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只有利害,没有是非。因为自己没有是非,便以为世界就没有真是非。他们看见了一篇议论,不问话说的对不对,只问这话有什么作用。他们听到了几句批评,不问指摘得确切不确切,只问后面有什么动机。所以你指出一个人的翻译的错误,那么你不是为了“三角恋爱”,便是为了“抢做教务长”,你代被群众专制所压迫者,说了几句公平话,那么你不是与那人有“密切的关系”,便是吃了他或她的酒饭。在这样的社会里,一个报不顾利害的专论是非,自然免不了诽谤丛生,谣诼蜂起。

庄生说“德厚信,未达人气,名闻不争,未达人心,而强以仁义绳墨之言,术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恶有其美也。”我们也有应当自省的地方。

可是,高风亮节如吴稚晖先生尚且有章炳麟诬蔑他报密清廷,其他不如吴先生的人,污辱之来,当然更不能免。何况造谣者的卑鄙龌龊更远过于章炳麟,因为章氏还敢负造谣之责,他们只能在黑暗中施些鬼蜮伎俩,顶多匿名的在报上放一两枝冷箭。

吴先生说,“一个人的人格经不起几个人的诽谤,也就可以收场了。”这句话是至理名言,我们敢不自勉。我们的言论,无论是是非非,还是依了良心的主张,断不因为怕谣诼而畏首畏尾。至于我们的朋友,如果有人相信我们的主张是能受金钱权势所移的,就可不必认我们为朋友,如果有人面作不信而暗中模糊影响,作莫须有的攻击的,我们也不愿有那样的人做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