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焕之的父亲是钱庄里的伙友,后来升了当手。性情忠厚方正,与他的职业实在不大相应。他的妻是个柔顺的女子;但是有点神经质,操作家务之余,常常蹙着眉头无端地发愁。他们的生活当然并不优裕,可是男俭女勤,也不至于怎样竭蹶。

焕之出生时,他父亲已经四十多了,母亲还不到三十。他父亲想,像自己这样做到当手,还只是个勉强敷衍过去;儿子总要让他发达,习商当然是不对的。那时还行着科举,出身寒素,不多时便飞黄腾达的,城里就有好几个。他的儿子不是也有这巴望么?到焕之四五岁时,他就把焕之交给一个笔下很好、颇有声望的塾师去启蒙,因为他不是预备叫焕之识几个字,记记账目就算了事的。

焕之十岁时开笔作文,常常得塾师的奖赞。父亲看着文稿上浓朱的夹圈,笑意逗留在嘴角边,捻着短髯摇头说先生奖励他太厉害了;这自然是欢喜的意思。不上两年,作经义作策论居然能到三百字以上。这时候,科举却废止了,使父亲颇为失望。幸而有学堂,听说与科举异途而同归,便叫焕之去考中学堂。考上了。

学堂生活真像进了另一个又新鲜又广阔的世界。排着队伍练体操,提高喉咙唱风雅或秋丽的歌,看动物植物的解剖,从英文读本里得知闻所未闻的故事,从国文课里读到经义策论以外的古人的诗篇:在焕之都觉得十二分醉心。他又与同学吟诗,刻图章,访问旧书摊;又瞒着父母和教师,打牌,喝酒,骑马。他不想自己的前途和父母的期望,只觉得眼前的生活挺适意。

当三年级生的那一年,有一天,他父亲忽然向他说出他意所不料的话来。父亲说,在中学堂毕业还得两年多;毕了业不升上去,没有什么大巴望;升上去呢,哪有这样的力量来栽培?不如就此休止吧。

父亲这样说,并不是他不希望焕之发达起来,是因为他发见了比学堂更好的捷径,那捷径便是电报局。是终身职,照章程薪水逐渐有增加,而且一开始就比钱庄当手的薪傣大,如果被派到远地去,又有特别增加:这不是又优越又稳固的职业么?

父亲说了一番不必再读下去的理由以后,就落到本题,要焕之去考电报生;并且说,中学堂三年级生的程度去应考,是绰乎有余裕的了。

焕之心里有点生气,劈口就回说电报这一行没有什么干头。他不曾参观过电报局,只从理化实验室里见过电报机的模型,两件玩具似的家伙通了电流,这边一按,那边搭的一响;这边按,按,按,那边搭,搭,搭。他也没有细细地想,只觉得在“搭,搭,搭”的声音中讨生活,未免太没出息,太难为情了。

父亲意外地碰了钉子,也动了感情,说什么事情都是人干的,有什么有干头没干头呢?

焕之不由自主地透露说,这事情没出息,因为不必用多少思想,只是呆板的事。并且,干这事情不能给多数人什么益处。他说,要干事情总要干那于多数人有益处的。这个观念萌生在他心头已有一二年了,不过并不清晰,只粗粗地有这么个轮廓。现在既经父亲追问,便吐露出来,好叫父亲了解他,可是没有说得透彻。

父亲听他说喜欢用思想,要叫人家得到益处,那就非让他高等学堂大学堂一步步升上去不可。但是自己老了,身体渐见衰弱,当初要把焕之一径栽培上去的愿望,只怕徒成梦想。他急于要见焕之的成立。他便酸楚地说出“自己老了”一类的话。

母亲坐在旁边,当然垂着眼光惊怯地发愁。

焕之听父亲说到老,非常感动;先前的意气消释了,只觉父亲可亲又可怜,很想投人他怀里撒一阵娇,让他忘了老。但是已届青年期的焕之又颇看不起那种孩子气的撒娇。他只把声音故意发得柔和一点,请求父亲让他在中学堂毕了业,再想法去干旁的事情。他说,到那时候,什么事情他都愿意干。

父亲一转念,觉得焕之也没有什么不是,而且很有点志气,不免感到满意,安慰。他就把去考电报生的拟议自行打消了。

后两年的中秋节后,报纸上突然传布震动人心的消息:武昌新军起事,占领火药局,直攻督署。总督瑞微和统制张彪都仓皇逃走。于是武昌光复。不到几天,汉口和汉阳也就下来了。

起事的是民军,是反抗清政府的,占据的地方又是全国的枢纽,取给,运输,色色都便利:这使昏昏然的民众从迷梦中惊醒,张开眼来看一看自身所处的地位,而知的确是在泥潭里,火坑里;同时怀着感动惊讶的心情望长江上游那班新出场的角色,相信他们演出来一定是一出伟大的戏剧,虽然还只看见个序幕。各处城市依然是平时的样子,晨光唤起它们的响动,夜色送它们归于沉寂;但是有与平时不同的,里边已经包藏着无量数被激动的心,不安,忧惧,希望,欣幸,―一致相信大变动正在大踏步而来。

中学堂里,当然也包藏着被激动的心。学生们这样想:现在革命了,还上什么课呢!这意思是说,革命这件事情非常之重大,把学堂里的功课同它相比,简直微细不足道了。

这一天下午,焕之这一级上西洋史课。那个西洋史教师是深度的近视眼,鼻子尖而高,看书等于嗅书。他教了十几年的历史,有个不可更改的习惯,就是轮流地嗅讲义和札记本。讲义是正文,学生也摊着看的,所有穿插全在札记本里。他讲一句正文,连忙要看附带的穿插,便放下讲义,拿起札记本;尖鼻子在札记本上嗅不多时,穿插完了,便又换上讲义来嗅。这样,人家就只见他的右手一上一下地移动。这就取得他的第二个绰号,叫“杠杆作用”(他的第一个绰号是“嗅讲义”)。他的声音很响,有好些字因为读得响,以致失了本音。学生们说这在他也有意思:一来是安慰自己,每上一课就听见自己的声音足足响上五十分钟,决不能算溺职,薪水当然不是白拿;二来也是安慰自己,耳朵里塞满了自己的声音,学生们谈话嬉笑的声音就听不见了。

“上海光复了!”焕之挟着一份报纸楚进课堂来,一只手挡在嘴边,表示这是私语,其实呢,连提高喉咙讲说的教师都听见了;他脸上现出兴奋的红晕,气息味琳的,见得他是跑回来的。

在这几天里,上海报特别名贵,迟钝一点的人,往往只好看报贩子的空布袋。因此,他们同学中间定了个公约,轮流到火车站去买报;买到了赶回来,大家知道新消息比闲坐在家里的绅士们还要早,当然决不至于落空看不到报纸了。教师自然并未表示准许;但买报专使出去了,既而回来了,甚而至于跑进正在上课的教室,教师也回转了头,只作没有看见。这一天,这差使轮到了焕之。

“啊!上海!上海光复了!好!哈罗!”一阵故作禁抑,其实并不轻微的欢呼声出自许多学生的嘴里。少数人便楚到焕之的座位旁边,抢着看他买来的报纸;其余的人都耸起身子,伸长脖子,向焕之那里望,仿佛看见了径尺的大字“上海光复”,同时仿佛看见了好些迸出火星来的炸弹。

西洋史教师心里也不能无动;但立刻省悟教师的尊严与功课的神圣,无论如何必须维持,便按一按心头,把声音提得更高,念了一句正文,连忙由“杠杆作用”拿起札记本来上下地嗅。

学生们简直把西洋史教师忘了。他们你一句我一句,说上海已经光复,这里就快了;说料不定就在今天晚上;说明天市上要插满白旗了;说大家应该立刻把辫子剪掉,谁要留着这猪尾巴谁就是猪!

西洋史教师似乎是不干涉主义的信徒,教室里这样骚动,他只把鱼眼似的眼睛在讲义上边透出来,瞪了两瞪,同时讲说声转为尖锐,仿佛有角有刺似的:这是他平时惯用的促起学生注意的方法。

这个方法向来就不大见效,这一天尤其无用。学生们依然嚷嚷,讨论革命党该从哪个门进来,他们的炸弹该投在谁身上等等问题。有几个学生看教师演独角戏似的那种傻样子,觉得可厌又可笑,甚而至于像嘲讽又像自语地说:“讲给谁听呢?大家要看革命军去了!只好讲给墙头听!”

这一天,焕之放学回家,觉得与往日不同,仿佛有一股新鲜强烈的力量袭进身体,遍布到四肢百骸,急于要发散出来―要做一点事。一面旗子也好,一颗炸弹也好,一支枪也好,不论什么,只要拿得到,他都愿意接到手就往前冲。但是,在眼前的只有父亲和母亲,父亲正为时局影响到金融发愁,母亲恐怕兵乱闭市,在那里打算买些腌鱼咸肉,他们两个什么也不吩咐他,什么也不给他。他在室内来回踱了一阵,坐下来,翻开课本来看,一行行的字似乎都逃开了。忽然想作一首七律,便支着头凝思。直到上了床,时辰钟打过一点,五十六个字的腹稿才算完成,中间嵌着“神州”“故物”“胡虏”“汉家”那些词儿。

那时候学生界流行看一些秘密书报。这个人是借来的,后来借与那个人,那个人当然也是借来的;结果人人是借来的,不知道谁是分布者。焕之对于那些书报都喜欢,《复报》的封面题字故意印反,他尤觉含有深意。

他对于校长的演说,也深深感动。校长是日本留学生,剪了发的,出外时戴一顶缀着假辫子的帽子。他的演说并不怎么好,又冗长又重复;但态度非常真挚,说到恳切时眼角里亮着水光。他讲朝鲜,讲印度,讲政治的腐败,讲自强的必要,其实每回都是那一套,但学生们没有在背后说他“老调”的。

种族的仇恨,平等的思想,早就燃烧着这个青年的心,现在霹雳一声,眼见立刻要跨进希望的境界,叫他怎能不兴奋欲狂呢?

但是他随即失望了。这个城也挂了白旗,光复了。他的辫子也同校长一样剪掉了。此外就不见有什么与以前不同。他身体里那一股新鲜强烈的力量,像无数小蛇,只是要往外钻;又仿佛觉得如果钻出来时,一定能够作出许多与以前不同的来,―他对于一切的改革似乎都有把握,都以为非常简单,直捷,―然而哪里来机会呢!毕业期是近在眼前了,倘若父亲再叫他去考电报生,他只有拿着毛笔钢笔就走,更没别的话说。于是,“搭,搭,搭”,平平淡淡的一生……

他开始感觉人生的悲哀。他想一个人来到世间,只是悲角登场,捧心,皱眉,哀啼,甚而至于泣血,到末了深黑的幕落下,什么事情都完了。不要登场吧,自己实在作不得主,因为父母早已把你送到剧场的后台,上去演一出喜剧吧,那舞台就不是演喜剧的舞台,你要高兴,你要欢笑,无非加深你的失望和寂寞。他想自己是到了登场的时刻了,装扮好了,怀着怯弱的怨抑的心情楚上去,怎知道等在场上的是一个青面撩牙的魔鬼,还是一条口中喷火的毒龙?魔鬼也罢,毒龙也罢,自己要演悲剧是注定的了。

这可以说是一种无端的哀愁;虽说为了没看见什么重要的改革,又担心着父亲重提前议,但是仔细剖析,又并不全为这些。这哀愁却像夏雨前的浓云一般,越堆越厚,竟遮没了所有心头的光明。有一天,他独个儿走过一个废园的池塘边,看淡蓝的天印在池心,又横斜地印着饶有画意的寒枝的影子,两只白鹅并不想下池去游泳,那么悠闲地互相顾盼,他觉得这景色好极了。忽然心头一动,萌生了跳下池塘去死的强烈欲望,似乎只有这样做,是最爽快最解脱的办法。但一转念想到垂老的父亲,慈爱的母亲,以及好些同学,这欲望便衰退了,眼眶里渗出两颗心酸的眼泪。

但他并不是就没有兴高采烈的时候。只要处在同学中间,同大家看报纸上各地次第光复的消息,以及清廷应付困难的窘状,他还是一个“哈罗,哈罗”的乐观主义者。

同学中像焕之那样的,自然也有,他们要让身体里那一股新鲜强烈的力量钻出来,便想到去见校长;这时候校长是一省都督府的代表,请他分配些事情与学生做当然不难。焕之听到这计划,一道希望的光在心头一耀,就表示愿意同去。

这一晚,校长从南京选举了临时大总统回来,五六个学生便去叩他的办公室的门。焕之心里怀着羞惭,以为这近于干求,未免有点卑鄙。但同时自尊心也冒出头来,以为要求的是为国家办事,尽一份义务,校长又是个光明磊落的人,这里头并没有什么卑鄙。希望的心,得失的心,又刺枪似地一来一往,他不禁惴惴然,两手感觉冰冷。

校长把学生迎了进去,彼此坐定了,预先推定发言的一个学生便向校长陈述大家的请求。说是为力量所限,不能升学,又看当前时势,事情正等人去干,也不想升学。大家有的是热心,不论军界政界,不论怎样卑微细小,只要能够干的,值得干的,都愿意去干。末了儿自然说校长识人多,方面广,请为大家着实留意。这学生说完了,几个学生都屏着气息,垂下眼光,只听见书桌上小时辰钟札札的声音。

校长捻着领下的长髯,灯光照着他冻红的脸,细细的眼睛显得非常慈祥。但是他的答语却像给同学们浇了一桶冷水。他一开口就说军界政界于同学们完全不相宜。在南京,什么事情都乱糟糟,各处地方当然也一样。以毫无社会经验的青年,在这变动时期里,骤然投进最难处的军界政界,决没有好处。他说同学们不想升学,要做事情,也好,他可以介绍。末了儿他说同学们应该去当小学教员。

“小学教员”四个字刺人焕之的耳朵,犹如前年听见了“电报生’,那样,引起强度的反感。先前怀抱的希望何等阔大,而校长答应的却这样微小!虽然不是“搭,搭,搭”,一世的“猢狲王”未见得就好了多少。

他在回家的路上这样决定:要是校长果真给他介绍教职,他不就,即使同学们都就,他也不就。无端的哀愁照例又向他侵袭了,而且更见厉害。他望见前面完全是黑暗,正像这夜晚的途中一样。

但是到了家就不免把校长的意思告诉父母;他暂不吐露自己的决定,因为校长还没有介绍停当,犯不着凭空表示反对。

父亲却欢喜了。他说教那些小孩子,就是对人家有益处的事情;他料想儿子一定合意。母亲看见小学堂里的先生成天叫着跳着管教学生,不禁担忧,说干这事情恐怕很辛苦的。

焕之想辛苦倒不在乎;这也是对人家有益处的事情,父亲说的有点对。同时曾经看过的几本教育书籍里的理论和方法涌上心头,觉得这事业仿佛也有点价值,至少同“搭,搭,搭”打电报不能相提并论。可是还没有愿意去干的意思,无端的哀愁依旧萦绕着。

但是十余天之后,他就怀着一半好奇一半不快的心情,去会见第六小学校的校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