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两句话有道理。但神是没有的。掌握善恶报的不是冥冥中有什么神,而是活生生的人。这人是要多数的,群众,大家。大家说好的,是好人;因而有群众拥护的领袖。大家说坏的,是坏人;譬如说:“这家伙还不死啊!”那他就该离死不远了。古时候对专制独裁的暴君,有“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对常人,有成语叫“千人所指,不病而死”。

黑红点就是冀南敌占区的老百姓和八路军、抗日政府,对汉奸、伪军、帮敌人当狗腿做坏事的家伙的善恶记录。老百姓有那些坏人的名册。哪个做一件好事,就在他名字下边点一个红点;哪个做一件坏事,就在他名字下边点一个黑点。抗战胜利后算总帐(一九四二年这样提)。那时看红点多的,可以将功折罪,他还有活着做一个幸福的中国人的机会。若是黑点多,不必等抗战胜利,到一定点数,就要打死他。该打死一定打,他“皇军”老子也保不了险。(“皇军”自己谁保险呢?)因此,那名册老百姓也叫它生死簿。

本来,只要是中国人,还有良心、人心,好坏事总该是分得清的。即便不讲大道理,难道就不能问问自己?做汉奸当伪军的,自己吃要吃得饱,穿要穿得暖,可是把乡里邻居的粮食、衣服抢了,看着他们挨饿受冻。自己房子要住得讲究,住得舒服,可是把叔叔伯伯们仅有的几间草屋烧掉、捣毁,逼他们到旷野里任雨打风吹!最可恨,自己是娘养的,早晚也会娶妻生女,但是却奸淫人家的母亲、妻子、闺女!丢掉祖宗的坟茔,邻舍的孤寡老弱,任野兽一样的强盗去践踏杀戮,自己却反转去孝敬那些强盗,帮助那些强盗,啜食一点人家分赃剩下的残羹唾余!世间还有比这再下流再无耻的事么?你心上长满了油,昧了良心的汉好啊,要在睡不着觉的时候好好想想,不为自己也该为子孙留条后路!

你看,北仓庄那个六十多岁的王老汉,听了黑红点的故事到敌人的据点那里去骂他当伪军的儿子去了。那个老头子一生好强,惯常是教训别人的,自从儿子当了伪军却再也抬不起头来了。天天大门不出,出门也不敢高声言语。羞耻和忧闷绞着心,不到半年头发和胡须都全白了。那天夜里,他悄悄地跑到炮楼底下,叫着他儿子的小名,“你这个混帐东西,不孝的杀才,给我滚回家去!你当汉奸教我没法见人。‘有千年的乡里,没有百年的亲戚。’你再这样坏下去,教我们祖祖辈辈怎么做人?你若不回去,我就在炮楼底下碰死!……”

顽固的伪军,他们的家属在乡里是没有地位的,大家瞧不起,平日没人招惹,大年初一也没人拜年。对转变了的伪军却不同,他们的家属享受着像一般公民一样的待遇。年下节下有困难也设法解决,地荒了有人互助耕锄。小卫圈一个军的婆姨,年三十晚上自动跑到据点里向当伪军的丈夫劝说:“人家八路军可好来,自己吃小米,吃野菜,对抗属却送肉送面。那才真是恩人哩!这汉奸咱可别干啦!咱反回来当八路吧。”这是天良没有丧尽,不甘心当汉奸的人们的例子。正因为伪军伪官,并不都是死心塌地的汉奸,有的只是贪图小利或一时糊涂,陷入了泥坑,我们老百姓、八路军才不惜用各种方法把黑红点的道理向他们宣传,挽救他们。我们在夜里敌人不敢出来的时候,去据点碉堡跟前喊活:“今晚上我们来给你们上课啦。……”起初他们听了很恐慌,向我们放枪。但放枪我们还是喊:某某,你听着……”我们指了名喊。”我们的名字他们都知道啊!”为了好奇,他们也不得不武装着听讲。其实,对这些家伙,我们不但知道他们的名字,并且知道他们家住在哪里,父亲是谁,家有几口人,甚至他们当伪军是谁的保人,使什么枪,有几粒子弹,我们都调查得清清楚楚。我们说:“某某你太坏了!哪一天你打了谁,哪一天骂了谁,哪一天你到哪里抢了谁谁谁家里几匹布,几百斤粮食,几只鸡!……”碉堡里就往往沉静下来,有时听得到一两声嘘唏,因为说得太对了。这时我们就趁势告诉他们:“不要打骂老百姓,不要枪杀老百姓,不要糟蹋人家的妇女!你们做的坏事我们都记着的,要改,不改就搞你……”

慢慢地伪军动心了,对喊话也表示了欢迎:“来吧!靠近一点,我们不打枪。”有的还丢下烟卷来。对提出了名字的最坏的伪军他们也给以孤立:“唔,你上了生死簿了,我们再不和你在一起,背霉气!”被提了名字的就赶快表示态度:“我再不做坏事了。”“我从今后改了行不行?”─一营镇一个伪警备队长对维持会长说:“人家县政府那里,恐怕我的黑点最多了,你只在家里出主意,别人不知道,什么事都是我领头去干,抢杀掠夺,谁不晓得?一定都上在帐上了。”言下不免忐忑不安,有些埋怨。维持会长表面上安慰他:“你好,底下有人,黑点虽然多,将来带人出去反正,一下子一个大红点就把黑点都盖了。我呢?翻了老底子还不是一抹黑?……”内心里也透露了无限的懊恼和顾虑。

宣传不够,老百姓就进一步警告他们。

南宫,一个很坏的伪警察所长当了伪区长,向老百姓派款,一亩地要两元。那是正当冀南遭了严重旱灾,老百姓吃野菜树皮都没有的时候,那样的勒索,简直是要人命。老百姓气极了,一夜工夫,把伪区长住处周围,遍地插满了小旗:红的,绿的,白的,黄的,上边写了各色各样的标语:“打死XXX!”“拒绝派款!”“反对勒索!”他一出来,子弟兵民兵也四处打击他。结果他立刻派出调人,说,“两块钱不要,八路军叫咋着就咋着!”

警告再不行,就消灭他们─—黑红点是兑现的。

广宗东里集,有个伪警察所长,叫张××,土匪出身,人称“张八爷”。因为杀人不眨眼,又叫“张剥皮”,他曾三天里边杀死四十三个好百姓。这一带人都恨他入骨。我们抗日政府就贴了布告,宣布他几大罪状,把他做的坏事一股脑儿都揭露出来。明白告诉他,哪一天要打他,──这家伙住在碉堡外边,每天夜里回家睡觉,并且经常在东里集上一家小酒馆喝酒,往往喝得酩酊大醉。那天凑巧傍晚他又在那家酒馆喝酒,我们武工队就在酒馆附近埋伏了。等他酒喝得差不多的时候,酒馆掌柜仓仓皇皇地进去告诉他:“不好,八路来了!”他慌里慌张地跑出来,嚷着:“八路在哪里?”我们武工队0的一枪:“八路在这里!”他就像真的“醉”了一样,一头栽地,再也不起来了。

这个坏家伙死了,敌人又派了一个新所长来,更坏:硬要叫东里集的村长去给“张剥皮”祭灵。可是灵没祭成,他自己的灵魂却又跟着我们武工队的枪声投入地狱了。

黑红点就这样有灵验。因为他不是鬼神的指使,而是人民大众的裁判。红点,不是焚香叩头能求得来的;你要做好事:坚决抗日,爱护群众。黑点,也不是吃斋念佛能禳除得掉的;你要不做坏事:不帮助敌人,不掠夺、打骂、捕杀百姓。这样伪军伪官就不得不打打算盘,伪军伪官的家属也就不得不替他们的不肖子孙,刁夫贼父捏一把汗了!于是有伪军的妻子到碉堡去叫她的丈夫的事,有伪军的母亲到据点去哭她的儿子的事。景镇伪警备队的刘中队长也当众宣誓说:“别骂我,我也是想抗日。八路军要来打鬼子,我保证一枪不放:要是我放枪,我姓刘的不是俺爹揍的!”李家屯炮楼里的伪中队长,听说老百姓提出来要搞他,他赶紧声明:“往后不再做坏事就是!实在我也很难,譬如××村的村长是暗八路(共产党),难道我不知道?他来了我也没把他怎样。……”有的更具体地提出保证条件:一、到拔碉堡的时机来了,不用拔我就带弟兄们投降;二、抗日人员可以随便过路,我们看见也装没看见。……慢慢有了“伪属协约书”。只要伪军父兄能确保他的子弟不烧不杀,不抢不捉,和我们打仗枪口向上,那么老百姓就确保他家的生命财产安全,和其他抗日居民一样,为了郑重,这“协约书”特别由抗日县政府盖印保证。老百姓和抗日政府又给做好事多的伪军发“回心抗战证”,凡带证的回家或被俘都一律不杀。但是发了证后再做坏事,就宣布无效,也并不迁就。

这样一来,坏人们神魂不安了。

枣强,一个维持会长,有一次卷了大批赃款回家,听了全家老少讲说黑红点的故事,夜里就做了一个恶梦:坏人榜上,自己名下密密匝匝地全是黑点;他不觉大吃一惊,吓了一身冷汗。第二天醒来,他就向敌人提出辞职了,事后回答别人问他的辞职理由,他说:“合不着提溜着个脑袋过日子!”

当敌人挖界沟的时候,衡水、武邑边境上挖的最快,因为那一带伪军督促最紧,打骂也最凶的缘故。每晚我们去据点附近破路,伪军总是彻夜打枪,有时破路群众就受到伤亡。这一天夜里。我们子弟兵把据点包围了,进行喊话,把每个班长以上的伪军,指名叫着把生死簿里的记载念给他们听,并且加了详细的解释说明,那天他们就非常老实,一枪没打,我们带去的群众好好地把刚修的公路破坏了一夜。第二天,听说伪据点里一个司务长,自己觉得做的坏事太多了:打人,诈钱,抢东西,很怕老百姓不会饶他,从此郁闷成疾,不到半月就死了。

这样,黑红点的故事传开会,伪军便争着向老百姓解释:那件事不是他做的,是谁谁做的;纷纷托人打听自己黑点的数目,找适当的机会做些好事,来挽救弥补。阜县X村就发生了这样一件事。

炸弹厂里三十多个工人正在积极工作着,忽然村长急急忙忙地走进来说:“有五匹马来到大街上,问炸弹厂在哪里,教快说出来,不然就坏了:鬼子在后边快到了,是专来找炸弹厂的,说了他们想办法掩护,不然……”厂长听了。想一定是有汉奸报告了。鬼子已来到村边,想办法已来不及了。伪军又紧跟在村长后边,确实已发现了工厂,就叫村长向伪军说了实话。那五个伪军急忙唤工人换了衣裳,叫人把造炸弹的东西埋起来,把炸弹厂最小的房子烧了,压在上面,又点起了几处老百姓矮小的草房。“这就不碍事了,”五个伪军很放心地说,“只要鬼子查不出造炸弹的家具,我们就有办法应付。”

这时鬼子进村了。到处找炸弹厂,可是村子找遍了也找不到。最后集合起老百姓来打着逼着问,也没有一个人说出;伪军在旁支吾了一番,鬼子就走了。

走了约摸一袋姻的工夫,西匹马又得得地飞跑回来,碰见村长就喘着粗气说:“你告诉县政府,这件事情可是件好事情啊!请县政府给我们画个红点─一我叫银得胜。”

说完又掉转马头飞快地跑了。

…………

告诉那些替敌人说话、谷敌人跑腿、谷敌人做事的人吧:

“不要做坏事啊!你的名下会多一个黑点呢。”

老百姓的评判,是最后的最合理的评判。

一九四四年十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