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献给为自由解放事业战死的同学。

黄德美和同志巩克有、王洪钧。

龙潭的情况不明,而攻陷秣陵关的敌人,全力攻击牛首山和雨花台。

敌人从安德门、花神庙向雨花台进攻。那里,所有的桥梁和道路完全破坏了,只能绕走小路,而敌人是不知道小路的。

农民们富于保守倾向,是植物性的。也许是眷恋祖先的土地,他们仍旧住在南京郊外,仍旧住在那一片砂色的绵亘不尽的丘陵上。枪炮声使他们深深的愁坐在狭隘而有泥土气息的卧室里,把污黑的板门关起来,在里面拄撑着一根细长的木头或者一张缺少一只脚的板凳之类。在他们的耳朵习惯了枪炮声以后,又开门出来,成群立在屋檐下向城里观望,向粗大的黑烟发出惊叹,那些黑烟正升腾直上,和一片浮云接合起来;或者蹲在落尽了黄叶的树下,一只手掌架在有深刻年纹的额上,皱着眼皮向天空看。一些飞机蜻蜓似地飞过,向东以后又折向北,忽然有黑色的点子纷纷投下,城里又起了一阵爆响,一团团的爆烟疯狂的回旋,腾挪。

“日本人真作孽呀……”老年人把烟管上的玉石烟嘴吐出来,向城里指指,忧郁而感叹的喃喃说着,以后又张开湿润的大嘴唇,含住烟嘴子,吐出长叹一样的灰白色烟。

年轻人却说着不同的话:“你妈,横竖活不下去,我也当兵去!”

突然,投过弹的敌机向这边的村落飞来,农民们连忙溃散,各人向各自的家奔跑。一个老妇人慌张地把那破了一块的木门关上,把她的五岁的小孙子关在门外,那小孩张着口哭叫起来,用小脚野蛮的踢着木门。他的祖母急忙半开了门,恨恨地把他拉了进去,又疾速把门关住,像被手指触了一下的蛤蜊。

农民们这几天的生活就是这样惊扰不定。

光华门、孝卫街一带,枪炮声紧一阵松一阵。农民们围聚着,就像白羽母鸡率领着儿女们在啄吃蚱蜢一样。邻居已经搬走了一些,剩下来的便互相信赖,更亲密了,他们没有什么新奇的消息,也没有什么主张和出路,相见时总是说同样的话,或者索性沉默无言,老年人吸烟,年轻人抱住膝头。坐在地上看蚂蚁在树根上爬行。

他们忽然发现了一些陌生的脸相,一个长黄脸的,几个矮矮的,有的穿半旧的蓝短衫,有的穿芝麻布的棉长袍。这种衣服是碍眼的,不合身的,不是过紧就是又宽又长。农民们并不注意这些人,更不干涉他们,让他们逗留在附近,让他们靠着墙壁坐下来,或者交抱着两只手立在青翠欲滴的莱田里。

这些人突然惊恐的呼叫起来:

“日本兵来了!啊!日本兵来了!……”他们的声音是异常生硬的。

于是,农民们骚动起来,小孩子哭叫起来,老妇人的瘦手在暗中发颤,黄狗昂着头向道路狂吠,鸡飞起来又落在地上“刮刮呱,刮刮呱”的不住啼叫。农民们有的连忙回到屋里,抱了一些衣服棉被之类,有的什么也不要,两只手空着,男人和女人,老头和小孩,纷乱的向城里跑,口中也“日本兵来了!日本兵来了!”的高叫着。一个老人跑了几十步又赖在地上,他的儿子要拉他起来,焦灼的向远处的树木张望,但是他只是摇着头,用喘息的声音喟叹。一个小孩子跌倒在路上,给后面的人在腿上踩了一脚,抹着眼泪在号啕。一个少年人手里的东西落在地上,第一次捡了起来,第二次只看了一眼,不要了。

农民们走的是小路,他们对当地的道路十分熟悉。他们绕越雨花台,到了城下。城上的守兵向城下呼喝,举起枪来做出要射击的样子,问他们敌人在哪里。可是,他们并不知道。真的,敌人在哪里呢?他们变得更加狼狈,口中含着苦笑,有的不好意思的笑出声来,露着黄黑的牙齿,有的又往回走。

城上的守兵朗朗的大笑起来。一个河南口音的向他们吐了一口唾沫,带笑带骂的说道:“你娘!哪里有敌人?敌人来了,我杀了他喂狗,我杀鸡请客。”

农民们走了回去,怨骂着那些起头叫嚷的人。但他们并不知道,刚才来的穿着奇怪服装的五十几个人,是敌人的便衣队。农民们给他们解决了一个难题,给他们带了路。

雨花台是城南的支撑点。它是一片丘陵,隆然耸立,在冬天的萧条里俯瞰着中华门。在平日,它是名胜之地,人站在小亭里凭眺西枣茄色的烟霭,或者默坐在古庙中吃茶,在春风满天的时节,常常有人在这里放风筝。满脸胡子的国府秘书长,打倦了太极拳和唱腻了“司马懿”之后,忽然提倡赶马车,忽然提倡放风筝,于是,蜈蚣、凤凰、美人等各种纸鹤飞满了春天的天空。专给死人做纸衣服、纸轿子的纸扎店,一下子也生意兴隆起来,老板天天吃鸡吃得鼻尖光光的。满城人的狂热,报纸上又增加了漫画,使这个雨花台更增妩媚和神秘。雨花台虽然高耸于地平线上,但在远古时代,却仿佛是河底,地层里全是五彩的雨花石子,挖掘了几百年,蕴藏还是这样丰富。这种石子和燕卵一样大,圆圆的,腻滑得像凝脂。许多人倚赖它过日子,卖给游雨花台的旅客,或者陈列在夫子庙前的地摊上,用一只古碗装贮着清水沉浸着,显示出各种颜色和花纹,用各种诗意的名字命名,标着价格,从两角钱一袋起到几十元一枚。这种石子,作为玩赏是很有意思的,但对于军队来说,却是捣乱分子,因为做工事的时候圆锹和十字镐挖不下去,筑成的工事又十分脆弱,经不起炮击。

雨花台和中华门的守军是以守闸北面出名的那个师。但是,在闸北撤退以后,经过苏州河、清阳港诸役,这个师的素质有了重大的改变,战斗力也有很大不同,历次补充的新兵使它充满了“老百姓”。

在闸北时,巩克有是上等兵,代理副班长;段清生也是上等兵,轻机关枪手;王洪钧是一等兵。现在,巩克有已经升做中士班长;段清生升做下士,仍旧和他的轻机关枪在一处,兼当副班长;王洪钧也升了级。他们都是志愿兵,在军队里混得太久了。段清生一脸麻子,爱笑,笑声壮大而放纵,在四川老家当过“棒佬儿”,那时候他才十五、六岁。巩克有爱说话,他的话像溪水,不断的从口中流出来,繁琐的安徽口音使寂寞的人欢喜而使沉静的人厌烦,但是他还是说他的,不管别人是欢喜还是厌烦。他说话用低弱的鼻音,爱和人吵架拌嘴,但在别人认真起来的时候,他又往往一下子无邪的笑出来。他爱吃零食,抽烟,有一次在哨位上吸纸烟,被敌人打了两枪。一班人,只有三个老兵,其他都是刚征来的新弟兄。

这些新弟兄使这三个人头痛。他们是农民,惯用锄头、铁耙之类的简单工具。比锄头复杂得多的步枪握在手上,就没有一点办法:装子弹分解动作不知道是七动还是七十动;瞄准时左眼闭不拢,要人用手指按住,手指一离开就弹簧一样立刻张开;投掷手榴弹时,往往没有拉火绳就掷了出去,甚至连保险盖都没有打开。总之,没有训练。在新兵教育训练的三个月期间,他们虽然每天比乌鸦还起得早,比农民睡得迟,虽然他们脊背上不断地遭到拳头和皮带的抽打,操练过“稍息”、“立正”,高喊过“一!二!三!——四!……”但是,他们仅仅完成了操场教练,没有射击教练,没有战斗教练,也没有土工作业。他们的操场教练也是可笑的,明明是向左转的口令,却有三个向右转,两个向后转,正步走像一群鸭子,有的出左脚,有的出右脚,有的像踢皮球,有的膝头始终弯曲着;最笨的,教练要用一根皮带拉住他的脚,要他记住一是左、二是右,但到解下皮带来,他的脚又无所谓左右之分了。这样训练出来的兵有什么用?还不是当炮灰。并且,后政又给地方上的蛀虫们弄坏了,没有宣传,没有对被征人家属的优待和慰问,只有敲诈和恫吓。只有穷人被征兵,哪怕你是独子或者有隐疾。这样,这些新弟兄不但不会打仗,而且常常找机会开小差。

太阳升起了,天气渐渐暖和。一群敌机飞过以后,巩克有和王洪钧从地洞里钻出头来,向天空望望。天空,波状的云层那样薄,三队九架编队的飞机,将移动的黑影衬在蓝天上。巩克有没有看明白,问道:

“乖乖!——我们的么?”

王洪钧沉下脸回答:

“我们的?——蛋是我们的!鸡是日本的!”

他们笑了起来。和日本人已经打了一百多天,他们已经把战争当作生活和游戏了,根本没有什么恐怖和惊慌,这样的飞机编队群,在他们看来,和小孩子眼中雨后河岸上的黄蜻蜓一样。而那些新兵,不是刺猬一样蜷缩在壕沟里,就是看庙会一样暴露在阵地上。

“有什么办法呢,这叫做‘尼姑养子牙,没有也出芽’。”

“我看不是没有办法。交给我训练他们三个月看看!保证‘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不是吹牛皮。”

前面忽然射击起来。

段清生抱着一挺捷克式轻机关枪从掩蔽部跑出来。一看,敌人那样多,那样近。他连忙把枪架好,把绿色的枪衣掷在脚边,打开了保险机。他从子弹袋里抽出一个子弹匣来,用右手拿着,伸出一个手指把防尘盖向前推开,再抬起头一看,却哑然失笑,又把子弹匣松弛的放下来。原来那样多的人都是中国兵,是新兵,他们潮水—样向后面退,跌跌爬爬,有的把枪抛在路上,有的让后面的人从腿上,肩上踏过。他们那样密集着,七,八十人一齐跑到前面一道土堤上。敌人在哪里呢?只有一挺机关枪的射击声,和冷落的步枪声。一会,他终于又发现敌人了,约有十二,三人,追在中国兵背后,射击着,一枪贯穿了三个中国兵的背脊。段清生立刻又装起了子弹来。当他瞄准的时候,又为难了,那些新兵挡住了他,如果射击,就得先打死自己的人。他叫起来:

“散开!散开呀!你妈啦,散开呀!——”

巩克有和王洪钧也吼叫着:

“你们跑鬼吗!你们怕鬼吗!……”

“回过去打敌人呀!”

如果新兵真的回过去,敌人一下子就可以被消灭的。

但是这些溃乱的新兵并投有回过去,也不知道疏散,死的和伤的躺在路上,活的仍旧沿着土堤向后跑,把敌人引了过来,像一枚针引着一根线。

巩克有向天放了一枪。

这些新兵却不怕自己人的枪,或者根本没有听见他的枪声,仍旧向阵地跑来,像一群任性的牛。只有五、六十公尺的距离了,假若再不阻止,阵地就被这些新兵自己突破。

而不消灭这些敌人,新兵的死伤不会停止。

段清生扣引了扳机:

“卡,卡!卡……卡,卡,卡……”

十几个新兵给打死在前面。于是,他们像给旋风吹了一下的尘土,向四面散开,或卧伏在地上,立刻把正面让了出来。

“卡,卡,卡……卡,卡,卡……”

“拍!——”

“拍啦!——”

“十二、三个敌人全被打死在土堤上,在日光下躺着血污的身体、破碎的日本旗和曾经吃过中国人血的机关枪和步枪。”

金陵兵工厂早已搬空了。它厂房坚固,是用钢骨水泥做成的。一个追击炮连在这里防守,有四门八二追击炮。连长黄德美,是到南京以后才升攉的,在防守闸北的时候,他只是一个少尉排长。他是福建籍的华侨,生长在棕榈树林的爪畦南部海滨。他热情,尤其是对于祖国,他爱得执拗。他精通英国,荷兰、马来亚的文字,也略懂一点法文,普通话说得很流利,福建话说起来像燕子。他的签字是ODB三个字母连写,这是他姓名的缩写,是照福建话发音拼的。他不多说话,爱沉默,爱幻想,沉思的两眼老是向远处凝望;在凝望里他回到了南方:看见了升起于帆影、棕榈树叶中的猎户星座,看见了秋葵,也看见了玉宝,看见了各种图案的纱笼,看见了海岸和白云,看见了印度人头上顶着什么东西,看见了为神话的雾所笼罩着的覆舟山,看见了假寐的鳄鱼把头露在涟漪的绿水上,张着大而红的口捕吃飞集的苍蝇。他是被“一·二八”的炮声召回的,考入了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分配在这个师作见习,从一九三六年八月直到今天。他有自己的“五年计划”,为了对祖国的热爱,要一步一步的,一个一个的把五个弟弟移植到祖国来,要他们成为真正的中国人,为中国生,在中国死。大弟弟黄德禧已经考入航校,二弟弟到了新加坡,其余的三个还在明月和棕榈树叶影间的故巢里。他爱祖国是没有条件的,完全是狂热,近于恋爱、轻信和纯真。因为,在远离祖国的地方,弱小民族的命运直接激荡着他的生活,父亲所经营的棕榄油工厂从全盛到破产,那是南太平洋华侨最有代表性的遭遇。最初,他在自己的岛屿上梦一样的翘望着,隔着海雾和黄浊的风浪,祖国的脸相只是遥远大陆的一种缥缈的投影。以后,他投入祖先的发祥地,不等到寻根究底,甚至连眼,鼻也没有看清楚,就欢欢喜喜的穿起军衣,把自己和多角形的现实分开。为了祖国,他每天有两套衬衣给热汗染黄,染黑。他和士兵在一起,打野外的时候和士兵一样在泥土上匍匐。他把祖国当作一首诗,当作一支歌,写信给玉宝的时候,每一个字都竭力雕琢刻画,不是死的文字,而是一种力量,使人红了脸的欢喜,使人闭着眼让月光空照在脸上的怀想。在从芜湖向南京开拔的时候,他们乘坐的是无篷的“铁皮”,车里充满震荡和喧嚣。但是在他的信里,却把“铁皮”喻作摇篮,把震荡喻作可爱的推荡,把喧嚣喻作睡眠的歌句,“美!美!到中国去啊!……”

“八·一三”战事发动,他像含苞的花怒放在春风里,象青翠的禾苗茁壮在春天的雨后。生命洋溢,神采焕发,遥远的希望一下向自己飘落。他第一次举起枪,欢喜使他糊涂,兴奋使他叹气,象在月夜的神秘的棕榈林深处和秋葵的第一次拥抱。他第一次以血肉作誓为祖国的命运战斗。他第一次向敌人射击,昂然抬起年轻的头,把屈辱撕成片片,把镣铐折成段段。比蜜蜂更勤劳,比狮子更勇猛,比常绿乔木更坚贞,他在炮火和艰难里使闸北屹立如巨人。

但是,从大场被敌人突破的那一天起,一切完全不同了。昆山一役,中国军队像决堤的洪水,不停的溃退,他愤怒而又绝望了。他用手抓着头上几个月没有梳理的、芦苇一样的乱发,仿佛这头发就是他的仇恨,他要一下把它们拔下来。他温和的声音因为不断咆哮而变得嘶哑了,他的嘴唇出血,结成紫疤;他的眼窝深陷下去,脾气暴躁起来。一支女用的有螺钿光泽盼钢笔,是秋葵的赠物,每当拿起它的时候,口中总像刚咬了一口苹果,醇厚的香甜里有一点清幽的酸涩。但是这次,他却因为写错一个没有关系的字把它重重地戳入坚硬的桌面去,把笔头弄坏,像卓别林的腿,把笔管弄破,染了满手的墨水。这笔,现在用纸包着,和他的枪一起,亲切的带在身上。他开始幻灭。“一·二八”暗淡的脸色噩梦一样搅扰着他。他要反攻,但却像狂风里的树枝,无法逆转,反而给压迫到另一个方向。而那远远的希望,有时又热烈的回到他心上,他想振作自己,——也想振作别人,他的同事,他的士兵。他已经嘶哑的声音更嘶哑,信徒一样说着大言壮语。这些大言壮语不知道是什么地方来的,仿佛突然涌出的喷泉,他自己也常常为它的力量所震撼。但说过以后,又常常感觉空虚,非常的空虚。

有一天,他们的军队走到一个村落。脚上的泥泞胶结起来,他坐在一个稻草墩上脱下鞋子。天还没有晴,低凝的浊雾像飞灰。飞机往复在低空飞,发动机发出连续不断的摇曳不定的苦闷的声音。路上人叫马嘶,还有机关枪扫射的声音。这种情形,他们已经遭遇了多次,习惯了。人在极度疲劳的时候,所要的只是休息,连生命的危险都不计较了。他也一样,把背脊靠在稻草墩上,两臂交抱着,眼茫然的向前望。前面是低矮的屋檐,有麻雀在叫。他并没有看见什么,也不打算看见什么。但为了看一看天到底有放晴的意思没有,他终于厌倦的歪着头瞟起跟来。天色仍旧是污布一样,檐前一个蜘蛛网,晶莹地散缀着几粒水珠,一个蜘蛛在上面爬,晶莹的水珠微微颤动。这蜘蛛像在寻觅什么察看什么,又像要整理它的网,纤细的脚攀援着,黑色的大肚子使它的动作显得笨拙,终于一粒水珠被它的脚拨落了。他忽然身体一震,记起一个故事来:一个战败的国王逃到森林里,丧失了雄大的元气,就是看见这样一个蜘蛛,然后收拾残部,把战争坚持下去的。他跳了起来,发觉鞋子没有穿在脚上,而脚又踏到污黑的泥浆里。他吹了集合哨子,那些正东倒西歪地坐着或者睡着士兵们,一下子零零落落的向他拢来,手脚疲倦的挪动着,仿佛害了软骨病。他向他们演说,嘶哑的声音使他窒息。他挥舞着手,做着各种手势:一下树枝似的伸向天,一下祈祷一样合抱在胸前,一下像抛弃什么那样向地面投去,一下举起拳头摇撼着像要打人。他用这些手势帮助自己说话,加强语调,解释一切。他说了那个蜘蛛的故事,说了南洋群岛华侨的热望和生活,说了“一·二八”在政治上失败以后中国的情形。末了,他力竭声嘶的摇着头,两只手一下伸出,又猛地收回,一次又一次的叫道,“我们宁愿把中国喂狗,也不能亡给日本人!我们活一天,就要打—天!打下去!打到不是日本死,就是中国活!在上海我们打了七、八十天,我们没有败;我们退了下来,我们才弄到今天这个样子的。要不败就得打,要死就退!那个国王,他坚持打下去,他说:‘我难道不如一个蜘蛛吗!’我们,难道也不如一个蜘蛛吗?我们一样要打下去!我们再不能像这个样子,这样萎靡不振!我们不要怕,不要灰心,我们要胜,我们要活,我们就要和那个国王一样,再打!打下去!我们要打下去!——”最后几句,和呼号一样,士兵也在下面高呼起来。从这天起,他又奋发起来,今天在南京的战火里,他又是那样强硬而坚决,比蜜蜂更勤劳,比狮子更勇猛,比常绿乔木更坚贞。

四门追击炮不断地向敌人轰击;敌人也不断的向金陵兵工厂攻击。从上午到下午三点钟,炮被损坏了一门,人也陆续死伤,两个排长受伤下去了。

前面的队伍退下来。黄德美连的士兵有些动摇起来,压低了声音愁苦的互相低语,但是,当他们看见连长还沉静的在阵地上,还那样泰然自若,大家也就有所倚赖的安定下来。

其实,今天黄德美的心是焦灼的:前面的枪声愈来愈近,炮弹不断地打在作为阵地的厂房上,中国军队零零落落的向后撤退。联络断绝,情况不明,派了一个传令兵出去也没有消息。他知道,在这样的时候,一个主官的行动仿佛是一个球体的重心,略一移动就要引起稳定状态的破坏,无法恢复平衡。他故意这里走走,那里逛逛,使每一个士兵都能看见他。

又有一队队形散乱的中国兵从前面退下来,有的将枪像扁担一样横在背上,有的把步枪作手杖用。忽然一个人在叫他:

“黄排长!——”

那是一个中士,隔着破墙和木头,沙包做成的工事向他举着一只手。

“嘿,刘广恒!”黄德美欢喜的叫了起来。一句“怎么你们也退下来了”的话刚涌到口边,他又警觉的把它咽了下去,改成:“怎么——你们打死了好多敌人?”

“不少!——”刘广恒注视着他的左胸。“高升连长啦!几时要吃酒。人妈的!可不是今天这个仗,——”刘广恒忽然顿住了,摇了摇手,问道:“共排长!你怎么不退呢,大家都退下来了。”

“还没有命令呀。”他狼狈起来。他不愿意说这样的话,勉强地在口边发出一个微笑。

“哪还有命令哪!”

“当然,一个军人,怎么能够不听命令呢。没有命令,我还守在这里,我还有三门炮,有许多炮弹呢。国家把金陵兵工厂交给我,我也要把金陵兵工厂交给它才是道理。”他又微笑了一下,偏过半个脸去看,他的士兵都在听他们说话,一个二等兵正用右手把炮弹金翅的弹尾部插入炮口,倾侧着半个身体。“我不退,我不能够擅自撤退。”一个炮弹轰的一声射了出去,白烟涌出炮口,炮声掩盖了他的嘶哑的言语。

“黄排长!再会!——唉!声音也哑啦。”

他们仍旧不断地向敌人射击。黄德美自己指挥发炮,甚至自己瞄准,自己装火药包。敌人的攻击更猛烈、更迫近,炮又损坏了一门。

他仍然没有接到撤退的命令。

直到被敌人包围起来,掷弹筒和狙击手开始攻击他们,他们还在战斗,没有离开金陵兵工厂一步。

段清生腿上被打了一枪,下去了。巩克有和王洪钧两个人支撑着残局。

“你瞄那个,你瞄那个呀,那个独立树的右面,你看峨,你瞄呀!——”巩克有在散兵壕里跑来跑去;给这个士兵指示瞄准点,给那个士兵说明目标,甚至给他们比样子:怎样据枪,怎样吸气吐气;怎样握枪把,怎样扣引扳机。“慢慢的,不要慌,不要一见敌人就随便放。敌人快还是子弹快对准,慢慢的,——”正说着,一个手指又圆又粗像个胡萝卜的士兵放了一枪,扣引扳机仍旧不得要领;“看我!——”他命令着,自己据枪、瞄准击发,脸气红了。

王洪钧把段清生的捷克式轻机关枪接过手,射击着。对于他们,虽然新兵有些生涩和畏缩,但是没有不信任、不服从的。在战场上,吃饭是一个大问题,他们总是给新兵们的肚子想办法;饭来了总是先让新兵们,自己吃剩的。新兵们睡觉,他们轮流巡察,帮助盖好军毯绒腋。有艰难繁重的工作;他们总是自己先做。新兵们动作有错误;他们是要咆哮的,但那是严厉,并不是使人痛苦的苛酷,咆哮过后,又是亲切的谈笑。

一班只有两个老兵和十一个新兵,坚守着阵地。阵地被炮火的狂风暴雨可怕的吹洒着。

巩克有跑来跑去,他的心却是空虚的,他没有什么把握。假如一班人都是老兵,那就好办了,在这样的时候他们一定挺着刺刀冲杀出去,把敌人逼回去。而现在,差不多全是新兵,那还有什么办法?只有等敌人到阵地里来再说了。

王洪钧射击着,向高地下面,向那一条蛇一样蜿蜒在深草里的道路,向那些隆起的坟墓和灌木,向那奔跑着向自己阵地此起彼伏地涌来的敌人。

终于,敌人从阵地的凸出部冲了进来,呼叫着,像冬夜门外吹来的狂风。

几个新兵在壕沟里向后跑;但他们一看见巩克有挺着枪向敌人迎上去,犹豫了一下,也就跟着向敌人冲去,团结在巩克有的周围。

一个敌人击落了一个新兵手里的枪,那个新兵投出手榴弹,自己连同敌人炸在弹烟里。

王洪钧开始有点不安,因为敌人是在自己装弹的时候冲入阵地来的,而被敌人突破的地方又正在自己轻机关枪阵地附近。他并不撤退,也不换阵地;装好了子弹以后,仍旧向前射击,不理会那些已经冲到背脊后面的敌人。一群敌兵以为突破孔是安全的,缓慢而密集的走在斜坡上,有几个甚至疲倦的提着枪边走边说话。王洪钧突然射击起来,二十五发子弹打死了十九个敌人,他们狼狈得连卧倒都来不及就死在伙伴的背脊上。

那个新兵的行动激动着巩克有。这时敌人已经重重叠叠的包围过来,从后面刺来了一把刺刀。他也拉下手榴弹的拉火绳。所有的新兵都把手榴弹的拉火绳拉下来,有的投出去,有的拿在手里,象提着一个酱油瓶子。这使靠近的敌人恐慌了,他们没有想到中国兵有这种笨拙而恶毒的打法,慌乱地后退,骂叫着,诅咒着。但是,手榴弹迅速爆发了,一个接一个的怒吼,阵地上一片弹烟,炸得敌人血肉横飞,屠杀者被屠杀了。

巩克有的肚子、腰上都中了破片,倒在血泊里。

十二月十一日,敌人攻占了雨花台,钳制了中华门,从花台和牛首山向下关攻击。

一九三九,一O,八。

西安,北城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