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在上期通讯里谈过苏联最大规范的日报——《真理报》——的最新设备。谈到新闻业,我们很自然地要连想到言论自由的问题;换句话说,在目前的苏联是否有言论的自由?

这个问题的回答有两个立场:从勤劳大众——以工人和农民为联合的中坚——看去,可以说有;从剥削阶级的余孽及其种种寄生虫——例如牧师教士,帝俄时代做过秘密侦探及压迫革命的警察官僚,以及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等——看去,可以说没有。在苏联的当局以及从事新闻事业者,坦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过渡时代,还不能有完全的言论自由。完全的言论自由,须等到没有阶级的社会实现之后才能办到。在资本主义的国家和资本帝国主义所侵略的殖民地,只有少数人享到自由言论的权利,因为强有力的言论机关都在这少数人的掌握中,或至少是在这少数人威迫之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却有多数人享到自由言论的权利,因为强有力的言论机关都在这多数人为中坚的政权统辖之下。这两方面不同之点便是一方面是少数,一方面是多数。虽这两方面都不能说是“完全”,但“多数”已比“少数”进一步,却是无疑的事实。

当一九二七年美国的工人代表团到苏联观察的时候,和史太林有过一番谈话,很直率地提出许多问题问难。(详见一九三四年出版的Interviews with Foreign Workers' Delegations byJoseph Stalin)在这些问题里面,有一个代表问到:工人阶级和农民的意见,如有和党的意见不同的地方,怎样可以得到合法的表现?有另一个代表来接着说:这种意见可在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如工会之类的机关里表现出来。史太林认为是对的。他认为在工人和农民里面确有不同意见的存在,这种不同的意见,可在各种会议,各种工会,合作会社,苏维埃选举等等里面作合法的表现。不过他说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的意见的冲突,和十月革命以前的意见的冲突,有个根本的异点:在以前,工人和农民间意见的冲突是关于推翻地主,俄皇暴政,小布尔乔亚,以及打破全部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问题;现在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意见的冲突却不是集中于推翻苏维埃政府,打破苏维埃制度的种种问题,却是集中于如何改善苏维埃政府的机关和工作的种种问题。

我引这一段话,尤其是最后几句,因为就我在苏联的实际观察,觉得这确是他们言论自由的范围。在苏联特重所谓“自我批评”(self-criticism),对于政府各机关和各种实业机关的具体事实和利弊,都得尽量批评;不但在社会的日报上,即各工厂各学校及种种机关由职工自己编的壁报,对于本机关的领袖和一切事务都尽量地批评,毫不忌讳,乌克兰有个农民曾经这样说过:“倘若我们本地的苏维埃的主席是个酗酒之徒,或是一个侵吞公款者,我们要告发,要改换,那比在俄皇时代对付官僚容易得多了;但是如果要说集体农场的政策不对,应该要让我们农民各有个人的农场的权利,要发表这样的思想却没有多大的机会。”换句话说,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要想根本推翻这种组织和其根本政策的言论,当然无自由之可言;不过在这根本组织和政策的大目标之下,对于具体的办法和流弊加以批评,力谋改善,却很可自由。其实苏联现在的根本组织和根本政策,既以勤劳大众的利益为中心,他们——大众——所研究讨论及批评矫正的,却也只在这大目标下的具体办法方面努力求进步,并无意于推翻根本组织和根本政策。例如我们和苏联工厂里的工人作私人的谈话,他们所津津乐道和商榷的是如何如何更改善工作的环境和待遇;如何如何更增加工作的效率和生产的进步;从未听见他们疑到五年计划的不该实行,或是以工人阶级为过渡政权的中心是错误的。他们所需要的言论自由,似乎也正在彼而不在此。

在苏联的各日报上还有一个特色,便是积极提倡和鼓励“工人通讯员”;这些所谓“工人通讯员”,是来自全国各工厂里的工人,各农场里的农民,和红军里的兵士,把他们所见闻的关于各本地的建设的情形及或有的弊端,尽量写成通讯,寄登日报上。据说现在这样的“工人通讯员”已在两百万人以上,这是多么广大的一个民众发表意见的机关!

关于言论自由,就各国的现实情形说,大概不外三种现象:一种是在法西斯的国家,其作用是替日暮途穷的资本主义制度挣扎,实际只替少数特权的阶层说话,在大多数人方面看来固然是绝对没有言论自由,即替少数特权阶层作传声筒的人们也说不上有什么言论自由。一种是在号称民治主义的国家,尤著的是英法两国,这些是多党政治,大规模的言论机关当然也在少数特权阶层中人的掌握,但在某范围内还许一小部分替大多数人发表的言论有出版的可能,在表面上,似乎稍为宽容,但只是程度上的差别,并不是性质上的不同。还有一种便是政权已在勤劳大众自己的手中,言论自由为大多数人所享有,而因为尚未达到没有阶级的社会,仍有少数人不能享得言论自由的权利;而且所谓言论自由,也有它的相当的范围,不是无限制的,关于这一点,记者在上面已有过大略的说明了。

一九三五,三,廿三,夜。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