森鸥外

高的塔耸在黄昏的天空里。

聚在塔上的乌鸦,想飞了却又停着,而且聒耳的叫着。

离开了乌鸦队,仿佛憎厌那乌鸦的举动似的,两三匹海鸥发出断续的啼声,在塔旁忽远忽近的飞舞。

乏力似的马,沉重似的拖了车,来到塔下面。有什么东西卸了下来,运进塔里去了。

一辆车才走,一辆车又来,因为运进塔里去的货色很不少。

我站在海岸上看情形。晚潮又钝又缓的,辟拍辟拍的打着海岸的石壁。从市上到塔来,从塔下到市里去的车,走过我面前。什么车上,都有一个戴着一顶帽檐弯下的,软的灰色帽的男人,坐在马夫台上,带了俯视的体势。

懒洋洋的走去的马蹄声和轧着小石子钝滞的发响的车轮声,听来很单调。

我站在海岸上,一直到这塔像是用灰色画在灰色的中间。

走进电灯照得通明的旅馆的大厅里,我看见一个穿大方纹羽纱衣裤的男人,交叉了长腿,睡觉似的躺在安乐椅上,正看着新闻。这令人以为从柳敬助的画里取下了服饰一般的男子,昨天便在这大厅上,已经见过一回的了。

“有什么有趣的事么?”我声张说

连捧着新闻的两手的位置也没有,换那长腿只是懒懒的,将眼睛只一斜。“Nothing at all!”与其说对于我的声张,倒不如说是对于新闻发了不平的口调。但不一刻便补足了话:“说是椰瓢里装着炸药的,又有了两三个了。”

“革命党罢。”

我拖过大理石桌子上的火柴来,点起烟卷,坐在椅子上。

因为暂时之前,长腿已在桌子上放下了新闻,装着无聊的脸,我便又兜搭说:

“去看了有一座古怪的塔的地方来了。”

“Malabar hill(一)罢。”

“那是甚么塔呢?”

“是沉默之塔。”

“用车子运进塔里去的,是甚么呢?”

“是死尸。”

“怎样的死尸?”

“Parsi(二)族的死尸。”

“怎的会死得这样多、莫非流行着什么霍乱吐泻之类么?”

“是杀掉的。说又杀了二三十,现载在新闻上哩。”

(注一)马剌巴冈,马剌巴是地名,在印度。

(注二)派希是一种拜火教徒。

“谁杀的呢?”

“一伙里自己杀的。”

“何以?”

“是杀掉那看危险书籍的东西。”

“怎样的书?”

“自然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书。”

“真是奇怪的配合呵。”

“自然主义的书和社会主义的书是各别的呵。”

“哦,总是不很懂,也知道书的名目么?”

“一一写着呢。”长腿拿起放在桌上的新闻来,摊开了送到我面前。

我拿了新闻看。长腿装着无聊的脸,坐在安乐椅子上。

立刻引了我眼睛的“派希族的血腥的争斗”这一个标题的记事,却还算是客观的记着的。

派希族的少壮者是学洋文的,渐渐有些能看洋书了。英文最通行。法文和德文也略懂了。在少壮者之间,发生了新文艺。这大抵是小说;这小说,从作者的嘴里,从作者的朋友的嘴里,都用了自然主义这一个名目去鼓吹。和Zola(左拉)用了Le Roman exprimental(《实验的小说》)所发表的自然主义,虽然不能说是相同,却也不能说是不相同。总而言之:是要脱去因袭,复归自然的这一种文艺上的运动。

所谓自然主义小说的内容上,惹了人眼的,是在将所有因袭,消极的否定,而积极的并没有什么建设的事。将这思想的方面,简括说来,便是怀疑即修行,虚无是成道。从这方向看出去,则凡有讲些积极的事的,便是过时的呆子,即不然,也该是说谎的东西。

其次,惹了人眼的,就在竭力描写冲动生活而尤在性欲生活的事。这倒也没有西洋近来的著作的色彩这么浓。可以说:只是将从前有些顾忌的事,不很顾忌的写了出来罢了。

自然主义的小说,就惹眼的处所而言,便是先以这两样特色现于世间;叫道:自己所说的是新思想,是现代思想,说这事的自己是新人,是现代人。

这时候,这样的小说间有禁止的了。那主意,便说是那样的消极的思想是紊乱安宁秩序的,那样的冲动生活的叙述是败坏风俗的。

恰在这时候,这地方发生了革命党的运动,便在带着椰瓢炸弹的人们里,发觉了夹着一点派希族的无政府主义者的事。于是就在这Propagande parle fait(为这事实的枢机传道所)的一伙就缚的时候,也便将凡是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之类有缘,以至似乎有缘的出版物,都归在社会主义书籍这一个符牒之下,当作紊乱安宁秩序的东西,给禁止了。

这时禁止的出版物中,夹着些小说。而这其实是用了社会主义的思想做的,和自然主义的作品全不相同。

但从这时候起,却成了小说里面含有自然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事。

这模样,扑灭自然主义的火既乘着扑灭社会主义的风,而同时自然主义这一边所禁止的出版物的范围,又逐渐扩大起来,已经不但是小说了,剧本也禁止,抒情诗也禁止,论文也禁止,俄国书的译本也禁止。

于是要在凡用文字写成的一切东西里,搜出自然主义和社会主义来。一说是文人,是文艺家,便被人看着脸想:不是一个自然主义者么,不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么?

文艺的世界成为疑惧的世界了。

这时候,派希族的或人便发明了“危验的洋书”这句话。

危险的洋书媒介了自然主义,危险的洋书媒介了社会主义。翻译的人是贩卖那照样的危险品的,创作的人是学了西洋人,制造那冒充洋华的危险品的。

紊乱那安宁秩序的思想,是危险的洋书所传的思想。败坏风俗的思想,也是危险的洋书所传的思想。

危险的洋书渡过海来,是Angra Mainyu(三)所做的事。

杀却那读洋书的东西!

(注三)拜火教里的恶神

因为这主意,派希族里便学了Pogrom(四)的样。而沉默之塔的上面。乌鸦于是乎排了筵宴了。

新闻上也登着杀掉的人的略传,谁读了什么,谁译了什么,列举着“危险的洋书”的书名。我一看这个,吃了惊了。

爱看Saint-Simon(聖西蒙)一流人的书的,或者译了Marx(马克思)的《资本论》的,便作为社会主义者论,绍介了Bakunin(巴枯宁)Kropodkin(克鲁巴金)的,便作为无政府主义者论,虽然因为看的和译的未必便遵奉那主义,所以难于立刻教人首肯,但也还不能说没有受着嫌疑的理由。

倘使译了Casanova(凯萨诺跋)Louvet de Courvay(寇韦)的书,便被说是败坏了风俗,即使那些书里面含有文明史上的价值,也还可以说未免缺一点顾忌罢。

(注四)俄国内部烟要破裂的时候,政府想出方法来,煽动国民去仇杀异民族和异教徒,以转移他们的注意,世间谓之坡格隆,po是逐渐,Gromit是破灭。

但所谓危险的洋书者,又并不是指这类东西。

在俄罗斯文学里,何以讨厌Tolstoi(托尔斯泰)的几篇文章呢,便因为无政府党用了《我的信仰》和《我的忏悔》去作主义的宣传,所以也可以说没有错。至于小说和剧本,则无论在世界上那一国里,却还没有以为格外可虑的东西。这事即以危险论了。《在战争与平和》里,说是战争得胜,并非伟大的大将和伟大的参谋所战胜,却是勇猛的兵卒给打胜的,做这种观念的基础的个人主义,也是危险的事。这样穿凿下去,便觉得老伯爵的吃素,也因为乡下得不到好牛肉;对于伯爵几十年继续下来的原始生活,也用猜疑的眼睛去看了。

Dostojevski(陀思妥夫斯奇)在《罪与罚》里,写出一个以为无益于社会的贪心的老婆子,不必给伊有钱,所以杀却了的主人公来,是不尊重所有权;也危险的。况且那人的著作,不过是羊癫病的昏话。Gorki(戈理奇)只做些羡慕放浪生活的东西,蹂躏了社会的秩序,也危险的。况且实生活上,也加在社会党里呵。Artzibashev(阿尔志跋绥夫)崇拜着个人主义的始祖Stirner(思谛纳尔),又做了许多用革命家来做主人公的小说,也危险的。况且因为肺病毁了身体连精神都异样了。

在法兰西和比利时文学里,Maupssant(莫泊桑)的著作,是正如托尔斯泰所谓以毒制毒的批评,毫没有何为而作的主意,无道德的。再没有比胡乱开枪更加危险的事。那人终于因为追蹑妄想而自杀了。Maeterlinck(梅迭林克)做了Monna Vanna一类的奸通剧,很危险呵。

意大利文学里,D′Annunzio(但农智阿)在小说或剧本上,都用了色彩浓厚的笔墨,广阔的写出性欲生活来。《死的市》里,甚至于说到兄妹间的恋爱。如果这还不危险,世间便未必有危险的东西了罢。

北欧文学里,Ibsen(易勃生)将个人主义做在著作中,甚而至于说国家是我的敌。Strindberg(斯忒林培克)曾叙述过一位伯爵家的小姐和伊的父亲的房里的小使通情,暗寓平民主义战胜贵族主义的意思。在先前,斯忒林培克屡次被人疑心他当真发了狂,现在又有些古怪起来了,都危险的。

工英国文学,只要一看称为Wilde(淮尔特)的代表著作的,Dorian Gray,便知道人类的根性多少可怕。可以说是将秘密的罪恶教人的教科书,未必再有这样危险的东西了罢。作者因为男色案件成为刑余之人,正是适如其分的事。Show(萧)同情于《恶魔的弟子》这样的废物,来当作剧本的主人公。还不危险么?而况他也做社会主义的议论哩。

在德国文学呢,Hauptmann(好普德曼)著一本《织工》,教他们袭击厂主的家去。Wedekind(惠兑庚特)著了春的觉醒将私通教给中学生了。样样都是非常之危险。

派希族的虐杀者之所以以洋书为危险者,大概便是这样的情形。

从派希族的眼睛看来,凡是在世界上的文艺,只要略有点价值的,只要并不万分平庸的,便无不是危险的东西。

这是无足怪的。

艺术的价值,是在破坏因袭这一点。在因袭的圈子里彷徨的作品,是平凡作品。用因袭的眼睛来看艺术。所有艺术便都见得危险。

艺术是从上面的思量,进到那躲在底下的冲动里去的。绘画要用没有移行的颜色,音乐要在Chromatique(音色)这一面求变化,文艺也一样,要用文章现出印象来。进到冲动生活里去,是当然的事。一进到冲动生活里,性欲的冲动便也不得不出现了。

因为艺术的性质是这样,所以称为艺术家的,尤其是称为天才的人,大抵在实世间不能营那有秩序的生活。如Goethe(瞿提),虽然小,做过一国的总理,下至Disraeli(迭式来黎)组织起内阁来,行过帝国主义的政治之类,是例外的;多数却都要发过激的言论,有不检的举动。George Sand(珊特)和Eugene Sue(修),虽然和Leroux(勒卢)合在一起,宣传过共产主义,Freiligrath. Herwegh. Gutzkow(弗赖烈克拉德,海慧克,谷珂)三个人,虽然和马克思合在一起,在社会主义的杂志上做过文章,但文艺史家并不觉得有损于作品的价值。

便是学问,也一样。

学问也破坏了因袭向前走。被一国度一时代的风尚一掣肘,学问就死了。

便在学问上,心理学也是从思量到意志,从意志到冲动、从冲动到以下的心的作用里,渐次深邃的穿掘进去。而因此使伦理生变化,使形而上学生变化。Schopenhauer(叔本华)是称为冲动哲学也可以。正如从那里出了系统家的Hartmann(哈德曼)和Wundt(鸿特)一般,也从那里出了用Aphorismen(警句)著书的Nietzsche(尼采)。是从看不出所谓发展的叔本华的彼岸哲学里,生了说超人的尼采的此岸哲学了。

所谓学者这一种东西,除了少年时代便废人似的驯良过活的哈德曼,和老在大学教授的位置上的鸿特之外,叔本华是决绝了母亲,对于政府所信任的大学教授说过坏话的东西。既不是孝子、也不是顺民;尼采是头脑有些异样的人,终于发了狂,也是明明白白的事实。

倘若以艺术为危险,便该以学问为更危险。哈德曼倾倒于Hegel(赫格尔)的极左党而且继承无政府主义的思谛纳尔的锐利的论法,著了无意识哲学的迷惘的三期。尼采说的“神死了,”只要一想思谛纳尔的“神便是鬼,”便也不能不说旧。这与超人这一个结论,也不一样的。

无论是艺术,是学问,从派希族的因袭的眼睛看来,以为危险也无足怪。为什么呢:无论那一个国度,那一个时期,走着新的路的人背后一定有反动者的一伙略覗着隙的。而且到了或一个机会,便起来加迫害。只有那口实,却因了国度和时代有变化。危险的洋书也不过一个口实罢了。

马刺巴冈的沉默之塔的上头,乌鸦的唱工在酣畅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