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经营烟土这一行,称为“特业”,从事特业的商人,称为“特商”。向特商征收的税,称为“特税”。名称都冠冕堂皇。

特商特别在哪里呢?除了经营的货物是毒品以外,还有三点:跟官僚、军阀及社会上恶势力勾结特别紧密;特别富于冒险精神;特别容易暴富。现介绍一些著名的特商。

(1)重庆的曾俊臣

曾俊臣原是盐帮学徒出身,从事盐业30年之久,当过10多年重庆盐帮会长。1935年至1939年从事特业,短短5年,获得巨额暴利。据他自己说,他当时是“川帮‘特商’中最有名的巨户”。

曾俊臣长期经营盐业,有着复杂的社会联系。他跟当时主管地方财政、税收、军需等部门的大小官吏和驻军上层过从甚密。特别是,他在盐帮会长任上,为刘湘一伙垫军饷,邀“包袱”(代为索贿),深得刘湘等人信任。曾俊臣曾夸口说:“在刘甫公(刘湘号甫澄)面前,我犯了事该杀头的,关三个月可以了事;该关三个月的,打个哈哈就算了。”

后来,曾还结纳了一些国民党中央要员,如贺国光、徐源泉等人。因他有手腕,后台硬,所以从事特业很快闯出局面。

1935年下半年,重庆国民党政府公开招商经营待业,给以专办鸦片进出口运销、代客买卖、报关上税等垄断特权,以鼓励特业,增加烟税。同时实行“公运”、“公栈”来防止烟土走私。乘此机会,曾俊臣和李春江(货物税局局长,后来两次任四川禁烟总局局长)、石竹轩(四川大盐商、烟贩,川盐银行常务董事兼经理)合伙组织了一家土行。以三个“金”字合起来,取名“鑫记”。股本总额10来万元。

起初,鑫记土行一年仅做几百、上千担生意。后来,一年最多做一二万担生意。帐面资金总额最多时达二三千万元。土行在各地存货最多时达1万担以上(1000担可供30万人吸一年)。

鑫记土行开张2年多,总计获暴利200万元。有一次股东分红,所得红利为股本8倍。职工(仅10几个人)的花红也发了七八万元。

1937年,重庆国民党政府实行鸦片“统收统销”。成立统收处,将收到的烟土加上利润作价交给禁烟总局。禁烟总局每月将烟土逐级分摊下去,直到每保每甲和每个烟民,强迫派销。烟土生意为官方垄断,鑫记土行只得关门。

一年以后,国民党政府政策改变,取消官方垄断,允许商营。鑫记土行跟成都帮周云章、江津帮王政平等10多家土行合并,成立庆康土行,扩大经营。周云章是川西著名的恶霸地主,在西南原有不少分庄,并有二十军邓锡侯部的师长谢德堪作后台。

  鑫记跟周云章等人的土行合并,组成庆康后,资本扩充为200万元,在省内各产、销区开了40几个码头的分庄,几乎全部控制了川省烟土的内销。同时发展了省外的业务。职工有一二百名,另有加工烟土的烟匠几十人。仅一年左右时间,就在省内外各码头购买烟土2万多担,其中单在贵州就买了8000多担。

  从鑫记创办到庆康结束,不到5年,就获利五六百万元。曾俊臣作为庆康的经理,获得了鸦片大王之称。曾俊臣跟人谈到他拥有的财产时说:胜利银行和蜀益烟草公司是他独资经营;川盐、美丰、川康等11家银行,他参加大股;另有几十家公司、商号,他是股东;他在威远、重庆、成都的田地,每年可收租几千担。连他的徒弟王政平,也跟着他贩烟而成巨商。

曾俊臣赚钱的主要法门是结纳权贵,将其拉入贩烟冒险事业。这正如他30年以后所说:“我同当时军政界的权贵们,特别是主办财政、税收的所谓‘禁政’的一次人交往密切,就利用他们替我撑腰壮胆,在经营过程中排除种种障碍。此外由于这个生意又有他们在股,大家利害相共,所以官商之间,里里外外声气相通,一切行事也就无往而不利。”

例如,鑫记土行开办的第二年,曾俊臣趁新货收获、市疲价低,大量进货。但是吃胀了,行市还未涨动。曾俊臣有点紧张,就乘飞机到成都,找鑫记的股东,当时任川省禁烟总局局长的李春江摸情况。李详细告诉他当时川省烟土产量和省内外销量等数字,及当局的政策方针。

  曾俊臣听后放下心来,认为产不足销,一定看涨。于是决定继续买进。后来销路果然好了,当局又增了税,很多人乘机抢购,掀起了大涨风。曾俊臣抛出存货,获得每天近10万元的暴利。那次增税前半个月,就有一个叫唐华的人,将增税的经济情报透露给曾俊臣。唐华那时任二十一军军部财政处长。

  曾俊臣得报,立即将原来借给四川省财政厅长刘航琛的几百万元期票,连同代云南帮垫的借款,一齐抵作预交烟税。10月19日果然成都来电,从次日起,每担烟土税由原来的300元,增加到700元。这个消息当天被重庆查烟查缉处处长周克明走漏出去,全城烟商竞相预交烟税,2个小时交库税款达200多万元。省方得知这一情况,立即宣布预交税无效,必须按新税率补交。

  禁烟总局局长李春江特地从成都到重庆来处理此事。因李是鑫记土行股东,鑫记交的税又是在增税前半个月就办好了手续的,便没有补税。按新税率,鑫记少交三四十万元的税。事后,曾俊臣送了唐华5万元的“包袱”。

(2)沪上鸦片巨商

上海的鸦片市场被广东潮州籍的烟商垄断达60年以上。潮籍烟商中最著名的是郑四太爷和郭子彬,他们都是百万富翁。另有一些人也积资至数十万。郑四太爷是上海明星电影制片公司老板兼导演郑正秋的祖父。他周围团聚了一批江湖上人,如武馆教头等,很有一些势力,因而成了上海的潮州人的领袖人物。

  英帝国主义看中了他,委托他推销鸦片。他由此而发财致富。不少潮籍商人,凭借郑四太爷的关系,转而经营烟土,形成强大的潮州鸦片集团。在国民党实行鸦片专卖之前,郑四太爷创办的郑洽记始终是上海最大的土行之一。

郭子彬,厨子出身。后来开办了郭鸿泰土店。他经营有方,亲自站柜台,在烟民中颇有信用。他的柜台上每天蹲着一只白猫,很多顾客就以白猫为记,买烟土要买柜台上蹲着白猫的土店的。郭鸿泰逐渐跟郑洽记齐名沪上。

除郑、郭两家外,郑永康、郑宝成、郑宝泰、李裕康、陈源大、陈有利、蔡益源等,都是潮州籍的沪上鸦片巨富。潮州烟商从怡和、沙逊、哈同及后来的洋药公司购进烟土,加工成熟膏,以批发或零售方式在上海英租界、华界及浦东等地区销售。另外,还把烟土运至长江流域各省推销。潮商各有各的运销路线和范围。如李裕康专走安徽线,郑永康专走镇江线,等等。

潮籍烟商跟英帝国主义勾得很紧,但不敢跟日本人打交道,他们吃过日本人的亏。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潮州烟商跟上海法租界捕房华人翻译范回春合办的胜洋洋行,本来为法国推销云土烟膏。后见红土销路好,就跟一个日本鸦片商人签订合同,委托日商代购红土200箱。合同上不能写红土一词,便以“发电机”代替。先交定金的60%。

  日商如期交货,打开一看,是一台破旧发电机。潮商提出控告,官司打到公共租界的日本法官处,不用说,败诉的是潮商。潮商还要补交40%的货款。胜洋洋行经不起这样的波折,于是倒闭。“胜洋”成了“败洋”。

潮商得了教训,决定直接到伊朗采购鸦片。大约在1920年,潮州烟商跟挪威商船的华人买办、潮州人郑宜宾合作,筹集现款100万元,组成信远公司。郑宜宾任经理。他向挪威买了一艘2000吨的旧轮船,取名“亚琛”号。郑宜宾亲自乘着这艘船,到伊朗购回了500箱红土。

  船离上海不远,突然接到上海英租界当局通知,红土不能运进租界(事先曾与上海英租界打通关节)。郑宜宾在海上进退失据,一筹莫展。信远公司的股东们,通过山东政客刘大同,买通了渤海舰队司令温树德,“亚琛”号于是开到青岛。渤海舰队因内部分赃不均,发生内讧。温树德要“亚琛”号马上驶离青岛。

  信远公司又出重金买通驻扎淞沪的浙军第四师陈乐山部,把“亚琛”号开到吴淞口,把全部鸦片存放在该师在龙华的炮兵团部。不久,卢永祥、齐燮元在上海一带开仗,信远公司不得不再出一大笔钱,通过杜月笙疏通,把红土运进法租界。信远的这批红土虽然经过很多波折和风险才运进上海,但仍获利甚丰。

  当信远公司的第二批红土由伊朗运回上海时,法租界变了卦,不准“亚琛”号将烟土运进法租界。郑宜宾大使手腕,买通了进驻上海的张宗昌部第一旅旅长程国瑞,将红土全部存放在吴淞炮台。交换条件是,郑宜宾负责在上海为程国瑞推销从北方带来的大批边土(热河等地产)。

信远公司解散后,另成立了规模更大的公平公司,资金1000万元,股东包括全部潮籍烟商,仍由郑宜宾任经理。公平公司成了上海烟土托拉斯,所有土行、土店存货,统统交给公司经销。每天公司开盘挂牌,公布鸦片市价,由各土行、土店承销发卖。

  正当公司经理郑宜宾盘算着如何扩大鸦片经营,待财力更加雄厚时,转而投资银行、工厂等等之时,公司从伊朗运回的第一批红土,竟因不能熬成熟膏(俗称“过笼”),不能销售。郑宜宾几次派人到伊朗交涉,都无济干事,只得以很低价格卖给日本人,供其炼制红丸。公平公司受了巨大打击,很快倒闭。上海的潮州烟商的势力由极盛而迅速衰落。烟馆营业。

解放以前,无论产烟区还是非产烟区,无论大城市还是小城镇,都有很多烟馆。

四川全省每个县、每个乡,以至每个小角落,都有烟馆。外乡人来到四川偏僻乡间,白天找不到饭店,可到烟馆弄饭吃;夜间找不到旅店,可找烟馆借宿。在当时的四川,找烟馆比找旅馆、饭店还来得容易。刘湘的二十一军有个主办禁烟事务的种长,叫王锡圭,编有一篇描写四川烟馆和烟民的短文。文章开头说“十室之邑,必有烟馆。三人行,必有瘾者……。”

四川的一些城市,每条街都有几爿烟馆。除烟馆专做出售熟膏(生烟土煮成)的生意外,其他很多行业都兼做这种生意。

旅馆附设烟馆。重庆龙王庙新川大旅馆,是烟商刘显卿所办,旅馆内就设有烟馆。重庆商会附近的嘉陵大旅馆、沙利文旅馆,磁器街的东南大旅馆,等等,都辟有几间房间专门售烟。四川很少有不附设烟馆的旅馆。

浴室附设烟馆。重庆公园路有个名叫“其春”的高级浴室,内设烟室一,专供顾客浴后吸烟。

妓院附设烟馆。妓院除用纸烟招待光顾者外,还提供鸦片烟具、烟膏供其吸用。这一点,是全国各地妓院通例,不独川省为然。

轮船附设烟馆。乘坐重庆到泸州等地的轮船,特别是重庆到宜昌的轮船,一上船,茶房便问:“你是否需要烟盘?”

船启航时,满船旅客已在吞云吐雾。

此外,还有流动烟馆。万县以下,长江两岸,当纤夫走过上滩地方的沙岸时,常常见到地上摆着烟膏、烟具。嘉陵江、沱江、岷江两岸也有人做这种生意。纤夫多数吸烟,上滩时吸几口,可以提提精神。四川峨嵋山上,常有和尚手提小箱,带着烟灯、烟膏。而在峨嵋山峻险处专门背人游山的苦力,一般都染有烟癖。和尚就专门做他们的生意。有人说:“四川山之崖、水之滨,都有烟馆。”

20年代初,上海法租界有规模较大的土行12家,中小土店40家,规模较小的烟馆“多到难以计算”。又据《中国黑幕大观》一书披露,沪上某租界某某里(原书没有言明),在通衢大道之旁,出入很方便。有一名记者无事闲游,沿某某里自南向北走,见左手转弯一条弄堂内,进出之人很多,各色人等都有。而且有一些做小生意的人聚集在这里,争相招待顾客。

  记者觉得很奇怪:何来这热闹场所?于是随着众人往里走,至弄底一家,门朝东,门灯耀眼。嘈杂之声从门内传出,宛如菜场早市。一进门,异香扑鼻,阵阵不绝,几乎使记者已戒十余年之老瘾怦怦欲动,滴下口水。记者杂入众人中,至天井内,举目四望,见左厢云雾迷漫。走进去,有两间屋子,皆横陈无帐床榻三张。只见灯光荧荧,呼吸声簌簌。再往里走,又有两间这样的屋子。一些初次光顾者连连称赞:“好货,好货!”

银饼纸币,大把大把地抛,毫不足惜。登梯上楼,楼上也是如此。记者目睹租界地面这条弄内,共有八家烟馆。

天津烟馆多在日租界和法租界。此地毗连华界,而又人口稠密,烟膏生意兴隆。尤以日租界旭街北烟馆最多。烟馆有上、中等之分。上等烟馆专门向上流社会开放,价格甚昂,以一元起码,非有身份之人不得入。中等烟馆为社会下层开放,以四五角起码。天津地面广大,租界又多,须得有人介绍或引路,否则既难寻觅,又难入门。

  日租界烟馆好找些,多于门外贴一红纸,上书某某部(茶馆名)、某某班(妓院)、妓女某某下处(寓所)等字样。亦有“黑籍”(吸毒)、“温柔”(宿娼)并作一乡,以楼上为烟馆,楼下为妓馆;用妓馆吸引瘾民(烟客),用妓馆掩护烟馆。

在禁烟时期,烟馆不敢明目张胆地营业,而要挂羊头卖狗肉。旧时上海法租界或英法租界交界处,凡类似烟纸铺者,皆是烟馆。其招牌暗用标志,个中人一望便知。凡用下列招牌的,均为烟馆:春生轩、老季吴氏、美泰、广昌号、林记、勃郎林、相记、昌记、明春、季吴氏、广福和、金和公、三溢公司、长泰、养寿年、双狮牌记、双鹰牌记。

  另外,这些地下烟馆,室内一般挂有门帘,上书“由此出入”。实际告诉人,凡须吸鸦片或挑烟膏者,可由此入内。也有写:“大新街(或正丰街)移此”,及“代售戒烟胶丸”等字样的。烟民或挑烟膏者看到这样的暗语,便径往里走。

下面讲讲烟馆供应的烟土种类及烟馆弄虚作假的办法

1937年7月初,广东省在各县设查禁委员,各县售吸所处于各县查禁委员监督管理之下。广东第九区(海南岛)各县、市一般都有售吸所七八处至10多处。琼山是大县,仅海口市和琼山就有21所,县内各市镇另有12处,共33处。各售吸所供应的烟土有:

(1)中等货

即普通烟土。由贵州、广西两省采购来,每两价1.2元。在海南岛熬成烟膏出售,每两价4元至4.5元。比其他烟土便宜,故销路最广。

(2)上等货

又“竹壳枕货”。从云南购入,每两价一至五六角。烟味浓郁,但来源困难。由广东省禁烟局每月搭配供应各区,有时三成上等烟土,搭七成中等烟土。有时四成上等烟土,搭六成中等烟土。

(3)金山装

又叫“锡条货”(外形像牙膏,薄锡包装)。由香港走私而来。有三钱三分装和一两装两种。每两价12至13元,而且要用名贵的人参水熬制。只有官僚、富商、地主吸食得起,一般烟民不敢问津。

(4)陈福记

有新、老陈福记之分。都用薄黄铜制成扁形盒,有一两装、二两装、三两装三种。老陈福记盒面印有双狮商标,故又叫老陈福记狮唛。新陈福记盒面光滑,无装饰图样。老陈福记由广州湾陈学谈的三友公司制造,新陈福记由广州湾戴朝恩、袁学伟的福记公司制造。两种陈福记烟土每两价四五元,销路很畅。

(5)波斯货

也叫波斯烟土。从伊朗采购,每两只花五六角钱。在广东抛售,每两1,2元至1.3元,可得一倍利。烟味比贵州、广西烟土浓厚,价钱较低,一般烟民乐于吸食,有时供不应求。

第九区各售吸所,每天销售烟膏十二三两到20两。每隔三四天到专门熬制烟膏的区土膏店领膏一次。区土膏店煎膏时,如煎广西和贵州烟土,要掺30%的烟料。如煎云南烟土,要掺40%甚至一半烟料。掺烟料,实际是掺假。其中有香港运进的“波斯料”及猪皮膏。波斯料每两2角,颜色跟烟屎差不多。

  猪皮膏价钱跟波斯膏一样。这种烟料不能掺入烟土同煎,只能充入煎好后的洋膏。当时第九区的土膏店每月承销烟土定额为3万两,加入烟料以三成计算,即9000两,连烟土共3.9万两。每两烟土1.2元,每两烟料2角,成本合计3.78万元。每两烟膏价4.5元,3.9万两即值12.285万元。除去40%的烟税,每月可获纯利5万多元。

而售吸所从土膏店领回烟膏以后,还要再掺入猪皮膏或波斯膏三成左右。另外,售吸所每销售100两膏,可收回40两烟灰,每两烟灰价3元。售吸所每月将烟灰收集起来,卖给区土膏店时,常常掺入二三成波斯料。一处售吸所,一个月若销300两烟膏,施展种种手法,大约可获利近千元。

  区土膏店和售吸所,你糊弄他,他糊弄你;最后被糊弄者是鸦片吸食者。这些舞弊现象还是在区禁烟专员和县禁烟委员的眼皮底下发生的呢,有时甚至是“专员”、“委员”跟土膏店、售吸所串通作弊。

广东省各售吸所招徕生意的一个“高招”,是雇用下等妓女或私娼招待烟客,广东人称这类妓女、私娼为“烟花”。广州市的花地和芳村,海南岛海口市的白沙区和竹林村,琼东县的嘉积市,海康县的南门外,高州的梅菉市,电白县的水东市,阳江县的织菉市,台山县的新昌市,曲江县的东西河坝,汕头市的郊区,饶平县的黄岗市等地,都有烟花。大的售吸所用四五名,小的用二三名。

烟馆要向“禁烟”机关交两种税,一为销售税,一为红灯税。销售税就是出售熟膏(供烟民回家吸)所交的税。红灯税,是指烟馆内点着红灯供人吸烟所交的税。出售每两熟膏应交的销售税,是出售每两生烟应交税的一倍。红灯税按床位计算,每张床点一盏红灯,每月应交税是每个烟民每月应交税的一倍。生烟税和烟民税并不固定,因而烟馆销售税和红灯税也是经常变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