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走进了汀荪的卧室,姚国英忙着找寻那方凳的原位,我却乘机瞧这卧室的布置。这卧室朝东壁上有一个装着铁直楞的窗口,两扇有木格的长玻璃窗,分明是由旧式的明瓦窗改造的,故而这次间中光线倒也不弱。那铜床的一端,靠着西面和中间分界的隔墙,床的正面向南,有一只红木的妆台,就靠隔墙排列着。妆台上放着些香烟罐,火柴,烟灰盆,茶壶,茶杯,一只小瓷钟,两个玻璃花瓶,却放得杂乱无章。妆台的南面有两扇通中间的板门,这时用木闩闩着,靠门放着一只新式沙发。这门似乎并不出入。靠东窗的一边,有一只大理石面子的面汤台,台上有一只搪瓷面盆,面盆边上挂着一块折叠的面巾。此外还有些木梳、发膏、漱口杯、牙粉瓶、肥皂缸一类的东西。面汤台的南面,有一口新式玻璃面衣橱,也是红木质的。衣橱前放着两只长背的藤垫椅子。

姚国英忽指着西边两扇画窗,说道:“霍先生,这就是放方凳的所在。”

霍桑已将那双皮拖鞋放在床前的地板上,正站在妆台面前。他回过头来点了点头,接着就将那妆台的靠床的一只抽屉抽开。抽屉中有一只黑纹皮的皮夹,一只四号明面的金表,还有一只赛银壳的纸烟盒。霍桑将皮夹打开,里面有三四张五元的钞票,一方图章,和一个钥匙。霍桑在几张名片中间翻了一翻,忽抽出了一张细瞧。

他惊异道:“唉,这大概是他的欠项的纪录罢?蒋方绶,一千元;小王,三百元;盛家森,一百元。……喂,春波兄他也欠你钱吗?”

杨春波皱紧了眉毛,用舌子舔着他的嘴唇,踌躇着不答。

汪银林又将怀疑的目光瞧着他,催逼道:“你为什么不说?他究竟欠你钱吗?”

杨春波低声道:“欠的。”

霍染又问道。“多少?”

杨春波道:“一共一千四百元。”

霍桑点头道:“对的,这里也照样写着。这数目分两次借的:第一次,八百元;第二次,六百元。对不对?”

杨春波点了点头,却不答话,目光却沉下了。

霍桑又用手要抽开靠近沙发的一只抽屉,那抽屉锁着。他瞧了一瞧,便从那皮夹中拣出来一枚钥匙,塞在锁孔中旋了一旋,竟应手而开。他在抽屉中翻了一翻,忽又发出惊异的声调。

“唉,这抽屉很杂乱,莫非有人翻动过了吗?……这里有三种票子:狗票,马票,和当票。狗票的数目最多,竟积到二寸厚了!当票也不算少。当款的数目,要算这两张最大;一张是一千二百;一张是九百。包朗,你是读当票的专家,请过来瞧瞧。当的是什么东西?”

我暗忖霍桑这样给我夸张,岂不要使我当场出丑?我本不曾当过朝奉,只曾向这班人讨教过一二。当票上的字,唯一的秘诀,就是将字写别和分割,对于几种普通的东西,他们有呼别的专门名词。并且他们写得很熟,一笔连串,不熟悉的便瞧不出来。我把那两张当票按过细细瞧,幸亏都认得出。

我答道:“这一干二百元的,是一只钻戒,已当了十二个月;九百元的,是一条珠项圈,时间更久,还是去年五月里当的,再过一月,就要满期没收了。”

姚国英又表示他的见解。“现在很明白了。这个人大概喜欢赌博,赌输了钱,便将他妻子的遗物去典质。现在典质和借贷部已到了绝路,就不得不自杀。霍先生,你以为怎样?”

霍桑点头道:“他的经济状况无疑是很坏的。”

汪银林正解开了死者身上的那件浴衣的绳结,细细察验他的身体。

霍桑问道。“他身上有别的伤痕吗?”

汪银林摇头答道:“完全没有。”他说着,重新将浴衣盖好,立直了身子。

霍桑忽又凑到死者的嘴唇近边嗅了一嗅。接着他又走到面汤台前瞧瞧面水,又翻开了面盆边上折叠的面巾,同样用鼻子嗅了一嗅。

汪银林问道:“他曾洗过脸吗?”

霍桑忽抬头答道:“你也来嗅嗅。这是什么臭味?”

汪银林果真凑到面盆上嗅了一嗅,说道:“似乎有些甜味,大概是生发膏臭味罢?”

姚国英忽抢着说道:“对了!从这种种情势上推测,我刚才的见解似乎更近事实。”

霍桑瞧着他问道:“何以见得?”

“他今天早晨起身以后,正在洗脸的当儿,忽而想到他自己经济的压迫,便发生自杀的意念。因为这种赌徒们,在赌时昏昏迷迷,往往不顾利害地一掷千金,只有在清晨神智清明的当儿,才有觉悟的机会、可惜他的觉悟已晚,一想到自身的危险,便不得不一死了之。霍先生,你认为这见解对不对?”

霍桑沉着目光,喃喃地说:“很有哲学意味。”

汪银林又旋转身去问杨春波道:“你昨夜里有没有跟他谈起过借款问题?”

杨春波慌忙答道:“‘没有。我们只谈着到吴凇去的话。”

这时候楼下忽发生一阵喧闹的声音,仿佛有什么人来了。

姚国英说道:“这里都已瞧过了,我们到楼下去罢。”

霍桑应道:“好,银林兄,这条丝带你拿着,让他们瞧瞧是什么人的。这些皮夹一类的东西,不妨留着,让检察官来收拾。最好请一个专家医士来,并且请他们就来检验。……唉,且慢,那枕头下面是什么东西呀?”他说着,又回到床面前去,把枕头翻开,忽现出一个黄色的西纸信封。他惊呼道:“唉,这里还有第四张符哩!”

姚国英也站住了脚步,回到床面前来。我见霍桑手中拿着的那个信封,正和以前的三个相同,信面上的钢笔字,也出于一个人的手笔。

霍桑说道。“唉!这个邮印是二十七日六时发的。今天是二十九日,昨天就应该送到。这封信是投寄在第五分局的。包朗,我记得第二封信,也有第五分局的印章。对不对?”

我答道:“正是,你说第五分局似乎在新闸方面。”

姚国英显着莫明其妙的神气,要想发话,但霍桑已很小心地将信中的信笺抽出。

“唉!果真又是一张怪符?”

我们大家却走过去瞧。这符又和前三张不同。我们几个人瞧了一瞧,大家面面相觑,没有说话。

霍桑解释道:“这是很显明的,上面三点定是个‘三’字,就是‘三日死’三字,下面是新标点的惊叹号‘!’我们上一次假定那剑形的一竖一点是叹声号,现在可以证明了。”

姚国英惊诧道:“这是什么意思?奇怪!”

霍桑答道:“这里面有一段小小的故事。春波兄,你把这回事简单些说给姚署长听听。”

当杨春波给姚署长解释那怪符历史的时候,霍桑将那符信小心地折好,放在他的衣袋里。他又走到床面前去,翻开了下面的褥子搜寻,却没有什么。接着,他又蹲下了向床下窥探,忽又回到床背后去。我不知他发现了什么,便跟着他走过去瞧。他走到了床背后,又蹲下身子,从地板上抬起了一个有一寸光景长的纸烟尾。他拿了烟尾凑到鼻子上嗅嗅,又走到朝东窗口去细瞧。一会儿,他又回到妆台面前,把那罐使馆牌烟罐的盖开了,向罐内瞧了一瞧。他又开了靠床的那只抽屉,重新把那只赛银烟盒取出,打开了盒盖,里面还剩两支纸烟。

姚国英讲完了湖怪符的故事,失望道:“唉,这里面还有这样一幕鬼戏!这案子倒反而复杂哩!”

霍桑不理会他,自顾自地问道:“姚署长,春波兄,刚才你们上楼以后可曾吸过烟?”

姚国英和杨春波都旋转头来,回答没有。

霍桑把拾得的烟尾拿在手掌中,说道:“这烟尾落在床背后靠近床脚的地板上,我们进门时竟没有注意。这烟尾很新鲜,烟丝粗黑,虽已瞧不出什么牌子,但一定是廉价纸烟。死者的烟罐和烟盒里面,却都是高价的舶来品使馆牌。这样,以证明这烟尾决不是他丢在地板上的。”

汪银林道:“那么,今天早晨一定有一个吸纸烟的人进来过了。”

霍桑点头道:“这理解很对。因为烟尾的一端,还不曾干透,一定是今天早晨丢下的。”

汪银林的眼光又斜到杨春波的脸上,紧闭了嘴,似在暗暗点头。杨春波似有些儿惊慌。

杨春波总自动辩白这:“今天早晨我当真到这来过的,但我吸的是金星牌纸烟,烟丝细长而黄嫩。你们尽可以瞧。”他又从他的那件鼻烟色西装的胸口袋里,摸出那只银烟盒来。

汪银林冷冷地答道:“我并不说你啊。你为什么自己心虚?”

霍桑把那烟底放在他自己的烟盒里面,一边解围似地说:“我相信这种烟的确不是春波兄吸的。唉!楼下又有什么人回来了。我们下去。”

我们五个人由霍桑引导着,鱼贯地走出死者的卧室。霍桑走到中间的门口,又站住了探头向里面张望。那楼梯与中间之间,隔着一层板壁,连着两扇旧式的板门,这时那门开着。

霍桑道:“这中间里面也有一只床铺,像是一只!临时的客铺,昨夜里好像有人睡过。什么人呢?”

他的问话并没有人回答,接着我们一行人便走下楼去。

客堂中有一个老者,正在和那少女丽云谈话。旁边有一个身材高大穿短衣的男子,和一个年龄在五六十之间的老妇,都出神似地听着。我后来知道那老者就是死者的嗣父甘东坪,短衣男子是厨子阿三,老妇是苏州吴妈。

甘东评生得倒也气概不凡,宽阔的肩膊,挺直的腰背,红润润的面颊,和发话时宏亮的声音,都不见衰老之态。他的头发虽有些花白,但神气至多只有五十以上的年龄。他穿着一件低领的旧式圆花黑线春的薄棉袍子,袖子很长,腰身很阔,假使罩上一件马褂,倒很有旧官僚神气。他的脚上穿一双阔梁的缎鞋,一条破绉纱的绸夹裤,用带扎着脚管。他一听得我们的脚步声音踏进了客堂,便旋转身来,把两只长袖掩盖的手,按在胸前连连拱着。

他招呼道:“先生们,劳驾,劳驾唉,姚署长,你也来了。我真想不到,这孩子竟干出这种勾当。他已没有希望了吗?”

姚国英摇头道:“他已完全硬了,至少已死了两三个钟头。”

老人皱眉顿足地说。“唉!这真是家门不幸!先生们,请坐,请坐。”

我们坐定以后,那莫大姐端着茶盘出来,向我们五个人一个个敬茶。我瞧这莫大姐的年纪约有二十四五,蛋圆形的脸儿,红润润地不瘦不肥,皮色虽然黑些,五官端正,眉目清澈,倒也俊俏不俗。伊的身材比丽云要高些,上身穿一件淡蓝自由布的单衫,下面系一条黑级的大脚管裤子,一双天然脚上穿着白色细纱袜和黑哗叽的鞋子,打扮也很整洁。伊送过了茶,又拿着香烟罐出来敬客,举止上也很灵敏。

姚国英问道:“甘先生,你对于这回事,事前是否知情?”

老人答道:“我完全不知。我每天早晨总是风雨不更地要到城隍庙的湖心亭去的。昨夜他在什么时候回家,我也不知道。诸位不要见笑,我们父子间会面的机会很少:我出去时他没有起来,他回来时我却早已睡了。今天我出去时还只七点钟。我下楼时,吴妈正在打扫客堂,我女儿也刚才起身。直到刚才弄口烟纸店里的桂生到茶馆里去告诉我汀荪已吊死了,我才慌忙赶回。所以这一回事,正像晴天霹雳,我完全梦想不到。”

汪银林问道:“那么,我们先问问几个仆人。吴妈是不是起得最早的一个?”

甘东坪应道:“正是,伊每天起身得最早。吴妈,你走出来,几位先生要向你问几句话。”

一会儿,那个苏州妈子已从白漆的屏门后面出现。伊穿一件黑布的棉袄,头发花白,腰背也有些弯曲,但两只眼睛骨溜溜地转不定。伊的神气非常老练,绝无恐慌的样子。伊走到那张红木的方桌面前站住,伊的眼睛向两面椅子上的人瞧了一瞧,便等候问话。

汪银林问道:“吴妈,你今天早晨几点钟起身?”

吴妈答道:“大约六点半钟,天还没有亮足。”

我觉得伊的年龄虽老,声音却仍尖俏,说话时也不像一般年老仆妇们的没有层次。苏州妇女的声音,的确有使人陶醉的音乐意味,我好久没听到吴音,这时倒很有兴味。

汪银林又道:“你起身以后干些什么事?你应仔细些说。”

老妇仍不慌不忙地说道:“我起身以后,先去买豆腐浆一这是我天天的早课一回来后就打扫客堂。那时我见老爷下楼来,喝了豆腐浆就出去,小姐也起身了。我就出去泡水,预备大家洗脸,但大少爷的和高先生的洗脸水,都是莫大姐送上去的。”

汪银林插口问道:“高先生?他是谁?”

甘东坪抢着答道:“他是丽云的舅舅,叫高骏卿,在无锡勤益面粉厂里办事,前天从无锡来的,在这里耽搁了两夜,就住在这客堂楼上。他定意乘今天早晨的特别快车回无锡去,因为知道我一早要出去喝茶,故而昨夜里领先和我话别。今天早晨我出去时,他还没有醒,我也不曾惊动他。吴妈,高先生是什么时候出门的?”

老妇道:“他吃过早饭才走,八点钟已敲过了好一会。”

霍桑对于这一点似乎很注意。他下楼后始终静默,这时才第一次开口。

他问道:“甘先生,请问这位令亲也会吸纸烟吗?”

甘东坪答道:“不吸的。我们家里只有汀荪吸纸烟。先生,你为什么问到这个?”

霍桑答道:“我们刚才在楼上找着了一个香烟头,好像今天早晨有什么人进去过。”

老人呆了一呆,忽把眼光瞧到杨春波的脸上,却不发话。

汪银林继续问道:“吴妈,你说下去,以后你又干些什么事情?”

老妇道:“我泡了水回来,就到炊间里去烧粥,接着,我照常到楼上去收拾老爷的房间,又到楼下来打扫书房。到了八点半光景,那位高先生出去,他赏了一块钱,给我和莫大姐平分。我吃过了粥,和莫大姐分了赏钱,又到后院里洗了两双袜套,就出去买一个裤腰布,小姐也叫我顺便买些零碎东西。我出后门时,瞧见这位杨少爷进来。等到我买了裤腰布回来,才知道大少爷已吊死了。”

汪银林道:“这样说,你今天不曾见过大少爷?”

那苏州吴妈摇摇头,说:“没有,我不曾见他下楼。”

霍桑忽然低声向汪银林建议道:“这一点你还是问问莫大姐,伊也许比较明了些。”

汪银林点点头,又挥一挥手,说道:“你去叫莫大姐出来。”

吴妈点点头,便很从容地回身走到屏门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