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1930年起,就给上海《新闻报》写长篇小说。抗日战争以后,因为交通的阻隔和我自己生活的变化,中断了一年多。而且那时上海成为了孤岛,《新闻报》虽是挂了美国旗,但主持报务的人,非常谨慎,关乎时代性的小说,很准在报上发表,所以我也无心继续写下去。后来《新闻报》同人,再三的函商,表示略有抗战意思,而不明白表示出来的,总可以登。于是在1939年我就写了一篇《秦淮世家》,讽刺南京汉奸。但以用笔隐晦,不能畅所欲言。我感到要在上海发表小说,又非谈抗战不可,例是相当困难。到了1940年,我就改变办法,打算写一本历史小说。而在这本小说里,我要描写中国男儿在反侵略战争中奋勇抗战的英雄形象。这样对于上海读者,也许略有影响,井且可以逃避故伪的麻烦。考量的结果,觉得北宋末年的情形,最合乎选用。其初,我想选岳飞韩世忠两个作为主角,作一部长篇。却以手边缺乏参考书,而又以《说岳》一书在前,又重复而不易讨好未敢下笔。后来将两本宋史胡乱翻了一翻,翻到张叔夜传,灵机一动,觉得大可利用此人作线索,将梁山一百八人参与勤王之战来作结束。宋江是张叔夜部下,随张抗战,在逻辑上也很讲得通。《水浒传》又是深入民间的文学作品,描写宋江抗战,既可引起读者的兴趣,而现成的故事,也不怕敌伪向报馆挑眼。这个主意决定了,我就写信向《新闻报》编辑人商量。他们正有欲言不敢的痛苦,对我这种写法,非常满意,复信促我快写快寄。不久,我就在重庆开始写《水浒新传》了。

也许上海的读者,对我特别有好感。也许这《水浒新传》,能够略解上海人的苦闷。当这篇小说在《新闻报》发表之后,很引起读者的注意。竟有人为了书上极小的问题,写航空信到重庆来和我讨论。这样,颇给予我不少的鼓励,我就陆续的写下去。直到1941年年底。上海全境沦于敌手,我才停止撰寄。然而已经寄出四十六回,写到四十七回了。朋友们有看过我这篇小说的,多怂恿我把它写完。说是便在抗战后,这书也还有可读它的趣味存在。自然,朋友阿私所好,总不免虚奖我一番的。我自己也觉得写了五分之三,弃之可惜,正打算找个机会续写。到了1942年夏季,却接到上海朋友来信,说是上海的小报,已请人接了我的稿子向下写,而且用原名公然登载。我虽无法向他们谈什么侵害著作权,可是在敌人控制下的文字,不能强调梁山人物民族思想,那是当然。我不能猜想他们会怎样歪曲我的原意,但以他们这种行为而论,甚至写得宋江等都投降了金人,也有可能。我不敢说敝帚自珍,而这种事实的表现,到战后,也许会教社会对我发生一种误解。因此在一气之下,于1942年冬季,我又从四十七回再向下写,把这部书写完。当这书与大后方读者相见的时候,读者也许只说个原来如此。可是假使这书得在上海登完,又在上海出单行本,那就有点不同的观感了。

完成这部书的经过,大概如此。笔者虽不无冒犯罗贯中,施耐庵,金圣叹之处,那是大可以原谅的了。

1943年3月张恨水序于重庆南温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