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前为《国闻周报》写过三篇《日本管窥》,曾答应王芸生先生说,末了还有一篇其四。可是一搁就是一年半,不曾交卷,愈搁愈不好办,到得现在虽想决心清理,这本卷子却无从下笔,着实感到为难。这缘故自然一半在于我自己的懒惰,一半也总为题目的难做。本来只要熟读了《东莱博议》,天下没有不好做的文章,其诀窍便是趋与避耳,趋即投机,应该怎么说的就怎么说,避即忌讳,不应该说的就不说是也,不佞未尝不读过《博议》,而且也作过管仲或汉高祖论,可以随意褒贬,不过这是三十年前的事了,近日来更是思想顽固,不大会得通融,所以写出文章来总难合式,我曾经说过,抗日时或者觉得未免亲日,不抗日时又似乎有点不够客气,这回又特别“烦恼自取”,想来谈日本的别一方面,其写得不好更是活该矣。其实自己知道不容易谈的东西原可干脆的不必谈,这道理我也明白,但是我们平常多只注意于所谓文化,所见的往往偏于盾的一面,今为补足起见自不能不来谈一下,若其事倍功半,即俗语云吃力不讨好,则本来是早就知道者也。

去年八月间我写《与友人谈日本文化书》之二,其中有这几句话:

“据我想一个民族的代表可以有两种,一是政治军事方面的所谓英雄,一是艺文学术方面的贤哲。此二者原来都是人生活动的一面,但趋向并不相同,有时常至背驰,所以我们只能分别观之,不当轻易根据其一以抹杀其二。如有人因为喜爱日本的文明,觉得他一切都好,对于其丑恶面也加以回护,又或因为憎恶暴力的关系,翻过来打倒一切,以为日本无文化,这都是同样的错误。”那么现在的意思差不多就是暂时离开了艺文学术方面来谈谈日本,贤哲我们还不大配得高攀,不过懂总是可以懂得一点,至于英雄更是隔教,怎么谈得呢?其实英雄即流氓耳,有些大流氓会成得大事,如朱元璋与德川家康[45],却是不可多得,普通的小英雄也就很是寻常,随时可以遇见,其成绩亦不过码头上拆梢之类,但在国际则是当然的罢了。我们平日讲文化的虽然看不起他们,实际上仍是身受其害,不容得我们不注意他,今天破费点工夫来说几句话,关于日本现代的英雄事业,虽然不能说得明白,略为表示一点意见,也总是应当的罢。

日本对于中国所取的态度本来是很明了的,中国称曰帝国主义,日本称曰大陆政策[46],结果原是一样东西,再用不着什么争论,这里我觉得可谈的只有一个问题,便是日本为什么要这样地做。这句话有点说得不大明白,这问题所在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本来对中国的帝国主义不只一个日本,为主义也原可不择手段,而日本的手段却特别来得特别,究竟是什么缘故?这就是我所说的问题。我老实说,我不能懂,虽然我找出这个问题,预备这篇文章,结果我只怕就是说明不懂的理由而已。近几年来我心中老是怀着一个大的疑情,即是关于日本民族的矛盾现象的,至今还不能得到解答。日本人最爱美,这在文学艺术以及衣食住的形式上都可看出,不知道为什么在对中国的行动显得那么不怕丑。日本人又是很巧的,工艺美术都可作证,行动上却又那么拙,日本人喜洁净,到处澡堂为别国所无,但行动上又那么脏,有时候卑劣得叫人恶心。这真是天下的大奇事,差不多可以说是奇迹。我们且具体的举例来说吧。

其一,藏本事件[47]。大前年夏天我往东京去玩,在日华俱乐部遇见好些实业家和军人。我提起藏本失踪的事来,一位中将答说:说起来实在惭愧。可惜当时的日本报纸和通讯社所发表的文章都散失了,如有人编辑为一书,倒是很有意义的事。

其二,河北自治事件。不知那里雇来的老头儿坐了破汽车到官所请愿说要自治,有日本友人对了来游历的参谋本部的军官谈及,说这种做法太拙太腌了,军官也不赞成,问你们参谋本部不是与闻的么?他笑而不答。个人尽不以为然的,但事情总是那么实现着。

其三,成都北海上海汕头诸事件。

其四,走私事件,日本称之曰特殊贸易,如此名词颇有幽默味。但只宜用作江湖上的切口耳,非国家所可用也。

其五,白面事件。我曾说过,日本人的爱国平常似只限于对外打仗,此外国家的名誉仿佛不甚爱惜,这于贩毒可以得到证明。《管窥之一》中云:

“说毒化政策这倒未必然,大约只是容许侨民多赚一点钱吧。本来为富不仁,何况国家,如英国那样商业的国家倘若决心以卖雅片为业,便不惜与别国开战以达目的,这倒也言之成理。日本并不做生意,何苦来呢。商人赚上十万八万,并不怎么了不得,却让北平或他处的人民认为日本人都是卖白面吗啡的,日本平常动不动就说中国抗日侮日,其实如上边所说,使一地方人民都相信日本人专售吗啡,岂不更侮日之尤,而其原因还不是在于日本官民之不能自己爱惜国家名誉的缘故么?”

以上诸例都可以做我的证明。假如五十岚力的话不错,日本民族是喜欢明净直的,那么这些例便即可以证明其对中国的行动都是黑暗污秽歪曲,总之所表示来全是反面。日本人尽有他的好处,对于中国却总不拿什么出来,所有只是恶意,而且又是出乎情理的离奇。这是什么缘故呢?平日只看见日本文化的人对于这件事实当然要感到十分诧异,百思不得其解的,我说这是当然,盖因此不属文化分内事,虽贤哲亦无如何者也,但是我既然搬出这问题来了,无论对不对总得与以一种解释才行,文化方面的路已经走不通,那么就来走反面的路看,贤哲没有办法,那么就去找愚不肖的来吧,我这里只好来提出反文化说作解释,大家请勿笑话,如有更好的说法,不佞愿伫候明教也。

我看日本现在情形完全是一个反动的局面,分析言之其分子有二,其一是反中国文化的,即是对于大化革新的反动,其二是反西洋文化的,即是对于明治维新的反动,是也。我们推重日本的文化谓其自有独立的地位与价值,但其以中国及西洋文化为根本则是事实,而汉文化的影响为尤大,盖年代久远,所入者深,所及者广也。日本开国相传在基督前六百六十年,谨慎的学者则仍取孝德天皇大化元年(六四五)为纪年,是时为唐贞观十九年,日本初仿中国用年号,次年即实行改革,于历史上开一新年代,一切文化于以建立,而为之模范者则隋唐时制度文物也。千余年来代远事繁,又学涉专门,不佞未敢妄谈,只就现代生活来说,汉文化迫压的痕迹也还是历历可睹,略举一例如文字,汉字至今还为中学生所必修,汉字到处皆是,不但可笑的是日本式罗马字未能通用,即日本假名亦终未能取汉字而代之,有一时候最出风头的断然处置呀膺惩等等话还不得不用汉语,这真是一段大喜剧。用毛笔与筷子似乎成一系统,日本也套在这圈子里没法摆脱,于是艺术与生活上有好些事情便又都只好跟着走,虽然成就自然可以有高下不同,这种文化的债务在当时虽很是欣感,后来也会渐渐觉得是一个压迫,特别是自己站得起了而债主已是落魄的时候。民国前太炎先生[48]居东京,有人找他写字,常抄《孟子·离娄下》的数语与之,文云:

“逢蒙学射于羿,尽羿之道,思天下惟羿为愈己,于是杀羿。”太炎先生的愤慨是难怪的,但是天下的负恩杀师其原因并不一定为的是愈己,实在有许多也因为是太不如己了,无意识的感着屈辱,想乱暴地反抗一下,才能轻松地吐一口气,这种行动显见得很不太雅,不过在世间也不是不可体谅的事情。在日本的汉文化的压迫实在太沉重了,明治维新以借用西洋文化成功之后,甲午之役出手一试,打胜了中国,反汉文化的反动便逐渐进行,现在差不多到了绝顶,仿佛有的失了正气,便成了如上文所说的状态。日本第二次的大改革即明治维新,从攘夷忽而转为借用西洋文化,这的确不愧为一大英断,但是反西洋文化的反动也旋即抬头,近年中乃与反汉文化的反动一同爆发,这在脱离国际联盟时松冈洋右[49]的拂袖子,与主张焦土外交时内田康哉[50]的后步里可以看出来,——说也奇怪,此二人的行动看去却仿佛都是美国电影式,全不像我们想像中的东方豪杰。国内有甘心给军人做听差的右倾政客文人新闻家不张旗鼓,结果提到了日本宪法学的功劳者美浓部达吉,拿这老头儿来祭旗,也做个杀鸡惧猴的勾当,可见他们是将大有作为,要努力来建立起“昭和维新”。果然五一五后还有二二六[51],轰轰烈烈地闹了起来,事虽未成,右派势力之不可侮总是很明白的。明治维新的主要特色是尊王倒幕,借用西洋文化,右派当然是极端国粹主义,那么他们对于上述特色至少也总要修改吧,即使未便推倒。尊王是无疑的,我想如真是国粹主义则幕府制度似乎也未可厚非,西洋文化是不行的,但船坚炮利的一部份或当除外吧。这是我所拟议的日本右派所应取的态度,觉得如此才合情理,虽然以我个人的意见来说决无佐幕的理由,兹不过借助代谋,应有尽有的说而已。德川系是完了,侯爷只可去弄外交政治,不能再作将军,不过根据数百年历史上的经过,数十年教育言论的灌输,加以目下强有力的指导与运动,或者日本人民觉得在皇室之下设一军人内阁或曰幕府,只是非世袭而为亲任,似未始不较代议政治为更是国粹的吧。我近来常在等候这种主张的发生,这也别无作用,只觉得这样才讲得通,可惜不幸而吾言不中,至今竟没有人主张复兴幕府,明说要军人专政,大家都只嚷嚷说“法羞”,这令我听了始而固然失望,继而也不禁微笑。夫法羞者何也?意大利语fascio日本用作法西斯党或其主义解,非日本语也。日本右派欲作右倾的反动,却仍不得不借用欧语,吾于是深感到西洋文化迫压之深,殆不下于汉文化,其发生反抗的反动者宜也,惟其主动的国粹主义尚戴着西洋货的鬼面,此则颇可笑耳。据蔼理斯说,法西斯的发生须有三条件,即其一,国家昔曾有光荣而今已衰落,其二,人民有复兴的热意,其三,有人能担当此事业也。故德意土诸国合于此条件,英法则否,故蔼理斯以为此运动不能有为。日本情形正与英法同而德意土诸国异,国粹派有志右倾,无妨坦率直陈,苟所深信即主张幕府亦何不可,不必拾西人之唾余,以为护符,徒见其无气力无诚意也。譬如雅片公卖虽非盛事,但假如有充足的理由,真是利多害少,便不妨卖,直称曰雅片,土药云云已嫌多事,若讳之曰西北货,美之曰国货,不说别的,抑何其不大方乎。既非和尚喝酒,亦非穷汉偷鸡,不必隐语云般若汤,或曰踢球也。《系辞》云,失其守者其词屈。凡如上文所云皆不能免焉。

我用了日本反汉文化的反动来说明近来许多离奇的对华行动,自己知道不见得怎么靠得住,但是除此以外更没有方法可以说明,只好姑且以此敷衍。友人来谈,把大意告诉他,他不很以为然,说日本的这些手段并不专是对中国人用的,在本国也是如此,不过程度稍有不同罢了。举出例来有三月初北平日文报《新支那》上所载有称支那一读者的投书,有云:

贵报说中国人不大尊重人命的事情,甚是痛快。但是日本记者诸君这样说,我想不妥当吧。为什么呢?因为日本似乎也并不是怎么尊重人命的地方。在那大地震的时候,造出朝鲜人的谣言,把他们杀了许多,又因了官宪的命令,不但是大杉荣夫妇连无罪的小孩儿也都虐杀了,这些事不说也罢。因为这些相隔了十四五年,青年们大抵都已不记得了吧。那么现在且来谈那满洲事变之后的,犬养木堂翁的暗杀事件。不,那并不是暗杀,非说明杀不可也未可知。明暗虽有区别,断人家的生命总是一样吧。现役军官杀了现任的内阁总理,还有成千成万的人民出来请愿减刑,减了刑的陆海军士官们又都恬不知耻地活着,真是奇事。我不知道武士道是什么东西,但从戏文和说书上也听到过一点儿,在那有名的五一五事件里什么地方还留存着少许武士道似的东西呢,我想来想去总是不懂。断了人家的性命,自己的生命是可惜的。这或不是残忍亦说不定,但难免是卑怯。(据上海《立报》译文。)

在我的《管窥之一》也曾说及云:

“其次还有民间主谋的一团人,首领井上日召据说是和尚,初审判了死刑,再审却减了等,据报上说是旁听的那些亲戚家属听了减刑的判决都喜欢得合掌下泪。我看了这记事却觉得满身不愉快,阿弥陀佛,日本的武士道真扫地以尽了。主谋杀人的好汉却怎地偷生恶死,何况又是出家人,何其看不透耶。”

照这样看来,日本人对于自家人的行动也差不多,亦何尝明净直耶。其原因何在,鄙人不敏无从解说,只能正直地自白云不懂耳。我平常这样想,日本民族与中国有一点很相异,即是宗教信仰,如关于此事我们不能够懂得若干,那么这里便是一个隔阂没有法子通得过。中国人也有他的信仰,如吾乡张老相公之出巡,如北平妙峰山之朝顶,我觉得都能了解,虽然自己是神灭论者,却理会得拜菩萨的信士信女们的意思。我们的信仰仿佛总是功利的,没有基督教的每饭不忘的感谢,也没有巫教的降神的歌舞,盖中国的民间信仰虽多是低级而不热烈者也。日本便似不然,在他们的崇拜仪式中往往显出神凭或如柳田国男氏所云“神人和融”的状态,这在中国绝少见,也是不容易了解的事。浅近的例如乡村神社的出会,神舆中放着神体,并不是神像,却是不可思议的代表物如石,或木,或不可得见不可见的别物,由十六人以上的壮丁抬着走,而忽轻忽重,忽西忽东,或撞毁人家的门墙,或停在中途不动,如有自由意志似的,舆夫便只如蟹一爪,非意识地动着。柳田氏所著《祭礼与世间》第七中有一段说得很好:

我幸而本来是个村童,有过在祭日等待神舆过来那种旧时情感的经验。有时候便听人说,今年不知怎的御神舆特别地发野呀。这时候便会有这种情形,仪仗已经到了十字路口了,可是神舆老是不见,等到看得见了也并不一定就来,总是左倾右侧,抬着的壮丁的光腿忽而变成了Y字,忽而变成X字,又忽而变成W字,还有所谓举的,常常尽两手的高度将神舆高高的举上去。

这类事情在中国神像出巡的时候是绝没有的,至少以我个人浅陋的见闻来说总是如此。如容我们掉书袋,或者希腊古代所谓酒神祭时的仪式颇有相似亦未可知,不过那祭典在希腊也是末世从外边输入的,而且在爱好希腊文化的人看去也未必感到亲近,虽然这在民间信仰的研究上极是重要。日本的上层思想界容纳有中国的儒家与印度的佛教,近来又加上西洋的哲学科学,然其民族的根本信仰还是似从南洋来的神道教[52],他一直支配着国民的思想感情,少数的贤哲有时能够脱离了,或把他醇化些,可是不能动得他分毫,到得有事时主动的仍是那些神凭的英雄,演出来的便是那一套把戏。我想假如我能够懂抬神舆的壮丁的心理,那么我也能够了解日本的对华行动的意思了吧。可惜我不能,我自己没有什么宗教情绪,对于这些事情简直张不开口来,别说想去啃一下了。而不懂得日本神道教信徒的精神状态便决不能明白日本的许多事情,结果我不得不绝望,声明我不能懂,上边所说的也都是废话,只余这不懂的一句声明,这一句话却是很有价值的,或者在我的《管窥》四篇这是最有价值的话亦未可知。日本常以书画美术等中国系统的文化给西洋人去看,又以机器兵械等西洋系统的文化给中国人来看,其所特有的神道教精神却并不提出来,人家并不大注意,其实这是大可表彰的,日本如要为右倾运动找一个灵魂,这就是的,亦无妨称之曰国粹。我们平日喜谈日本文化,虽然懂得少数贤哲的精神所寄,但于了解整个国民上我可以说没有多大用处,而且这种文化所表示者往往与事实现状背驰,我们即力加辨明,在常人看去难免以为终是诳语耳。日本文化可谈,而日本国民性终于是谜似的不可懂,则许多切实的问题便无可谈,文化亦只清谈而已。我既声明不懂,就此结束管窥,正是十分适宜也。

廿六年六月十六日于北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