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莫斯科的暑期大学在求知方面的大概情形,记者已在上次通讯里略述梗概,现在想要顺便接下去谈谈这个暑校学生的一般生活。

在课堂以外的生活,比较有趣的——或可说比较有意思的——要算是大食堂里的生活,因为几百人在这样的大食堂里面,虽然是在一两小时内陆陆续续来来往往,但却是认识朋友的一个很好的地方;因为十几人在同桌上用膳的时候,可藉谈话的机会,不认识的可变成认识的,已认识的也可因交换意见而得到进一步的相知。我觉得我们中国人吃饭的时候,多是正正经经的吃饭,把饭菜——尤其是饭——塞下去,或是装下去,当作一件正经的事情干,可一味不作声地专门吃饭!西人用膳的时候,除非独自一人,没有不注重谈话的,好像他们除了吃的工作外,同时还有一件决不可少的工作便是谈话。而且在这样吃饭时的谈话,在他们简直成为一种自然而然的艺术。我当然不是说我们中国人吃饭时就绝对不说话,有的时候你大有机会听到声震屋瓦吵得别桌不能安宁的健将,但是比较之下,我们中国人闷着肚子专门以装饭下肚子为唯一工作的实不乏其人(这当然是指吃饭的时候,不是指一般时候)。在西人简直好像谈话也列在菜肴一起,此在暑校的大食堂里,便获得认识不少朋友的好机会。

当然,用膳时要陪着别人谈话,在不习惯的人不免感到麻烦,因为你一面切菜送到口里去,同时却非张着耳朵留意别人正在谈些什么,然后才便于参加,贡献你的意见,这当然没有专干装饭工作的那样“写意”;你如果把耳朵和嘴巴都收起来一概不用,不听也不说,你这样夹在他们一班人里面便好像一个特别的人物,引起他们的诧异,甚至疑心你是个十足道地的damned fool!(这个名词我曾把它译为“猪头三”,其实译作“饭桶”也可以。)

不过在这样食堂兼谈话会的环境里,获得认识许多朋友以及和他们交换意见的机会,这虽然是一件愉快的事情;但同时也不免有些不愉快的事情。例如在这暑校里虽没有资本家,但直接或间接,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做资产阶级的走狗——所谓“死硬”派——倒也有好几个。食堂里的坐位是随便坐的,并无一定的规定,有时触霉头,和这类“死硬”坐在一处,于是每发生两种结果。有的其初以为我是日本人,假殷勤地和我敷衍,后来知道我是中国人——他们所谓“才纳闷”——便假痴假呆地不睬我;我的唯一办法也只有不睬他,虽则心里无法觉得好过!有的“死硬”虽也和我谈话,但专门提着关于中国的倒霉的事情,例如说“中国国民教育程度真低得不堪,文盲仍占着十之八九吧!”“中国的交通真一塌糊涂,现在用了电报没有?”“中国究竟何时得到和平?何时有过和平?何以总在你打我,我打你?”“中国的革命恐怕绝非短时期内有希望的吧!”……

我当然不是喜欢听人对中国瞎恭维,我们做中国人的做着双重的奴隶,有着无数被压迫被蹂躏的痛心的事实,自问也确有许多无从怪别人提着的地方,但是这类“死硬”的那副幸灾乐祸的轻蔑的侮辱的态度,却很令人难堪;我的唯一对付的方法,便是对他提出帝国主义国里种种倒霉的现象;所遇着的这类“死硬”是从美国来的,我便问他失业的情形怎样,强盗的发达如何,妓女的数量有进步没有……我有种种事实为证,他听了也没奈我何。但我事后想想,我在当时确不免含有意气作用;其实中国的受人轻视,要除此侮辱,还是要靠我们中国人自己努力,自拔于“受人轻视”的境域。像苏联在未革命前,在欧洲被人公然叫做半野蛮的国家,现在各国侧目而视,谁敢轻视她?就是这类“死硬”派,也不得不屈尊就教,亲来观光!这岂不是我们的当前的大教训?

其次关于暑校学生生活可谈的是男女间的交际。他们在美国时候,有的是在男女分校的大学肄业,有的也在男女同校的大学肄业,但他们都觉得在美国的男女生的社交仍然不及在苏联的自然:因此他们在这次暑校里——在苏联的自然的空气之中——很感觉到男女社交的愉快。有的更扩充范围,男的和苏联的女生做朋友;女的和苏联的男生做朋友。(男和男,女和女做朋友的,当然也有。)有许多是语言能彼此了解的,除英语外,多数能说德语。(全苏联外国语以德语为最通行,男女工人能说德语的不少,这是我屡次亲自遇到的。)有的男女间(指我们一群中的男女和苏联的男女学生),虽彼此语言不能了解,但藉手势和简单的少数字眼勉强达意,居然也两情相洽,做成好友,在游艺会(例如在休息日),跳舞会,或课后出外散步游览,一双一双地携着手,怪有趣。也许是因为在自然的情况之下吧,男女社交虽然很开放,但并没有闹过什么笑话。

跳舞会当然也是这种社交的一个好媒介。每次就在本校大礼堂里举行,有特备的音乐队在台上演奏。这班男女青年对于跳舞的热度都很高,我幸而也会跳几步(是我的弟弟从美国学回来转授给我的,我倒要谢谢他),每遇这种盛会,总是跳得筋疲力尽,上床后便像一个死人或是猪八戒,一躺上去就睡着。苏联跳舞大概有三种:一种是集团舞,大家团成一个大圆圈,圈内有两三人领导,全体随着进退左右作种种的跳舞,很吃力,参加的非弄到全身大汗不止;一种是单人独舞,如唱歌之有“索罗”(solo)一样;还有一种便是我们所常见的男女双人舞。在我们的跳舞会里,这三种舞交换举行。我们在休息的时候便坐在旁边谈话,一面可看着别人跳。在苏联营利的跳舞场一概没有,但对跳舞这件事不但不禁止,而且很提倡,学校里、工人俱乐部里,以及其他公共场所如公园等,都常有跳舞会的举行;一面努力工作,一面也需要相当的娱乐。

在我们这群里的女青年,有些也许是因为初受那自然的解放吧,有时也不无太过之处。在我的那卧室里有十来个同学,往往在夜里有几个女同学来谈天,谈到十二点钟我们都熄灯上床了,她们还和男友躺在一只床上,哗哗勃勃,有意吻得震天价响,我们里面有几个也寻开心,忽然从床上跳起来,说:“托物立许(俄语同志)!你再吻,我们忍不住了!”弄得全室哄笑(这都是美国同学)。她们不久也就回到自己宿舍里去,并不在我们的房间里睡。

此外感到兴趣的生活,便是于休息日列队到乡间去和苏联学生作种种游戏的运动。苏联注重集团生活,到了休息日,在山上、河边、湖旁、或草原上,常可遇到男男女女成群结队到那里去游玩。我们也学样,在休息日列队而行,前面有军乐领导。一早就去,傍晚才回,全天陶醉在树荫里,绿湖旁;有时参加全体的集团舞,拉琴的抑扬婉转的乐声和歌声笑声相和;有时各寻几个好友分散在附近湖旁的草地上,坐着或卧着谈话,那温煦的阳光,笼罩着一望无边的绿茵,花香鸟语,别有境域,悠扬的乐声又时由徐来的清风传入耳鼓;有时三五成群,在湖中各划一艇,鼓桨比赛(这种小艇是湾在湖旁任凭大众游玩的,不取费),此时每艇成一单位,那一艇优胜,全艇的人都荣光满面,举手欢呼。大家到将回时才集队步行而归,略远的地方要乘一段火车。在火车里还不肯安静,大家和声共唱,唱完了,还有人说笑话,说得大家哈哈笑,嘴巴几乎合不拢来。在这样的集团娱乐——群的娱乐,谁能使得一群增加愉快的,便是他对于这群的贡献,他自己感到愉快,大家对他也于愉快中同时引起感谢的情绪。

苏联的学校,工厂,农场,以及其他的文化机关,都办有壁报(wall newspaper),作本机关表示公意,发表批评,及传布消息的媒介,我们也在暑校存在的几星期内办有一种壁报,由全体学生所公举的新闻委员会主持,记者也被公举在这里面。在我们到莫斯科的第二天,全体开会公举各委员会的职员,我适到戈公振先生的旅馆里畅谈了许多时候,回时刚到大门口,就有几个男女同学欣然报告:“安生!你被举为新闻委员会的委员了!开会时何以没有看见你?”进门以后,又有几个同学欣然作同样的报告;走到楼梯旁,又有;走到房间里,又有……使我觉得诧异的,是他们何以这样起劲!后来和这委员会的几个男女同学共事之后,才知道他们把公举的职务看得很重,干得非常认真,非常起劲;这大概也是他们的一种好训练,倒使我得到不少“烟士皮里纯”(inspiration)!

一九三四,十二,三十,晚。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