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难当前,我们究竟应该走哪条路,才能救国。我今天所讲的题目,就是《我们所应走的路》。我说的话,都是老生常谈,并没有新奇的高论。概括地说:一,为己而后可以为人。二,求学而后可以救国。我们十几年来,提倡新文化运动,究竟为的是什么。似乎大家都还不甚明白,今天我要说一说:我们当时所提倡的,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生观,换一句话说,就是修己而后可以爱人。我们当时提倡易卜生的文学,他的要点,就在“修己”,绝没有一个人,对自己尚不能负责任,而能负责救人的。在易卜生的书里面,有一篇戏剧作品,描写一个女子娜拉,她很想做一个孝女良妻贤母,但是她能力不够,经过十年的奋斗,她才有一个大的发现,就是一个人对自己不能负责的,绝没有做孝女、良妻、贤母的资格。所以她决计离开家庭,去做修己的功夫。这个故事所要表明的,就是无论何人,都要能对自己尽责任,有了知识,有了能力,有了人格,而后能救国救我。易卜生还有一篇戏剧著作,叫做《国民公敌》,描写有一个地方,有很好的泉水,相传可以疗病,所以到那里去养病和沐浴的人很多,那个地方因此繁盛起来。有一个医生忽然发现那里的水,不但不能医病,并且可以传染恶疾,因为里面有一种微菌,于人身很不相宜,他就想当众宣布出来。因为他的哥哥是当地的市长,恐怕消息传出,妨害全市繁荣,所以不准他发表。全市的人民,也和他哥哥表同情,不准他把消息传到市外,以免游人和病人裹足不前。但是这医士,他既经发现有害人生命的微菌,就应该正式宣布,免得害人。结果,全市的人民,认他是全市民的公敌,置之于死地。这一出戏闭幕的时候,医生说:最强的人,就是能为真理而孤立的。用一句中国的俗话,就是有特立独行的人,是最强的,如果是为公理,就是全国人反对他,也得发表,即使个人受害,也是为社会牺牲。

从这两篇戏剧,我们可以发现两个原则:一,努力发展个人的能力和人格。二,要能够冲破一切障碍,完成一种真理。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又说“修己以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都是修己而爱人的道理。宋朝的王安石,是一个大政治家,他因为想改善政治和经济的状况,牺牲一切,是一个有特立独行的人,他做了一篇文章,论杨朱、墨翟,主张要学杨朱“为我”,“为我”的功夫,没有做好,就不要轻谈墨翟的“兼爱”。他说学者必先为己,为己有余,而后可以为人,凡是不能为己的人,必沉沦堕落,绝无救人的能力。

十五年来社会的状况,很使我们失望,因为近来产生两种人生观:一,自私自利的享乐主义。二,眼光短浅的牺牲主义。这些专知享乐的人并不谋如何能够报答所受的享乐,这是错误的。至于那些为了主义,为了爱国一时的冲动,不顾一切,牺牲生命的青年,几年来不下数万人,我们对于这些青年,不能不拜服,但是虽然佩服,我们并不希望大家学他们这样做,因为没有修养,纵然牺牲,也还是不能救国。牺牲这样多的人,而于国无益,这完全是青年们还没有彻底的了解我们当时所提倡的新文化运动,或者因为我们没有把所抱的主义解释得十分清楚,这是我们应该忏悔的。一个青年最大的责任,要把自己这一块材料,造成一件有用的东西,自己还不能成器,哪里能够改造社会,即使牺牲,也不能够救国,所以第一条我们应走的路,就是修己以爱人,或者说为己而后可以为人。

再讲第二条路:我们应该走的,就是以“学术救国”。现在谈到救国,觉得很惭愧,我们国家受外侮到此地步,究竟是什么缘故,直截了当地说,就是学术不如人。我们样样科学都要依赖别人,所以失败,我们现在要赶上学术与人家平等,我们才能得到国际的真平等。我们现在说个故事,证明科学可以救国。法国有一个大科学家,名叫巴斯德,他就是一个以科学救国的实例。前几年法国有人征求大众的意见,究竟谁是法国最大的伟人,投票的结果,当选的不是拿破仑,或是其他军政要人,乃是这位大科学家巴斯德。他的票数,比拿破仑多一百多万,这种缘故,听我细细说来:

当1870年,普鲁士战败法军、拿破仑第三攻入巴黎,迫法国作城下之盟。当时普国军队,烧毁一个很大的图书馆和其他的文化机关,巴斯德很生气,他本是一个有名的学者,普鲁士大学就送他一个名誉博士的学位。他现在把这张博士文凭撕毁,写一封信给普鲁士大学,说:“你们军队这样野蛮,我耻于接受你们所予的学位,特地交还你们。”他虽然动气,但是他回头细想,法国的失败,是由于科学的不振作,当拿破仑第一时代,政府提倡科学,科学家与政府合作,所以能够强兵富国,后来法国政府,态度变更,蔑视科学,所以弄到一蹶不振。现在要挽回国运,除研究科学外,再无他道,于是集中全力,研究微菌学,他的发明,就是物必先有微生物,然后腐化,他这种发明,把我们中国“物腐而后虫生”的学说打倒了。他这一点发明,就救了法国,因为法国三种大工业;第一是制酒,法国的酒窖,有长到三十英里的,所藏的酒量,非常之多,但是因为酒容易发酸,所以不能运往远处销售,也不能长久保留他研究的结果,知道酒酸的缘故,是一种微生虫的作用。如果做酒到四十五度,立刻封好,就绝不会酸的。因为这种发明,法国的酒,就可以推销全世界,每年可得赢余一万余万法郎;第二种,法国的蚕丝,也是一种大工业,因为发生蚕病,每年损失到一万万元以上。巴斯德发明一种隔离蚕种、消灭蚕病的方法,救了法国的蚕业,每年也替国家增加一万多万法郎的收入。第三,法国的牧畜业,也是很重要的,因为发生了一种兽瘟,牛羊倒毙无算。巴斯德检验病牛的身,知道其中有一种微生菌,他采用种牛痘的方法,发明一种注射防疫的新药,就是把病菌养在鸡汤里,然后注射到牛身上,和种牛痘一样的有效,试验结果,把兽瘟病完全治好,每年也替国家增加一万多万法郎的收入。三件事合起来,他每年为法国赚三十万万法郎,所以二十年之后,英国的赫胥黎说:德国所得法国的五十万万法郎的赔款,由巴斯德一个人替国家偿还清楚了。这就是一个科学救国的实例。我们现在要学巴斯德,埋头去做一点有益于国家的学术研究,不然,空唤口号,是没有用的。我们每每看见一个强盗,将要上法场的时候,常说“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我们青年,对于国家,也要有这样的精神,现在虽然受到种种外侮,二十年后,我们还是一个强大的中国。

救国的方法很多,我今天不过只讲一样,希望大家努力,大凡一个国家的兴亡强弱,都不是偶然的,就是日本蕞尔三岛,一跃而为世界强国,再一跃而为世界五强之一,更进而为世界三大海军国之一,之所以能够如此,也有它的道理,我们不可认为偶然的,我们想要抵抗日本,也应该研究日本,“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我们大家要使中国强盛,还要着实努力,我最后说一句话,作为今天的结论,就是“唯科学可以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