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山诺波利斯的太太不肯陪她丈夫一起来,”艾玛·艾玛说,“她认为他简直疯了。不能怪她,像她那个年龄的女人,有了一切安全感,习惯了别墅、仆人、安适的生活,当然不肯放弃一切,到一个荒岛上过原始的日子。还有,柯蒂莉亚·卡斯提利欧尼伯爵夫人也要来,她比她年轻多了,具有她丈夫非常欣赏的才智,不仅分享了他对马特尔及希腊古物的爱好,而且满腔热情。伯爵夫人是虔诚的天主教徒,就是这样,唐那提罗神父才参加的。阿山诺波利斯一向不喜欢神父,他是个不可知论者。不过,伯爵夫人说,她的仟悔神父一定要同行,否则她就不走,他只好让步。他想,女人大概需要宗教吧。不过伯爵夫人坦白告诉他,生命中有一些真理,只有女人敏锐的心灵才能感受,他虽拥有一切男性的智慧,却天生感受不到。他就是没有触角,没有触角来感受。阿山诺波利斯听她说这些话,便喜欢她。因为她说的话都很费解,正因为费解,使她显得难以捉摸,非常神秘,因此就更迷人了。”

“三次大战前一年的八月十五日,我们从皮拉斯港出发,”艾玛·艾玛说下去,“这时候,船上大部分人都以为我们要到某一个岛上去寻宝,我们一路上,一个名叫特拉西马丘斯的旅客使这谣言更形象活跃。劳思对这个谣言泼冷水,并且告诉大家,金子要靠大家额上的汗珠、大家辛勤的工作,在羊群、作物和果园中寻找。他向他们提出辛勤工作,低税率,好天气和和平的保证这已经够公平了。我们五六个人在那儿,都是阿山诺波利斯的密友——包括劳思,科学家阿提模斯博士、卡德莫医生、伯爵夫人、阿山诺波利斯一位特殊的朋友安德瑞夫·索马瓦未屈王子,还有他的小女儿奥兰莎。他们认为我懂一点南太平洋的语言、法律和风俗,也许可以派上用场。我们绕过直布罗陀海峡,穿过巴拿马运河——一年后毁于第三次世界大战——向千里达开去,沿着南美的海岸前进。”

“航程一直很顺利、很愉快,没有阴雨。我们是在千里达停船补充用水和食物,只有一个人中途下船。一位年轻的工匠听说我们要到不知名的小岛永远不再回来,他吓坏了;跑到岸上一去不返。船上的生活很惬意,和普通出游没有两样,有牌局、甲板运动、鸡尾酒会、好酒,晚上还有音乐。迦里是阿山诺波利斯亲自选的最佳提琴手。有时候,我们假想自己正在太平洋旅行,永远找不到小岛,或者阿山诺波利斯会改变主意,我们一年以后就回来。下甲板也逸趣横生,农夫和渔人拿出他们的提琴,有人弹吉他,男男女女在月光甲板上跳舞,音乐和笑声夹着牛羊的鸣叫——真像一个快乐的大家庭。除了到处有山羊味,事事都如意。我们很幸运,那时正是八月底,不过大海日间是一片白浪,晚上却是晶莹的靛青色,随着船身的前进而发出磷光。”

“我们到了秘鲁沿岸,才发现船上有一个希腊正教的神父,是以牧羊人的身份偷偷跟来的,那就是亚里士多提玛。阿山诺波利斯反教会的态度早已远近闻名。有些神父登记要参加这次远征,照顾移民心灵上的福祉,他一概拒绝了。而且,一个神父也够了。不过,希腊农夫都是正教教徒;当他们一想到自己的孩子没有人施洗,就大感震惊。当时亚里士多提玛是一个年轻教长,派驻在奥林帕斯山附近,农夫们秘密商量要他以牧羊人的身份登记。他是一个正规的正教神父,当时他的想法还没有受劳思的影响。”

“我们在秘鲁海岸遭到了暴风雨。船身在暴雨和波涛中颠簸了两天。每当船尾被抛上天际,整条船就抖动、割裂。发出不祥的声音。简直像一只风信鸡,在黑暗的海中被魔鬼踢来踢去。暴风雨平息后,船身极有韵律地在余波中慢慢摇晃。不少没出过海的农夫都病倒了。第三天,有一位老牧羊人不幸逝世。他们去报告卡德莫医生。太阳出来了,船只那狂怒的颠簸也停止了。大家去请唐那提罗神父,他手拿祈祷书下去,准备替死者祈福,才让大家举行海葬。亚里士多提玛却站在那儿,头戴黑帽,身穿整套教士袍,也拿着羊皮的祈祷书。他们四目交投。意大利神父把偷渡的高个子神父从头到脚打量了一遍,惊奇得愣住了。伯爵夫人告诉他,他是唯一获准上船的神父,是这群小羊唯一的牧者,哪里跑来这个不速之客,这个披着羊皮的野狼?亚里士多提玛个子很高,不戴帽子也有六尺二寸。唐那提罗神父讨厌高个子,因为他要仰头才能和他们说话。他喜欢俯视农妇和小孩,拍拍他们的肩膀——这个姿势比较适合神父的身份。不过,他们握了握手。唐那提罗神父天生坦率、温和、友善,具有开朗的笑容;假若他当时牙齿比平常露得多一点,在那种情况下,也很正常嘛!”

“咦,尸体呢?”他挺了挺身子说。

“在那边,”高个子神父答道,“实在很难为情,不过他家人希望我为他执行最后仪式。我名叫亚里士多提玛,是奥林帕斯山区的教长。”

唐那提罗神父暗自高兴,这位陌生、秘密的教士声音很小,甚至有点自贬身价的意味。他知道自己有一副男中音好嗓子,在米兰大教堂中能发挥高贵的特质,深入圆顶的每一寸隙缝中,使石头震动,发出清晰、脱俗的回响,以追随上帝的荣光。

阿山诺波利斯来到了现场,奥林匹亚村民都要求他让他们自己的神父来执行教仪,说这是死者的愿望,这一段纠纷终于平息下来。其实亚里士多提玛神父在死者断气前,早已行过涂油礼。阿山诺波利斯和蔼地答应了,因为这种事应该尊重遗族的意见。后来阿山诺波利斯把亚里士多提玛带到甲板上,问他一些话。阿山诺波利斯对这些事情,比比拉多(把耶稣钉在十字架的罗马总督)对犹太人的吵架更不关心,他根本不在乎。而且,他发现自己很喜欢高个子神父,他喜欢个儿高的人——所以他才喜欢安德瑞夫王子——亚里士多提玛常常到甲板来陪我们,和俄国王子也交上了朋友。俄国王子、亚里士多提玛、阿山诺波利斯和劳思看起来真像格里哥笔下的圣徒,伯爵夫人尽量欢迎亚里士多提玛神父,同时又为唐那提罗神父打气。她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人又聪明,当然看得出来亚里士多提玛和唐那提罗崇拜同一个上帝。

两三个棕色裸体身影突然出现在花园里,打断了这次航程的叙述,他们声音尖细焦躁,要找波文娜。

艾玛·艾玛和尤瑞黛冲到走廊上。

波文娜出去了,大概在广场附近,艾玛·艾玛叫他们到那边去找。自从来这里以后,尤瑞黛第一次看见她快乐的面孔罩上一副愁容。

“怎么回事?”她问艾玛·艾玛。

“她父亲喝醉酒伤了人,把人家牙齿都打掉了。”

“真是糟糕。”

“我真恨这种事,不过这是泰诺斯人的风俗。如果我有办法,我真想阻止他们,那是半宗教性的风俗,很难扑灭。”波文娜来了,头默默垂着。她们目送她直挺的褐色身子跟着泰诺斯土著走出大门,她回头对她们笑了一笑。

“我为这个女孩子心痛,她要去接受一切,勇敢的女孩。”

“接受什么?和她有什么相干?”

艾玛·艾玛以逆来顺受的口气,慢吞吞地说:“那是他们风俗。”她说:“她要去替她父亲赎罪。”

“我不懂。”

“你当然不懂,她老爸犯错,她要去接受鞭打。不过她会乖乖地承受。我真想去阻止,不过她仍是她父亲的孩子,不得不遵从他们族里的风俗。”

“你到底说些什么?”

艾玛·艾玛情绪相当激动:“我等一下再告诉你。我要去烧一点热水,准备一帖敷药。我想她黄昏就可以回来,她不会谈它——只是接受它,把它当成做女儿的义务。希望他们别打太重,那女孩像野草一样倔犟。”

艾玛·艾玛忐忑不安,她搜遍房子,找一些干净的破布和硼酸粉。尤瑞黛从来没有见过她这么激动,波文娜以前也挨过打,她总是笑着回来,背上有瘀血的伤痕,可是坚持说不严重。不过,艾玛·艾玛很久才平静下来。

她们在走廊上坐了好几个钟头,俯视一里外北海岸的泰诺斯村庄,还有岸外碧蓝的海水及海上点缀的几艘渔船。泰诺斯人自建的绝壁土屋由远方望去,真像锯齿形的养兔场,密密麻麻的一大片,间杂着几处青葱。看起来真安详,有如一首牧歌。

“如果风往这边吹,我们也许听得见她的叫声。”

“不,那孩子不会叫的。泰诺斯人挨鞭子,从不叫。他们的个性中含有神奇的力量。”

“他们为什么不打那犯错的人呢?”

最后,艾玛·艾玛恢复了客观的学者态度说:“泰诺斯人和所有原始民族一样,具有一种稍为野蛮,却颇合理、严厉的正义感。如果有人怒殴邻居,他的一个儿子就要被人打屁股。泰诺斯法律中,这叫做‘罪恶的转移’,由别人代为受罚而消除了罪恶。这是原始的正义感,根本上源于人身祭祀或动物祭祀。罪恶必须付出代价,但犯罪者本身不想接受惩罚,于是就想出别人替死的办法,用羊啦,或更早的时候用人当祭品。这样,在神的眼里一切就摆平了。你一定听说过,把美丽的少女丢到海里,以拯救全村的瘟疫或旱灾。”

“我可不想当那个少女。”

“可是她别无选择。甚至在文明的生活中,父亲犯罪儿子受罚也被认为是正当的。当然,父亲权威很大的时候,不难叫他们相信儿子该替老父受罚。不过,劳思定了一条艾音尼基式的法律,和这个方法相反,由社会心理学看来很健全。这个办法很有效。艾音基尼人的小孩犯错,他的父母要受罚。如果一个小孩偷东西,我们就把他的父母关起来——他的父亲,或母亲,或两个人——关三天。通常情形不至于此,但是理论是这样。如果孩子做坏事是谁的错?这是个家庭荣誉问题,很符合孔夫子的理论,而且确实有效。假如孩子偷东西或犯别的罪,父母会觉得丢脸,责任在父母的肩上,是他们疏于职守。这一点,我相信,正是本岛实际上没有少年犯的原因。我们让父母自己处罚孩子,只要他们觉得适合。及时阻止他们,免得使他们变成积习难改的犯法者。”

“听起来蛮有道理。可是泰诺斯人又怎么样呢?”

“他们有完全相反的正义感,做法相反。一个女人若犯了通奸罪,大家就用石头打她的女儿。你觉得没道理,他们却认为有。当然,他们不至于把这可怜的女儿打死,但是一定要有人赎罪,否则瘟疫就会降临。这是很熟悉的替身牺牲和赎罪的老观念。安德瑞夫王子有一次救了一个四岁的小孩,使他免于被石头打死。他祖父偷了邻居的羊,杀来吃了。我们看见村人围着那个赤裸的小孩,他很惶惑、很害怕,连一个四岁的孩子都感觉得到,全世界都与他为敌,他叫着跑着。有人开始扔石头,打到他的头。安德瑞夫走出来,怒火满面。他一言不发地扬起鞭子,抽打手上拿着石头的人,然后抽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其他的人看他走近,马上把手上的石头丢了。王子看来真够瞧的,六尺四寸高,火红色的前额和赤褐色的头发在阳光下闪闪生辉,全身挂满勋章——他不戴勋章绝不出门。他们知道他就是王子。他追问是谁丢出第一块石头,一个十六或十八岁的男孩拔脚就跑。他被抓了回来,王子用鞭子猛抽他,抽得他尖声求饶。那小孩躲在灌木后面观望,王子好不容易才哄得他停止啼哭,把他带回去交给他母亲,叫他们别让这种事再发生。

“这完全合理,”艾玛·艾玛接着说,“如果一个人的罪可以由他的儿子来偿还,那么由孙子赎罪也是合理的延伸,甚至可以延到第三、第四代。那是他们的宗教,神明不喜欢看到罪恶没有受到惩罚。他们的理论是,由祖父带有罪恶的种子,因此小孩一生下来,身上也带有罪恶,很玄妙。如果小孩能免去生的烦恼,那真是大慈大悲的行为。你不信这些,对不对?当然这个理论会伤到孩子,是个可怕的教条,居然在孩子连左右手都分不清的时候,就指控他有罪。可是泰诺斯人的教士相信这些,并且非常武断。孩子生来有罪,换句话说,如果这个家庭富裕,有能力杀只羊来代替,小孩的罪就被替死的羊‘接收’了。把罪放进去,然后拿出来,教士可忙坏了。这些在我们看来或许复杂,但对他们野蛮的心智而言却是十分合逻辑的。以动物祭祀来代替人身,已是人类文明的一大进步了;后来又有火烧祭品来代替杀生,这已是后期的事了。天帝起先是个喝人血的神明,他们像食人族一样,一等到野蛮人学会了烧烤的技术,他们的神祇也同样爱上了烤肉。”

“真可怕,吓死人。”

“就是这样,人类学才有意思。把自己置身于野蛮人的立场,再追随他们的想法看看。他们并不恨那个小孩或那头祭祀的羊,也不恨他们正鞭打着的波文娜。他们只是另有一套荒唐的逻辑。没有人能动摇他们罪恶必须付出代价的想法,由罪人或别人付出都一样,只要有人替犯罪者赎罪就行了。”

使尤瑞黛更困惑的是艾玛·艾玛引述的另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听起来很有趣,正足以表现泰诺斯人想象的特性和可怕的正义感。当她告诉劳思和阿山诺波利斯这个故事的时候,他们也不太了解。故事是说,古代有位国王住在宏伟的宫殿里,周围是皇家公园。(艾玛·艾玛猜想,那大概是古印加国王,住在安地斯山顶;她的理论主张岛上的土著是由那儿来的,而不是从中太平洋的小岛上移居来的。)国王禁止他的臣民采皇家的水果,也不准踏入这块皇室保留地。有一天,邻村的一些小孩采草莓,无知地走进了皇家公园,被皇家侍卫逮捕到了。国王盛怒之下,将全村的人放逐到边远的小岛。村民非常不高兴,因为那里的土壤干燥,作物很难生长。他们责怪他们的孩子,使他们陷入困境。同时对残忍的国王心存不满,怨声载道。国王有一子,有一天打猎时经过这个新村落。村民认出了他,扑向他,用棍子把他打死。而后来的结局真是使人惊异,听说了自己儿子的死亡,国王很高兴地原谅了他们,因为他的正义感得到了满足。他派使者对他们说:“国王陛下已原谅了你们,因为你们杀死了他唯一的儿子。他死了。你们的罪也被赦了。你们全都可以回来了。”虽然这种推论对艾玛·艾玛和尤瑞黛而言,稍嫌夸大,但它却很适切地说明了泰诺斯人赎罪的想法。

艾玛·艾玛解释这个故事说,国王也答应原谅他们未来犯的罪——抢劫或偷盗,甚至私通——因为他们的罪已代为偿还了。这样当地的法律很轻易地就荡然无存了,因为每一次一有小偷被抓到,他只需要提醒国王王子的死就可获得释放。他们天真原始的信念是很难动摇的,因为这样他们就可以免除沉重、讨厌的道德悔悟的重担。从说故事人的艺术观念看来,国王起先不可理喻的严苛,后来却宽容到极点,这种个性的转变似乎并没有烦扰到泰诺斯人简单的头脑。他们看来,一切都合逻辑,很连贯,完全相称又令人满意。

艾玛·艾玛发现这个王子被杀的故事,非常高兴。因为这个故事印证了泰诺斯人源自印加的理论。在秘鲁旅行时,她曾听过一个类似的印加故事,情节稍有出入而已。王子被村民推下悬崖,而不是被棍子打死。其中一项重要的细节吸引了她的注意。在秘鲁人的故事里,国王的名字是鸦胡诺,在泰诺斯的传中说则叫做迦庸塔,显然是更早的字。如果她能搜集到“ㄍ”音变为“一”音,“廿”音变为“厂”立的例证,其间的关系就更可以确定不疑了。有一件事非常明显——“ㄍ”音是早期的发音,研究语音学的人都知道。如果她能够确定印加语言中艰难的喉音“破”为颚音的过程;就能帮助她测定泰诺斯人过去移居的时间,她将因此而快乐非常。一般说来,移民不会参与母国语音的转变,所以他们移居的日期一定比“ㄍ”音化为“一”音的年代要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