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冯世芬右肩受了伤,呻吟在亭子间里养病的中间,一样的在上海沪西,相去也没有几里路的间隔,但两人彼此都不曾知道的郑秀岳,却得到了一个和吴一粟接近的机会。

革命军攻入上海,闸北南市,各发生了战事以后,神经麻木的租界上的住民,也有点心里不安起来了,于是乎新闻纸就骤加了销路。

本来郑秀岳他们订的是一份《新闻报》,房东戴次山订的是《申报》,前楼吴一粟订的却是替党宣传的《民国日报》。郑去非闲居无事,每天就只好多看几种报来慰遣他的不安的心里。所以他于自己订的一份报外,更不得不向房东及吴一粟去借阅其他的两种。起初这每日借报还报的使命,是托房东用在那里的金妈去的,因为郑秀岳他们自己并没有佣人,饭是吃的包饭。房东主人虽则因为没有小孩,家事简单,但是金妈的一双手,却要做三姓人家的事情,所以忙碌的上半天,和要烧夜饭的傍晚,当然有来不转身的时节,结果,这每日借报还报的差使,就非由郑秀岳去办不可了。

郑秀岳起初,也不过于傍晚吴一粟回来的时候上楼去还还而已,决不进到他的住室里去的。但后来到了礼拜天,则早晨去借报的事情也有了,所以渐渐由门口而走到了他的房里。吴一粟本来是一个最细心、最顾忌人家的不便的人,知道了郑去非的这看报嗜好之后,平时他要上书馆去,总每日自己把报带下楼来,先交给金妈转交的。但礼拜日他并不上书馆去,若再同平时一样,把报特地送下楼来,则怕人家未免要笑他的过于殷勤。因为不是礼拜日,他要锁门出去,随身把报带下楼来,却是一件极便极平常的事情。可是每逢礼拜日,他是整天的在家的,若再同样的把报特地送下楼来,则无论如何总觉得有点可笑。

所以后来到了礼拜天,郑秀岳也常常到他的房里去向他借报去了。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的过去,她居然也于去还报的时候和他立着攀谈几句了,最后就进到了在他的写字台旁坐下来谈一会的程度。

吴一粟的那间朝南的前楼,光线异常的亮。房里头的陈设虽则十分简单,但晴冬的早晨,房里晒满太阳的时候,看起来却也觉得非常舒适。一张洋木黄漆的床,摆在进房门的右手的墙边,上面铺得整整齐齐,总老有一条洁白印花的被单盖在那里的。西面靠墙,是一排麻栗书橱,共有三个,玻璃门里,尽排列着些洋装金字的红绿的洋书。东面墙边,靠墙摆着一张长方的红木半桌,边上排着两张藤心的大椅。靠窗横摆的是一张大号的写字台,写字台的两面,各摆有藤皮的靠背椅子一张。东面墙上挂着两张西洋名画复制版的镜框,西面却是一堂短屏,写的是一首《春江花月夜》。

当郑秀岳和冯世芬要好的时候,她是尊重学问,尊重人格,尊重各种知识的。但是自从和李文卿认识以后,她又觉得李文卿的见解不错,世界上最好最珍贵的就是金钱。现在换了环境,逃难到了上海,无端和这一位吴一粟相遇之后,她的心想又有点变动了,觉得冯世芬所说的话终究是不错的。所以她于借报还报之余,又问他借了两卷过去一年间的《妇女杂志》去看。

在这《妇女杂志》的《论说栏》《感想栏》《创作栏》里,名家的著作原也很多,但她首先翻开来看的,却是吴一粟自己做的或译的东西。

吴一粟的文笔很流利,论说,研究,则做得谨慎周到,像他的为人。从许多他所译著的东西的内容看来,他确是一个女性崇拜的理想主义者。他讴歌恋爱,主张以理想的爱和精神的爱来减轻肉欲。他崇拜母性,但以人格感化,和儿童教育为母性的重要天职。至于爱的道德,结婚问题,及女子职业问题等,则以抄译西洋作者的东西较多,大致还系爱伦·凯、白倍儿、萧百纳等的传述者,介绍到了美国林西的《伴侣结婚》的时候,他却加上了一句按语说:“此种主张,必须在女子教育发达到了极点的社会中,才能实行。若女子教会,只在一个半开化的阶段,而男子的道德堕落,社会的风纪不振的时候,则此种主张反容易为后者所恶用。”由此类推,他的对于红色的恋,对于苏俄的结婚的主张,也不难猜度了,故而在那两卷过去一年的《妇女杂志》之中,关于苏俄的女性及妇女生活的介绍,却只有短短的一两篇。

郑秀岳读了,最感到趣味的,是他的一篇歌颂情死的文章。他以情死为爱的极致,他说殉情的圣人比殉教的还要崇高伟大。于举了中外古今的许多例证之后,他结末就造了一句金言说:“热情奔放的青年男女哟,我们于恋爱之先,不可不先有一颗敢于情死之心,我们于恋爱之后,尤不可不常存着一种无论何时都可以情死之念。”

郑秀岳被他的文章感动了,读到了一篇他吊希腊的海洛和来安玳的文字的时候,自然而然地竟涌出来了两行清泪。当她读这一篇文字的那天晚上,似乎是旧历十三四夜的样子,读完之后,她竟兴奋得睡不着觉。将书本收起,电灯灭黑以后,她仍复痴痴呆呆地回到了窗口她那张桌子的旁边静坐了下去。皎洁的月光从窗里射了进来。她探头向天上一看,又看见了一角明蓝无底的夜色天。前楼上他的那张书桌上的电灯,也还红红地点着在那里。她仿佛看见了一湾春水绿波的海来斯滂脱的大海,她自己仿佛是成了那个多情多恨的爱弗洛提脱的女司祭,而楼上在书桌上大约是还在写稿子的那个清丽的吴郎,仿佛就是和她隔着一重海峡的来安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