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班长杨光从昏迷中醒过来的时候,天已经放亮了。他欠起身子,四下里打量着、回想着,好半天才弄明白:自己是躺在湿漉漉的草地里。

昨天,也就是过草地的第四天,快要宿营的时候,连长把他叫了去,要他们班赶前到右前方一个小高地上,担任警戒。他们赶到了指定地点,看好哨位,搭好帐篷,天已经黑下来了。就是他,动手去解决吃饭的问题。他提着把刺刀,围着山丘转了半天,才找到了一小把水芹菜和牛耳大黄。正发愁呢,忽然看到小溪边上有一丛野菜,颜色青翠,叶子肥嫩。他兴冲冲地砍了一捆拿回来,倒进那半截“美孚”油桶里,煮了满满一“锅”。

谁知道,问题就发生在这些野菜上了:换第三班岗的时间还不到,哨兵就捂着肚子回来,把他叫醒了。他起来一看,班里同志们有的口吐白沫,有的肚子痛得满地打滚,有的舌头都僵了。倒是他和党小组长因为先尽其他同志吃,自己吃得不多,症状还轻些。于是两人分工,一个留下警戒和照顾同志们,一个向上级报告。就这样,他摸黑冲进了烂草地;开始是跑,然后是走,最后体力实在支持不住了,就在地上爬。爬着,爬着,不知什么时候昏过去了。

当一切都回想起来了以后,他的心像火燎一样焦灼了。他用步枪支撑着,挣扎着站起来,踉踉跄跄地走上了一个山包。

这时,太阳冒红了,浓烟似的雾气正在消散。他观察着,计算着,判断着方位。看来,离开班哨位置已经是十里开外了,可是看不到连、营部队宿营地的影子。显然是夜里慌乱中迷失了方向。不行,得赶快找部队去,救同志们的性命要紧啊!

他正要举步,忽然薄雾里传来了人声。人声渐渐近了,人影也显现出来,是一支小队伍。走在前面的是几个徒手的军人,后面是一副担架。

他急忙迎上几步,看得更清楚了:前面一个人的挎包上还有一个红色的十字。

“好,同志们有救了!”他狂喜地喊道。跑是没有力气了。他索性把枪往怀里一抱,就地横倒身躯,沿着山坡滚下山去。

就在他滚到山包下停住的时候,正好赶在了那支小队伍的前头。

人群和担架都停下了。背红十字挎包的人飞步跑来,弯腰扶起他,关切地问道:“同志,你怎么啦?”

杨光定了定神,把事情讲了讲。末了,他紧紧抓住了那人的挎包,恳求道:“医生同志,快去吧!晚了,人就没救啦!”

医生看看背后的担架,又看看杨光,为难地摇摇头:“同志,我们还有紧急任务!”

“什么任务能比救人还要紧?”

医生指着担架:“我们也是要救人哪!”

杨光这才看清楚,担架上躺着一个人。一床灰色的旧棉毯严严地盖在上面。

“那边的同志很危险!”杨光焦急地叫起来。他伸开手拦住了路口,大声地说:“你不去,我就不放你走!”

担架响了一声,毯子动了一下。

医生有点愠怒地看了杨光一眼:“你这个同志,有话不会小点儿声说?你知道吗?这是……”他压低了声音,说出了那个全军都敬爱的人的名字,然后解释地说道,“他病得很厉害哪,昨天开了一夜的会,刚才又发起高烧,人都昏迷了。”

“什么,周副主席?”杨光立时惊住了。对于这位敬爱的首长,杨光不但知道,还曾亲眼看见过。在遵义战役之前,这位首长曾经亲自到他们团做过战斗动员。在部队开上去围攻会理的时候,连队在路边休息,他也曾亲眼看见周副主席和毛主席、朱总司令一道,跟战士们亲切交谈。可是,现在竟然病倒在草地上。而他,却在首长赶去卫生部救治的路上,拦住了他的担架……他惶惑地望着担架,一时竟不知如何是好了。

就在这时,毯子被掀开了,周副主席缓慢地欠起了身,朝着杨光招了招手。

杨光不安地走过去。他深情地注视着那张熟悉的脸,却不由得大吃一惊:由于疾病的折磨,这位首长面容变化多大啊!他觉得心头像刀在搅,眼睛一阵酸涩,竟然连敬礼也忘了。

周副主席显然刚从昏迷中醒来。他费了好大的劲,才把身躯往担架边上移开了些,然后,拉住杨光的衣角,把他拽到担架空出的半边坐下来。

靠着警卫员的扶持,周副主席在担架上半坐起来。他慢慢抚摩着杨光那湿漉漉的衣服,又摸了摸杨光的额头,亲切地说道:“这么说,你们是吃了有毒的野菜?”

“是。”杨光点了点头。

“那种野菜是什么样子呢?”

“这就是。”杨光从怀里掏出一棵野菜。为了便于医生救治,他临走时带上了它。

周副主席接过野菜,仔细端详着。野菜已经蔫巴了,但样子可以看得出来:有点像野蒜苗,一层暗红色的薄皮包着白色的根,上面挑着四片互生的叶子。看过以后,不知是由于疲累还是怎的,他倚在警卫员的肩头,仰起了头,眼里浮上了异常的严肃的神情。

杨光担心地看着周副主席,他弄不明白:首长为什么对这棵野菜这么关心。他刚想劝首长休息,周副主席又问了:“这野菜,多半是长在什么地方呢?”

杨光想了想:“在背阴靠水的地方。”

“味道呢?你记得吗?”

杨光摇了摇头。因为是煮熟了吃的,没有尝过。

周副主席又举起那棵野菜看了看,慢慢地把它放进嘴里。医生惊呼着扑过来,野菜已经被咬下了一点儿。

周副主席那干裂的嘴唇闭住了,浓密的胡须不停地抖动着,一双浓眉渐渐皱紧了。嚼了一阵,吐掉了残渣,他把那棵野菜还给杨光,嘱咐道:“你记着,刚进嘴的时候,有点涩,越嚼越苦。”

杨光又点了点头。周副主席把声音提高了些,用命令的语气讲话了。他的命令是非常明确的:要医生马上按杨光指出的方向,去救治中了毒的战士们。他又要担架抬上杨光,用最快的速度赶到总部去报告。他的命令又是十分具体的:他要求总部根据杨光他们的经验,马上给部队下发一个切勿食用有毒野菜的通报。在通报上,要画上有毒野菜的图形,加上详细的说明,而且,最好是附上标本。

一个年轻的卫生员,还在听到谈论有毒野菜的时候,就在路旁打开了挎包,把满满一挎包沿路采来的野菜倒出来,一棵棵翻拣、检查着。这会儿,听到了首长下达的命令,惊慌地叫起来:“那……你呢?”

“你们扶我走一会儿嘛!”

医生走过来,劝说道:“你的病情很重啊!”

周副主席微笑着伸出了一个指头,又摊开了手掌:“看,是一个多呢,还是五个或者上万个多呢?”

谁也想不出更好的做法了。而争辩是没有用的。一时,全都默不作声了。只有晨风吹过荒漠的草地,撕掠着青草,发出索索的声响。

卫生员抽噎了两声,突然抓起一把野菜,发火地说:“都是蒋介石这卖国贼,逼着我们走草地,逼得我们吃草!”

“吃草。嗯,说得好啊!”周副主席严肃地点了点头,“革命斗争,需要我们吃草,我们就去吃它。而且,我们还要好好总结经验,把草吃得好一些!”

稍稍喘息了一下,他又说下去:“应该感谢这些阶级兄弟,他们用生命和健康为全军换来了经验。也要记住这些草!”他的话更温和了,语气里透着深深的感情,“等你们长大了,就会想起这些草,懂得这些草;就会看到:我们正是因为吃草吃得强大了,吃得胜利了!”

这些话,从那瘦弱的身躯里,从那干裂的嘴唇里发出来,又慢,又轻,可是,它却像沉雷一样隆隆地滚过草地,滚过周围几个红军战士的胸膛。

杨光激动地听着。就在这一霎,他觉得自己变得强大了、有力了,这力量足足能一气走出草地。他向着周副主席深情地举手敬礼,然后,那紧握着野菜的手猛地一挥,转身向总部所在的方向跑去。

医生向卫生员嘱咐了句什么,也紧抓着那个红十字挎包,向另一个方向跑去。

周副主席望着两个人渐渐远去的背影,耳边传来警卫员的话音。话是对着小卫生员说的:“……看你说的,为革命嘛,我们吃的是草,流的是血,可我们比那些花天酒地的阶级敌人高尚得多,也强大得多呀!……”

周副主席那浓浓的胡须绽开来,宽慰地笑了,他笑得那么爽朗、那么开心。自从患病以来,他还是头一次笑得这么痛快。

1977年5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