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6—1950
初字梦簪，字孟真，山东聊城人。著名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教育家，学术领导人。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者。组织了第一次有计划、有组织的殷墟甲骨发掘，其后先后发掘十五次，大大推动了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和商代历史的研究。
我度速积体乘以，产生一种伟大的动量，
可以压倒一切！
文学革新申义
中国文学之革新，酝酿已十余年。去冬胡适之先生草具其旨，揭于《新青年》，而陈独秀先生和之。时会所演，从风者多矣。蒙以为此个问题，含有两面。其一，对于过去文学之信仰心，加以破坏。其二，对于未来文学之建设，加以精密之研究。过去文学，乃历史上之出产品。其不全容于今日，自不待智者而后明。故破坏一端，在今日似成过去，但于建设上讨论而已。然以愚近中所接触者言之，国人于此抱怀疑之念者至多。恶之深者，斥为邪说，稍能容者，亦以为异说高论，而不知其为时势所造成之必然事实。国人狃于习俗，此类恒情，原无足怪。然欲求新说之推行，自必于旧者之不合时宜处，重申详绎，方可奏功。然则破坏一端，尚未完全过去。此篇所说，原无宏旨，不过反复言之，期于共喻而已。
本篇所陈，纷杂无次，综其大旨，不外三端。一为理论上之研究。就文学性质上以立论，而证其本为不佳者。二为历史上之研究。泛察中国文学升降之历史，而知变古者恒居上乘，循古者必成文弊。三为时势上之研究。今日时势，异乎往者。文学一道，亦应有新陈代谢作用。为时势所促，生于兹时也。此外偶有所涉，皆为附属之义。
今试作文学之界说曰：“文学者，群类精神上之出产品，而表以文字者也。”此界说中有“群类精神”上出产品之总(Genus)，与“表以文字”之差(Difference)。历以论理形式，尚无舛谬。文学之内情本为精神上之出产品，其寄托之外形本为文字。故就质料言之，此界说亦能成立。既认此界说为成立，则文学之宜革不宜守，不待深思而解矣。文学特精神上出产品之一耳（Genus必为复数）。他若政治社会风俗学术等，皆群类精神上出产品也。以群类精神为总纲，而文学与政治社会风俗学术等为其支流。以群类精神为原因，而文学与政治社会风俗学术等为其结果。文学既与政治社会风俗学术等同探本于一源，则文学必与政治社会风俗学术等交互之间有相联之关系。易言之，即政治社会风俗学术等之性质皆为可变者，文学亦应为可变者。政治社会风俗学术等为时势所迫概行变迁，则文学亦应随之以变迁，不容独自保守也。今知政治社会风俗学术等性质本为变迁者，则文学可因旁证以审其必为变迁者。今日中国之政治社会风俗学术等皆为时势所挟大经变化，则文学一物，不容不变。更就具体方面举例言之，中国今日革君主而定共和，则昔日文学中与君主政体有关系之点，若颂扬铺陈之类，理宜废除。中国今日除闭关而取开放，欧洲文化输入东土，则欧洲文学中优点为中土所无者，理宜采纳。中国今日理古的学术已成过去，开放后的学术将次发展，则于重记忆的古典文字，理宜洗濯，尚思想的益智文学，理宜孳衍。且文学之用，在所以宣达心意。心意者，一人对于政治风俗社会学术等一切心外景象所起之心识作用也。政治社会风俗学术等一切心外景象俱随时变迁，则今人之心意，自不能与古人同。而以古人之文学达之，其应必至于穷。无可疑者。知政治社会风俗学术等应为今日的而非历史的，则文学亦应为今日的而非历史的。晚周有晚周特殊之政俗，遂有晚周特殊之文学。两汉有两汉特殊之政俗，遂有两汉特殊之文学。南朝有南朝特殊之风俗，遂有南朝特殊之文学。降及后代，莫不如此。理至明也。
且精神上之出产品，不一其类，而皆为可变者。故由其所从出之精神，性质变动，迁流不居。子生于母，自应具其特质。精神生活本有创造之力。故其现于文学而为文学之精神也，则为不居的而非常住的、无尽的而非有止的、创造的而非继续的。今吾党所以深信文学之必趋革新，而又极望其革新者，正所以尊崇吾国之文学、爱护吾国之文学，推本文学之性质，可冀其辉光日新也。或者竟欲保持旧观，以往古之文学，达今日之政俗学问。一闻革新之论，实不能容。揆彼心理，诚谓今日以往之文学，造乎其极，蔑以加矣。夫造乎其极，蔑以加者，止境也，即死境也。口持保存国粹之言，乃竟以文学末日待之。何不肖不祥至于斯也。保存国粹之念，谁则让人。惟其有保存国粹之念，而思所以保存之道，然后有文学革新之谈。犹之欲保存中国，然后扑满清政府而建共和耳。
中夏文学之殷盛，肇自六诗，踵于楚辞（此就屈宋而言，不包汉世楚辞）。全本性情，直抒胸臆，不为词限，不因物拘。虽敷陈政教，褒刺有殊，悲时悯身，大小有异。要皆“因情生文”，而情不为文制也。惟其以感慨为主，不牵词句，不矜事类，故能吐辞天成，情意备至。而屈宋之文，遂能“决乎若翔风之运轻赧，洒乎若元泉之出乎蓬莱而注渤懈”。降及汉世，政教失而学术息，章句兴而性灵蔽。武功方张，吐辞流于夸诞。小学深修，奇字多入赋篇。独夫在上，谀声大作。心灵不起，浮泛成文。故能义贫而词富，情寡而文繁。炫耀博学，夸张声势，大而无当，放而无归，瓠落而无所容。于是六义大国，夷为三仓附庸，抒情之文，变作隶胥之录。相如唱之，杨雄和之，犹然天下从风，斯文敝之始也。东京以还，此道更盛。京都之制，全无性灵。堆积为工，诞夸成性。而性灵亦为文词所拘，末由发展。建安黄初之间，曹王特出。子建之诗，直追枚李。仲宣之赋，大革汉风。浮词去而气质尚，上跻乎变风变雅之间，非舍本逐末之赋家所能比拟。诚文学界中一大革新，亦是文学一大进化。无如狂澜方挽，迷途又生。渡江而后，“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文学依附玄家，不能自立。谢容易以光景之文，斯足美矣。而乃“启心闲绎，托辞华瞻，巧倚迂回”，“晦涩费解”。以贵族之习气，合山林之幽阻，不谓为文弊不可也。则有吟咏性情，反贵用事。天才短谢，物类乃崇。“崎岖牵引”，“拘挛补衲”，“唯睹事类，顿失精彩”。“大明太始中，文章殆同书按”矣。又如沈约制韵，“使文徒多拘忌，伤其真美。”性灵汩没，不知其几何也。简文变古，淫艳当途。声色使人目悬，荡情致人心乱。岂仅害于文章，亦大伤于世道。徐庾承其流化，辞重情轻之倒置，积重难返矣。其于六代之中，“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独辟致远之境，不染断辞之病，起江东之独秀者，则陶潜其人也（以上略本钟嵘、刘勰二家言及五代诸史传论）。隋唐之间，清风乃振。炀帝太宗皆有变古之才。而开元之间，李、杜挺起，除六朝之文弊，启文囿之封疆，性灵大宏矣。降及元和，微之宫词，妇人能解，香山乐府，全写民情。革险阻而趋平易，舍小己以入群伦。又有昌黎柳州，作范其间，除人造之俪辞，反天然之散体。论其造诣所及，柳则大启后世小说家刺时之旨（唐代小说本盛，然柳州之旨，却与当时芜滥卑劣者不同），又为持论者示精确之准的。韩则论文论学，皆启有宋一代之风化（别有详论），于骈体横被一世之际，独不惜人之“大怪”。于是开元元和之间，诗文俱革旧观。言乎文情，靡靡者易为积健，拘文者易为直抒，辞重者易为情重。体渐通俗，市语入文。况述社会，略见端倪。言乎文体，又多有创作。七言长风，至李杜始成体制，至香山乃能纪事。七律排律虽不始于此时，而创作奇格，实出杜公。太白古乐府，尤复一篇一格，句法长短参差，竟空前而绝后。又汉乐府之遗意，久已乖亡。晋宋以降。庙堂之制，则摹古不通，燕寝之作，则轻艳浮浅。唐世词张而乐离，乐府之为用已不可存。太白香山独创新声以应之，后世名之曰词，遂成宋金元明新文学之前驱，斯又足贵也。然则开元元和之间，又为文学界中一大革新，亦是文学一大进化。旷观此千年中，变古者大开风流，循旧者每况愈下。文学不贵师古，不难一言断定也。历观楚汉至今二千年中文学升降之迹，则有因循前修，逐其末流，而变本加厉者。若扬马之承屈景，南朝之承魏晋，北宋吴蜀六士之承韩公。皆于古人已具之病，益之使深，终以成文弊。又有不辟新境，全摹古人，若明清二代诸家之复古，极其能事，不过“优孟衣冠”，而其自身已无存在之价值，更何论乎性情之发展？别有挟古人之糟粕，当风化之己沫，斫成新体，专刻皮鞟。如樊南之四六、欧王之宋骈，内心疲苶不存，岂有不枯薄者耶。至为曹王变古，独开宗风。李杜韩柳，俱启新境。宋词元曲，尤多作之自我。惟其不袭古人，故能独标后代也。凡此四格，因革各异，良劣有殊。宏治嘉靖复古之风，至今未斩。虽所托因人不同，其舍己则一。不以摹拟为门径，竟以摹拟为归宿。纵能希抗古人，亦仅为其奴隶（词曲本宋元新文学，自明清复古家作之，亦复同流合污），斯乘之最下者也。若夫刻其皮鞟，逐其末流，一则徒辨乎体貌，一则流连而忘归，亦非宏宝之涂也。此三者均未脱离古人，其能附骥尾而行以传于后者，幸也。明清复古之文，尤少谈之者。既无殊特之点，更无殊特之位置。而今之感人犹复以步趋古人为名高，岂非大左乎。革新诸家，亦多诡词复古。故太白则曰：“圣代复远古，垂衣贵清真。”昌黎则曰：“非两汉之书不敢观。”词曲不袭前人矣，犹装其门面曰：“古乐府之遗。”斯由贵古贱今，华人恒性。语人自作古始，听者将掩耳而走，何如因利乘便，诡辞以为名高乎。且所谓变古者，非继祖龙以肆虐。束文藉而不观。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尽可取为我用。但能以“我”为本，而用古人，终不为古人所用，则正义几矣。《易》曰：“革之时义大矣哉。”变动不居，推陈出新。今虽无人提倡文学革命，百时势要求，终不能自已也。
古典文学所由成立之历史，殊不足观也。周秦诸子动引古人，凡所持论，必谓古之道术有在于是者。此则求征以信人，取喻以足理，庄子所谓重言与后世之古典文学渺不相涉者也。自西汉景武以降，辞赋家盛起。虽具瑰玮之才，而乏精密之思。欲为无尽之言，必敷枝叶之辞。义少文多，自当取贵于事类。事类客也，今则变为主。所以足言也，今则言足犹取事类。壅肿不治尾大不掉之病，此其肇端也。又词赋家之意旨，原不剀切。取用于质言，将每至于词穷，幸能免于词穷，亦未足以动人。故利用事类之含胡，以为进退申缩之地，利用事类之炜烨，以为引人入迷之方。此古典文学所由成立之第一因也。两汉章句之儒，博于记诵，贫于性情。发为文章，自必炫其所长，藏其所短。引古人之言以为重，取古人之事以相成，当其能事于事古，其流乃成堆砌之体。斯风流传，久而不沫。于是书按之文，字林之赋，充斥于文苑。京都之作，人且以方物志待之矣。此古典文学所由成立之第二因也。魏晋以降，浮夸流为妄言。禹域未一，而曰“肃慎贡矢，夜郎请职”。克敌未竟，而曰“斩俘部众，以万万计”。但取材于成言，初无顾于事实。则直为古人所用。而不能用古人矣。斯习所被，遂成不作直言，全以古事代替之风。此古典文学所由成立之第三因也。降及齐梁，声律对偶，刻削至严。取事取类，工细已深。概以故事代今事。不容质说。古典文学之体于是大定。自斯而后，众家体制，为古典主义所范者多矣。寻其流弊，则意旨为古典所限，而莫能尽情。文词为古典所蔽，而莫由得真。发展性灵之力为记忆古典所夺，而莫能尽性，文以足言之用，全失其效，且反为言害矣。故综此四端，可一言以蔽之，曰，舍本逐末而已。今文学所以急待改革者，正求置末务本。于此舍本逐末之古典文学，理宜加以掊击。然用古典能得足志足言之效者，即不可与古典文学同在废置之例。古典原非绝对不可用，所恶于古典者文学，为其专用古典而忘本也。陈仲甫先生曰：“行文本不必禁止用典，惟彼古典主义，乃为典所用，而非用典也，是以薄之耳。”诚深得其情之言也。
欲知今后文言之宜合，当先知上古文言何由分判。太古文言，固合而不离也。周诰殷盘，诘屈聱牙，正由以语入文，古今语异，乃不可解耳（今人恶白话，以为不古。而中国第一部书即以白话为之，托词名高者其可以已乎）。古人竹简繁重，流传端赖口耳。欲口耳之易传，必巧饰其词。杂以骈句，润以声节。浸成修整之文，渐远天然之语。不观《尚书》之多韵语偶辞乎，斯文言分离第一步也。周承二代之后，郁乎其文。大夫行人，多闻博古，自能吐辞温润，动引故言。孔子谓诵诗可以专对，专对之尚文可知也。《左传》载行人之语多有雷同者，其刻画可知也。士夫之言日美，遂为文章之宗，农牧之言仍质，乃成市语之体。斯文言分离第二步也。秦汉以还，动多师古，不敢如晚周之世，以当时语言为文章（诸子之中，自荀子等数家外，多用当时通用之语著之竹帛，即《论语》亦然也）。而文言分离之象大定。斯其第三步也。然汉魏六朝之文，内情终不远离于语言。《史记》《汉书》，多载彼时市语，学者诂经，好引当代方言。二陆往来之书，竟通篇为白话焉。魏晋以降，文章典丽，语言称是。《晋书》《博物志》《世说新语》等所载当时口语，少因笔削，概由直录。齐梁韵学入文，亦入于语。周徒颙之，双声叠韵，铿锵其语言。至于隋唐，此风不替。李密隔河数宇文化及罪，化及不解，曰：“何须作书语耶。”化及粗顽，自不解书语，然密既腾诸口说，必彼时上流用之也。循上所言之事实以观察之，可得四间。第一，中国语之言文分离，强半为贵族政体所造成。贵族之性，端好修饬，吐辞成章，亦复如是。今苟不以高华典贵为文章之正宗，即应多取质言。且贵族之政，学不下庶人，文言分离，无害于事也。今等差已泯，群政艾兴。既有文言通用于士流，复有俗语传行于市民，俗语著之纸墨，别为白话文体。于是一群之中，差异其词。言语文章之用，固所以宣情，今则反为隔陔情意之具。与其樊然淆乱，难知其辨，何若取而齐之，以归于一乎。第二，语文体貌虽异，而性情相关。一代文辞之风气，必随一代语言以为转变。今世有今世之语，自应有今世之文以应之，不容借用古者。与其于今世语言之外，别造今世之文辞，劳而无功，又为普及智慧之阻，何如即以今世语言为本，加以改良，而成文言合一之器乎。第三，《论语》所用虚字，全与《尚书》违。屈景所用，若“羌”“些”者，又为他国所无。彼所以勇于作古者，良由声气之宣，非已死虚字所能为。故不以时语为俚，不以方言为狭。惟其用当时之活虚字，乃能曲肖神情，此白话优于文言一巨点也。第四，《史记》《汉书》以下，何以必杂当代白话，二陆书简，何以必用市语。岂非由白话近真，文言易于失旨乎。《史记》云，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汉书》易为文言，朵气极矣。且宋人语录，全以白话为之。议者将曰，理学家不重文章也，从事文辞，劳费精神，有妨于研理也，玩物而丧志也。此皆浅言也，文不尽言，言不尽意。言语本为思想之利器，用之以宣达者。无如思想之体，原无涯略，言语之用，时有困穷。自思想转为言语，经一度之翻译，思想之失者，不知其几何矣。文辞本以代言语，其用乃不能恰如言语之情。自言语专为文辞，经二度之翻译，思想之失者，更不知其几何矣。苟以存真为贵，即应以言代文。一转所失犹少，再转所失遂巨也。且唐宋诗人，多用市语，词曲之体，几尽白话，固为其切合人情。以之形容，恰得其宜，以之达意，毕肖心情。今犹有卑视白话者，岂非大惑乎。
今世流行之文派，得失可略得言。桐城家者，最不足观，循其义法，无适而可。言理则但见其庸讷而不畅微旨也，达情则但见其陈死而不移人情也，纪事则故意颠倒天然之次叙以为波澜，匿其实相，造作虚辞，曰，不如是不足以动人也。故析理之文，桐城家不能为，则饰之曰，文学家固有异夫理学也。疏证之文，桐城家不能为，则饰之曰，文章家固有异夫朴学也。抒感之文，桐城家不能为，则饰之曰，古文家固有异夫骈体也。举文学范围内事，皆不能为，而忝颜曰文学家。其所谓文学之价值，可想而知。故学人一经瓣香桐城，富于思想者，思力不可见，博于学问者，学问无由彰。长于情感者，情感无所用。精于条理者，条理不能常。由桐城家之言，则奇思不可为训，学问反足为累。不崇思力，而性灵终归泯灭。不尚学问，而智识日益空疏。托辞曰“庸言之谨”，实则戕贼性灵以为文章耳。桐城嫡派无论矣。若其别支，则恽子居异才，曾涤笙宏才，所成就者如此其微，固由于桎梏拘束，莫由自拔。钱玄同先生以为“谬种”，盖非过情之言也。世有为桐城辩者，谓桐城义法，去泰去甚。明季末流文弊，一括而去之。余则应之曰，桐城遵循矩矱，自非张狂纷乱者所可呵责。然吾不知桐城之矩矱果何矩矱也。其为荡荡平平之矩矱，后人当遵之弗畔。若其为桎梏心虚戕贼性情之矩矱，岂不宜首先斩除乎。
中国本为单音之语文，故独有骈文之出产品。论其外观，修饬华丽，精美绝伦。用为流连光景凭吊物情之具，未尝无独到之长也。然此种文章，实难能而非可贵，又不适用于社会。将来文学趋势大迁，只有退居于“历史上艺术”之地位，等于鼎彝，供人玩好而已。且骈文有一大病根存，即导入伪言是也。模棱之词，含胡之言，以骈文达之，恰充其量。告言之文，多用骈体，利其情之易于伸缩，进退皆可也。今新文学之伟大精神，即在篇篇有明确之思想，句句有明确之义蕴，字字有明确之概念。明确而非含胡，即与骈文根本上不能相容。尚旨而不缛辞，又与骈文性质上渺不相涉。况含胡模棱，无信之词也。专用譬况，遁辞之常也。骈文之于人也，教之矜伐，诲之严饰，启其意气，泯其懿德。学之而情为所移，便将与鸟兽草木虫鱼不群，而不与斯人之徒相与。欲其有济于民生，作辅于社会，诚万不可能之事。而况六朝文人，多是薄行，鲜有令终。诵其诗，读其文，与之俱化。上焉者，发为游仙之想，中焉者，流成颓唐之气，下焉者，浸变淫哇之风。今欲崇诚信而益民德，写人生以济群类，将何用此骈体为也。
龚定庵久与汪容甫、魏默深号称三家，今更磅溥海内，寻其独立不羁，自作古始，曷尝不堪服膺。生逢桐城滑泽文学盛行之日，又当试帖四六混合体之骈文家角立之时，独能希抗诸子，高振风付，可以为难矣。然而佶屈聱牙，不堪入口，既乖“字妖”之条，又违“易造难识”之戒。故为惊众之言，实非高人之论，多施僻隐之字，又岂达者之为。用辞含胡，等于骈体，庞然自大，类于古文。文章本以宣意，何必深其壁垒乎。张皋文等好作难解之文，固可与龚氏齐视。余尝读其赋《钞序》《黄山赋》诸篇，几乎不能句读。穷日夜力以释之，及乎既解，则又卑之无甚高论，果何用此貌似深奥者为也。故龚氏之变当时文体则是矣，惜其所变者未当。彼龚氏者，文学界中不中用之怪杰也。
自汪容甫李申耆标举三国晋宋之文，创作骈散交错之体，流风所及，于今为盛。章太炎先生其挺出者也。盖汉人制文，每牵于章句。梁后俪体，专务乎雕琢。唐宋不免于粗犷。清代尽附于科举（散文与八比合，骈文与试帖诗赋合）。以三国晋宋疏通致远之文当之，则皆望风不及。苟非物换时移，以成今日之世代者，虽持而勿坠可也。无若时势之要求，风化之浸变，陈词故谊，将不适用于今日。魏晋持论，固多精审，然以视西土逻辑家言，尚嫌牵滞句文，差有浮辞。其达情之文，专尚“风容色泽放旷精清”，衡以西土表象写实之文，更觉舍本务末，不切群情。故论其精神，则“意度格力，固无取焉”。论其体式，则“简慢舒徐，斯为病矣”。况文学本逐风尚为转移，今不能以《世说新语》为今后之风俗史，即不能以三国晋宋文体为今后之正家，理至显也。
西方学者有言：“科学盛而文学衰。”此所谓文学者，古典文学也。人之精力有限，既用其精力于科学，又焉能分神于古典，故科学盛而文学衰者，势也。今后文学既非古典主义，则不但不与科学作反比例，且可与科学作同一方向之消长焉。写实表象诸派，每利用科学之理，以造其文学，故其精神上之价值有迥非古典文学所能望其肩背者。方今科学输入中国，违反科学之文学，势不能容，利用科学之文学，理必孳育。此则天演公理，非人力所能逆从者矣。
平情论之，纵使今日中国犹在闭关之时，欧土文化犹未输入，民俗未丕变，政体未革新。而乡愿之桐城，淫哇之南社，死灰之闽派，横塞域中。独不当起而翦除，为末流文弊进一解乎。而况文体革迁，已十余年，辛壬之间，风气大变。此酝酿已久之文学革命主义，一经有人道破，当无有间言。此本时势迫而出之，非空前之发明，非惊天之创作。始为文学革命论者，苟不能制作模范，发为新文，仅至于持论而止，则其本身亦无何等重大价值，而吾辈之闻风斯起者，更无论焉。若于此犹存怀疑，非拘墟于情感，即阙乏于长识。此篇所言，全无妙义，又多盈辞，实已等于赘旒。今后但当从建设的方面有所抒写。至于破坏既往，已成定论，不待烦言矣。
（原载《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1918年1月15日）
青年的两件事业
昨天是五月初四。回想去年到现在，已经一整年了。追虑起来，千头万绪，所以有些坐不宁静，和两位朋友——一位是刘半农先生——跑到里去濛公园，无聊了一阵。回来还是不宁静，想了许多，今天把一小部可以写下的写下。
青年以外的中国人是靠不住的了，但现在青年，将来又是怎么样？天地间的事，本来不能突然变质的，我们一方受遗传的支配，一方受环境的包围，但凡科学的公例不虚，自然有很大的危险在前面。
社会是个人造成的，个人的内心就是一个小社会。所以改造社会的方法，第一步是改造自己。
人的精神的小大，简直没有法子量去；以强意志炼它，它就可以光焰万丈，所以看来好像不济的人，未尝不有成就惊天的事业的可能；不炼它它会枯死，所以清风亮节的人，常常不生产一点东西。
所以我对于青年人的要求，只是找难题目，先去改造自己。这自然不是人生的究竟，不过发轨必须在这个地方。若把这发轨的地方无端越过去，后来就有貌似的成就，也未必倚赖得过。
所以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以坚强的意志，去战胜环境的艰难；就是没有艰难的环境，也要另找艰难的环境，决不可以趋避的方法，去躲环境的艰难；就是有不艰难的环境，不要就此苟且下去。
看看民国的先烈，做的是些什么事？革命时候，是怎样牺牲？革命以前是怎样牲牺？但结果造就出来的怎么样？这是一个这样的民国！但这一个民国的代价，已经如许之大了。那些先烈的行事，从现在想来，真是可望不可及了。请问现在这个时代，向我们青年所要求的事业，是否和“这样的民国”的分量相等？恐怕要重无数倍吧？但请问这个时候的青年，和那个时候的青年努力的分量差多少？事业加重了，努力也要加重的。
那个时候的事业是什么？是革索虏的命。现在的事业是什么？是无中生有的造社会。这两件事的难易可以不假思索而下一判断的。
但所谓无中生有的造社会，看来好像一句很奇怪的话。我须加以解说。请问中国有不有社会？假使中国有社会，决不会社会一声不响，听政府胡为，等学生出来号呼。假使中国有社会，决不会没有舆论去监督政府。假使中国有社会，决不会糟到这个样子。中国只有个人，有一堆的人，而无社会，无有组织的社会（去年《新潮》一卷二号里，我有一篇文，论这件事）。所以到现在不论什么事，都觉得无从办起。
但中国今日何以竟成没有社会的状态？难道中国这个民族就是一个没有组织力的民族吗？我们就历史上看起，这也有个缘故。当年中国政治的组织，中心于专制的朝廷；而文化的组织，中心于科举，一切社会都受这两件事的支配。在这两件事下面，组织力只能发展到这个地步。专制是和社会力不能并存的，所以专制存在一天，必尽力破坏社会力。科举更可使人任思想上不为组织力的要求，也不能为组织力的要求，所以造成现在这个一团散沙的状态。我们请想想这个状态，真是根深蒂固的了，自然改他是难的。但在这个时代能不改他吗？
无中生有的去替中国造有组织的社会，是青年的第一事业。所谓造有组织的社会。一面是养成“社会的责任心”，一面是“个人间的粘结性”，养成对于公众的情义与见识与担当。总而言之，先作零零碎碎的新团结，在这新团结中，试验社会的伦理，就以这社会的伦理，去粘这散了板的中华民国。
但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并不仅仅是一国的人，这是世界中的市民。在现在的时代论来，世界的团结，还要以民族为单位。所以我们对于公众的责任是两面的，一面是一国的市民，一面是世界的市民。上说的一件事业，是实行前一项责任的，还有后一项，下文说出。
几百年或千年后的究竟，或者“世界共和国”的组成，不以民族为单位。但现在还只能有以民族为单位的世界运动。这一类的事业，现在有两个趋势，甲是国际联盟，乙是社会主义者之国际会。这两项比较一看，我们决不能以甲种趋向为满足。平情而论，甲种趋向，若能成功时，我们已经算“慰情聊胜于无”了。但无论如何，是不能彻底的。
国际联盟仍不免一大部分是国际政府联盟的意味。若各国政府多数是吃人的，则一群吃人的人的联合自然免不了有几分野兽气。但现在政府不吃人的有几个呢？就以山东问题立论，我们相信要交提国际联盟，所以然者，一则任这边的和那边的误国派作弄，是再要糟也没有了。但有方法，就比这好。二则我们本在德约上不签字的，决不能不顾人格。三则山东问题却是世界的问题，自然要请世界解决。四则国际联盟就是不彻底，它的人格在比较上也要比这边的为国派和那边的误国派高万倍：我们比较的相信得过。
但这些都是一个问题的根据，都是政策上的根据，不是谋国际上彻底平和的根据。我们从国际联盟的组织上看起，可以断定它不是能担任实行威尔逊十四条的。但这十四条所差欠者还多。这些不过是国际上的保障，并不是民族间的互助。
我们相信世界上是一个大共和国，所以凡有关于人道的事，范围难限于一地，也要互助的实行他去。凡有害于人道的事，范围难限于一地，也要互助的避免他去。积极方面的力量是合作，消极方面的力量是总同盟。
但实行这些宗旨，非有有组织的团结不可，所以第二国际虽死了，非有第三国际不可。第三国际虽独调，而不能得大家之加入，非有第四第五接连下去做不可。我们相信人道已是觉明的了。这个事业后来必能成就。
但未来的这样的国际建设，不是凭空成就的，必须有极长的预备。先是民族上的了解，然后生民族上的感情，然后可以有国民间的事业，然后可以谋一致的公同目的，而采取互相照应的手段。最后的成就，乃是国民的大组织。
请看欧洲各国的民族间运动，真令我们起敬。最长于这事的是斯拉夫人（这半由于他们国内的空气不好，所以跑去国外谋事业，这是战后的情形），而其他民族对此也很有效力，如上月日内瓦所开的国际退伍兵会议、英德法奥等对敌的国民，讨论于一堂，而表示反对战争的宣言。这宗忘仇相亲的举动，就是在事业上直接成就的极少，而在精神上也大可感动人类，使人道觉明早几天了。
日本人对于国际间的事业是很注意的，社会党的国际会议，他们没有一次不出席。但请问中国人怎么样？现在致力于国民间的事业的人，只有李石曾先生等几个人有成绩！这真是我们民族的羞耻。难道我们永远于自外吗？世界上有人为实行人道的布置我们还要自外，岂不是自绝于人道吗？
以上的两件事：内里人和人粘着，就是造社会；外边这国人和那国人粘着，就是造国际间的事业；是青年人的两件事业。除此也没有别的事业。
这两件事又缓又费力，但天地间的大成就没有不有大代价的。
青年以外的中国人，是没办法的了，因为我们专寻不费力的事去做，所以渐渐苟且、下流不知所归了。所以青年更要费力做去的。此前有些名词上的歧义，每因不费力的缘故而生，是要注意的。现在举两个：
一是“民族自决”。我们听到威尔逊的十四条有这一项，以为真是世界光明的日子到了！谁知后来一大失望。欧洲的民族怨恨这个，有的可说，因为他们再三去自决，而被强盗阻止了。至于中国，何尝去自决去呢？中国人心里的自决，乃是别人替你自决，不蒙其害，坐享其成，这正是“被决”哩！像爱威尔人近来的表示，乃是真自决。
二是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是民治国家所刻刻不可少的。一年以来，一组社会上稍须有点责任心，何尝不是群众运动的成绩？但若因群众运动之故忘了个人运动，虽能为一时“疾风摧劲草”的效力而不能保社会之久不腐败，所以群众运动必伴着个人运动，才显精神，若个人运动消灭，最便于滥竽者之心理。我所谓个人运动，积极方面是个人事业的砥码，消极方面是个人的牺牲。
写这篇东西时，说不出心里有多少头绪，越想越难过。“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原载《晨报》，1920年7月3日、5日）
编者附：
胡适：“人间一个最稀有的天才。他的记忆力最强，理解力也最强。他能做最细密的绣花针工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他的情感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这都是人世最难得合并在一个人身上的才性，而我们的孟真确能一身兼有这些最难兼有的品性与才能。”
陈寅恪称赞他“天下英雄独使君”。
著名宋史学者邓广铭这样评价：“凡是真正了解傅先生的人都知道，他的学问渊博得很，成就是多方面的，影响是深远的；他对中国的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所作的贡献是很大的。……可以说，中国没有个傅孟真，就没有二三十年代的安阳殷墟发掘；没有当初的殷墟发掘，今天的考古学就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