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七——中华民国十六年的年头和一九二六年的年尾,沪杭一带充满了风声鹤唳的白色恐怖的空气。在党的铁律指导下的国民革命军,各地都受了工农老百姓的暗助,已经越过了仙霞岭,一步一步的逼近杭州来了。

阳历元旦以后,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九路军,真如破竹般地直到了杭州,浙江已经成了一个遍地红旗的区域了。这时候淞沪的一隅,还在旧军阀孙传芳的残部的手中,但是一夕数惊,旧军阀早已经感到了他们的末日的将至了。

处身于这一种政治大变革的危急之中,托庇在外国帝国主义旗帜下的一股上海的大小资产阶级,和洋商买办之类,还悠悠地在送灶谢年,预备过他们的旧历的除夕和旧历的元旦。

醉生梦死,服务于上海的一家大金融资本家的银行里的郑秀岳他们的房东,到了旧历的除夕夜半,也在客厅上摆下了一桌盛大的筵席,招请他的房客全体去吃年夜饭,这一天系一九二七年二月一日,天气阴晴,是晚来欲雪的样子。

郑秀岳他们的一家,在炉火熔熔,电光灼灼的席面上坐定的时候,楼上的那一位吴先生,还不肯下来。等面团身胖,嗓音洪亮的那一位房东向楼上大喊了几声之后,他才慢慢地走落了楼。房东替他和郑去非及郑秀岳介绍的时候,他只低下了头,涨红了脸,说了几句什么也听不出来的低声的话。这房东本来是和他同乡,身体魁伟,面色红艳,说了一句话,总容易惹人家哄笑。在他介绍的时候说:

“这一位吴先生,是我们的同乡,在我们这里住了两年了,叫吴一粟,系在某某书馆编《妇女杂志》的。郑小姊,你倒很可以和他做做朋友,因为他的脾气像是一位小姊。你看他的脸涨得多么红?我们内人有几次去调戏他的时候,他简直会哭出来。”

房东太太却佯嗔假怒地骂起她的男人来了:“你不要胡说,今朝是大年夜头,噢!你看吴先生已经被你弄得难为情极了。”一场笑语,说得大家都呵呵大笑了起来。

郑秀岳在吃饭的时候,冷静地看了他好几眼,而他却只低下了头,一句话也不说,尽在吃饭。酒,他是不喝的。郑去非和房主人的戴次山正在浅斟低酌的中间,他却早已把碗筷搁下,吃完了饭,默坐在那里了。

这一天晚上,郑去非于喝了几杯酒后,居然兴致大发,自家说了一阵过去的经历以后,便和房东戴次山谈论起时局来。末后注意到了吴一粟的沉默无言,低头危坐在那里,他就又把话牵了回来,详细地问及了吴一粟的身世。

但他问三句,吴一粟顶多只答一句,倒还是房主人的戴次山代他回答得多些。

他和戴次山虽是宁波的大同乡,然而本来也是不认识的。戴次山于两年前同这回一样,于登报招寻同住者的时候,因为他的资格身份很合,所以才应许他搬进来同住。他的父母早故了,财产是没有的,到宁波的四中毕业为止,一切学费之类,都由他的一位叔父也系在某书馆里当编辑的吴卓人负责的。现在吴卓人上山东去做女师校长去了,所以他只剩了一个人,在上海。那《妇女杂志》,本来是由吴卓人主编的。但他于中学毕业之后,因为无力再进大学,便由吴卓人的尽力,进了这某书馆而充作校对。过了二年,升了一级,就算升作了小编辑而去帮助他的叔父,从事编辑《妇女杂志》。而两年前他叔父去做校长去了,所以这《妇女杂志》现在名义上虽则仍说是吴卓人主编,但实际上则只有他在那里主持。

这便是郑去非向他盘问,而大半系由戴次山替他代答的吴一粟的身世。

郑秀岳听到了吴卓人这名字,心里倒动了一动。因为这名字,是她和冯世芬要好的时候,常在杂志上看熟的名字。《妇女杂志》,在她们学校里订阅的人也是很多。听到了这些,她心里倒后悔起来了,因为自从冯世芬走后,这一年多中间,她只在为情事而颠倒,书也少读了,杂志也不看了,所以对于中国文化界和妇女界的事情,她简直什么也不知道了。当她父亲在和吴一粟说话的中间,她静静儿的注视着他那腼腆不敢抬头的脸,心里倒也下了一个向上的决心。

“我以后就多读一点书吧!多识一点时务吧!有这样的同居者近在咫尺,这一个机会倒不可错过,或者也许比进大学还强得多哩。”

当她正是混混然心里在那么想着的时候,她父亲和戴次山的谈话,却忽而转向了她的身上。

“小女过了年也十七岁了,虽说已在女校毕了业,但真还是一个什么也不知的小孩子。以后的升学问题之类,正要戴先生和吴先生指教才对哩。”

听到了这一句话,吴一粟才举了举头,很快很快地向她看了一眼。今晚上郑秀岳已经注意了他这么的半晚了,但他的看她,这却还是第一次。

这一顿年夜饭,直到了午前一点多钟方才散席。散席后吴一粟马上上楼去了,而郑秀岳的父母,和戴次山的夫妇却又于饭后打了四圈牌。在打牌闲话的中间,郑秀岳本来是坐在她母亲的边上看打牌的,但因为房东主人,于不经意中说起了替她做媒的话,她倒也觉得有些害起羞来了,便走回了厢房前面的她的那间卧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