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史,记事者也。”有国史,有野史。国史载累朝实录,赡而不秽,详而有体,尚矣。野史记委巷贤奸,山林伏莽,自汉唐以来代有其书,大抵皆朽腐之谈,荒唐之说居多。求其一二标新领异,据实敷陈.堪与国史相表里者,吾则重有取于黄子之《岭南逸史》云。

夫文章之道,贵乎变化。变则生,生则常新而可久。逸史者,离奇怪变,盖不知其几千万状也。即女子也,而英雄,而忠孝,而侠义,而雄谈惊座,智计绝人,奇变不穷,抑亦新之至焉者乎?且予尝南游永安矣,见夫一门三孝坊石,犹岿然存也。西至罗旁,过九星岩,击石鼓,渊渊有声;登锦石,诵屈子铭,其所表见皆不虚。夫岂无《幽明录》、《搜神记》诙谐诡怪足动观听者?然而不近人情,莫能征信,识者笑之。安所得如逸史者之千变万化而复无事荒唐也!使其付之梨枣,传之其人,知必有以吾言为不谬者。故序之。

时乾隆甲寅之蒲月五日,西园老人题于双溪之草堂。

花溪逸士者,余叔也。穷居武陵山中,孟夏日长,振笔作《岭南逸史》。越数月而成,以示余,且嘱序焉,余拜而受之。始余与逸士,数同塾,年俱少,负意气,以举子业为急急。当是时,二人者,风雨鸡窗,昏黄月旦。广搜纵取,互为吐纳,以相砥砺,极日夜而不休。既屡见黜于有司,卒以自困。而乃搜罗今古,旁究百家,举凡忠孝贞廉、文人女子,与夫人心风俗之邪正,山川形胜之怪特,莫不参互而详考之。嗟呼!此《逸史》之所为作也。

夫史者,所以补经之所未及乜,而逸史者.又所以补正史之所未及也。经为圣人手订,亘万古而不易。史则自左氏班马以外.不少概见。虽以韩子之贤,犹辞不就职,盖亦有难言者乎?逸史者,固无史官拘挛之责,而乐得行其游放不羁之气,以成就其逸也。然独眷眷于粤何哉?逸士已不为用,思有以自见。粤为灵奥之区,山海甲于天下.耳目之所常经,谱乘之所备载.而罗旁、水安间,瑶壮纷沓,事迹较多荒略,故三致意焉。于是编其简次,成如干卷.始明神宗.迄于某年,而自署其上曰《岭南逸史》云。

今日者,余年凡四十矣,家故贫,且好游.回首蘧庐,碌碌无可称道。以视逸士之阐微显幽,褒贬予夺.托之裨官以垂不朽,其为人之同不同何如耶!逸士诗文甚富,尝苦知音者鲜.无事乃旁游其意,涉笔是史,然以质之海内而好古之士.览其布局、运法、立意、命词,波诡云谲,结构精严,以补正史所弗及,惩劝善恶于将来,亦可恍惚以见其一斑也夫。

时乾隆癸丑中秋月醉园狂客谨志。

《逸史》者何?花溪逸士所著也。花溪逸士者何?余之友耐庵也。其曰岭南者何?详其地也。盖凡士之蕴其所有,而不得施于世者,多喜自奋于予夺功罪之中。见夫善恶颠倒、美刺混淆,致使奸豪得借以为资而起,而愤时嫉俗,往往寓其褒贬。然则,非史之必出于逸,殆因逸而始托于史,故孔子作《春秋》、司马作《史记》,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

逸士自少寝食于古,穷奇索隐,上窥姚姒,下逮百家.与夫所历山川之险怪,治乱之兴衰,靡弗博闻强记,以自得于风雨晦明之外。其发为文章,豪宕自雄,勃勃有奇气,知所凭藉其厚.比虽见抑有司,困厄闾里,犹肆搜罗,为书之癖,郁其所蓄,思征试其才,遂取水安、罗旁遗事,综其始终而予夺之,若者宜劝,若者宜惩,而《逸史》于是乎以成。

嗟乎!使其得用于朝廷,而其才岂不足以颠倒天下士欤!奈何长自寤叹,而为逸者之史?徒以彰善瘅恶之惩,权托诸空言以自见。惜哉!虽然,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面目异形,穷达殊致.而能取诸怀抱,吐其蓄积,微而显,臧而达,俾贤者薰而善良,不肖者姓名畏知,可以少补麟经汉史者,抑亦圣人之徒也.又何必印累绶若,而始成其不朽之良史哉!

呜呼,逸士亦人杰也哉!

岁在甲寅蒲月中浣琢斋友人张器也撰。

凡例

一是编悉依《霍山老人杂录》、《圣山外记》、《广东新语》及《赤雅外志》、水安、罗定、省府诸志考定,间有一二年月不符者,因事要成片段,不得不略为组织。

一诗词歌谣,有可考者悉入之,其不可考及辞意未畅者,则以己意足之,以成天观。

一是编期于通俗,《圣山志》多用土语,如谓“小”曰“仔”;称“良家子”曰“亚官仔”,如南海差役谓逢玉“尔这亚官仔”是也,谓“无”曰“冒”;谓“如此好”曰“敢好”,如“敢好后生冒好花”是也,谓“我”曰“碍”;谓“鱼”曰“牛”;谓“饭”曰“迈”;谓“碗’曰“爱”,如珠姐谓“牛是碍迈爱”是也;瑶谓“我’曰“留”,“不”曰“吾”;“来”曰“大”;“兄”曰“表”;谓“有心意’曰“眉心眉意”,如梅小姐谓“志龙表吾大留也眉心眉意”是也。诸如此类,其易晓者悉仍之.其不易晓者悉用汉音译出,以便观览。

一是编期以通俗语言鼓吹经史.人情笑骂,接引愚顽。故凡忠臣孝子,如陈起风、黄让父子,足为世劝者,固为尽情畅发,即饶有、足像、金亦诸秽琐,足为世戒者,亦不稍为避忌。

一诸事于诸书散见错出,苦无头绪,愚逐节录出,复取正史及诸家诗文注记、故老遗闻,参互考订,得其始终,始授笔书之,阅三月而成。辞语间多不雅驯者,因走笔直书.功阙磨洗,尚期博学名流为余政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