赴德学习化学工程,和一个十九岁的女儿赴德学习医科,听说记者也在船上,特来晤谈。据说爪哇大宗商业都在华侨掌握中,对祖国原极热心,淞沪抗日之战,以三十万人侨胞所在的爪哇一处,捐款达八百余万圆,其踊跃输捐,可以想见,但现在侨胞对国事却已觉得心灰意冷了!

叶君对国内的教育,尤有沉痛的批评,他说荷兰人对于青年的科学知识,异常认真,尤其是算学理化等科,教授非常严格,在小学中对这类基本自然科学还没有充分合格,即不许入中学,中学升大学亦然。他去年回福州一趟,见号称大学的某校,其所用课本的程度仅及荷人所办的初中,如此徒鹜虚名,不求实际,他叹为徒然误人子弟。叶君所慨叹的事实,记者虽不知其详,但我国教育之徒鹜表面,关于基本知识之马虎,使学者缺乏缜密切实的科学训练,实属无可为讳的现象。不过记者老实告诉他,这也不是局部的问题。现在的国事弄得这样糟,青年们怵目惊心,时时受到悲痛的刺激,怎样能使他们安心于什么实学?其次,在现在的状况下,就是有了真才实学,用到什么地方去?有那一件真属建设的事业容纳得了若干人才?况且封建势力的遗毒弥漫于各处——尤其是和政治有多少牵连的事业,有了狐亲狗戚的靠山,阿猫阿狗都得弹冠相庆,否则什么都无从说起!实际的环境如此,要想用空言劝告青年如此这般,岂不等于石沉大海,于事实上那有丝毫的效用?

同行中有位出声如雷鸣的旅伴,记者曾在通讯里提过他,因为关于他的故事不无幽默的意味,所以还是把他当作无名氏妥当。这位“雷鸣”先生,在漫漫长途中倒供给我们以不少的有趣的谈资。他除有“大太太”外,还有一位“二太太”,他的“大太太”,听他的口气,大概是个土老儿,“二太太”却是个千娇百媚的女学生,因留在家里,使他怀念不置,动不动就想到“二太太”,大家也常常提起“二太太”和他说笑。这里却有个小小的难题,他的“大太太”无论如何不愿正式离婚,此事未办妥,“二太太”总觉得在名义上不称心,于是这位“雷鸣”先生天天感到心神不宁,三番五次的和我商量,一定要我替他想个办法。我说依现行法律,女子一嫁就有法律上的保障,除她和你同意办到协议离婚外,你倘无法律上认可的充分理由,实想不出什么办法,他气极了,悻悻地说:“好!我就算多养着一只狗就是了!”他这句话虽近乎戏语,但却使我得到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呆板的法律所能为妇女——在经济上不能自立的妇女——保障的,至多是物质生活的勉强维持,无法救济精神上的裂痕。

(七月三十一日上午,佛尔第号船上。

八月三日到苏彝士付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