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瑗、褚遂良、来济,都在武后的钢鞭之下粉碎了,只剩下长孙无忌孤零零的一个人。无忌也感觉出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于是继续致力编《武德贞观二朝史》。全书共八卷,杀青之后,皇帝赐绸两千匹。

现在刀刃儿向长孙无忌落了下来,这位太宗皇帝的肱股之臣,大唐帝国的开国元老。当然,除去无忌之外,武后还要把几个人消灭的消灭,罢斥的罢斥,例如将军于志宁,也是太

宗皇帝的旧臣,始终不向武后附和。武后谋害忠臣,总以那个莫须有的燕王谋反为借口。许敬宗继续不断在他那虚无缥缈的想象中捏造那个谋反案。在次年春天,高宗永徽四年,许敬宗呕尽心血找出了一个长孙无忌参与燕王谋反案的证人。原因是,无忌有一个友人魏季方,因被控贪污被捕。许敬宗现在官居中书令,兼大理寺卿,而大理寺内官员全系敬宗党羽。审案时,判官说,如果魏季方咬定无忌同谋犯罪,魏的罪就可以从轻发落。魏也许受了贿赂,不过出卖好人,他却不干。用刑之后,魏仍然拒不招认,并且企图自寻短见。已经在身上自刺数处,即将死去,许敬宗一看无法从他身上获取证据,眼看他横竖已经没命,于是向高宗奏称,魏季方已经招认,叛党的魁首不是褚遂良,而是太尉长孙无忌。

高宗大惊,命许敬宗的心腹侍中辛茂再行侦察。虽然魏季方那个垂死之人已经不能说话,侦察的结果完全一样,证明无忌犯罪,完全属实。

高宗说:“辛茂愚蠢无用,所奏不可听信。舅父绝不会做此等事,他又何必呢?”

许敬宗回答得很快。他说,皇帝也看得出来,无忌数年来一向置身事外,凡事退后,实属心存不满。以前他曾经倡言立燕王为太子。燕王被废后,他颇不自安。并且他一向与武后为敌,如今心中恐惧权位将失,所以潜谋造反,拥立燕王,以便自己大权得保。

高宗心里难过,贬斥无忌就如同自断左右手。他犹豫不决,不肯下诏逮捕。自己叹息说:“我家不幸,亲戚当中竟会出这种事!”

可是许敬宗不断催促高宗立即逮捕长孙无忌。他提醒皇帝说,无忌与先朝谋取天下,众人服其智,做宰将三十年,百姓服其威,可谓威能服物,智能动众。如今阴谋败露,恐怕被迫之下,朝夕起事。事情急迫,不可延缓。再者,皇帝当以国法为重,亲戚之情为轻才是。

高宗说:“让我再仔细想想。”但他连亲自召见无忌的勇气也失掉了。当夜,有武后在旁,他下诏逮捕那位唐朝开国元老齐国公太尉长孙无忌,流配黔州。并且下令保留无忌的官爵,在往黔州去的路上,地方官仍当以接待朝廷一品大员之礼相待。

一个大臣一旦失宠,流谪在外,也就不难收拾了。次年,许敬宗从大理寺派大理正袁公瑜往黔州去。袁公瑜就是以前为反对废王皇后,在无忌府邸会议后,立即向武后之母杨夫人告密那个人。袁公瑜奉命要向无忌取得株连别人的供词。当然无忌严词拒绝了。

袁公瑜向无忌说:“你为什么不自缢身死呢?你死之后,我总会想办法在你的供词上替你签名的。”

事情已然无可避免,情势也已经山穷水尽,太宗皇帝的内兄齐国公太尉长孙无忌,就接受了袁公瑜的意见,自缢身死了。关于大理正袁公瑜所奏呈的无忌供词一事,据说袁公瑜在从京城启程以前,就把无忌的供词全部预先写好了。

袁公瑜这次出京,也受命去找韩瑗,打算用收拾无忌的办法一样对付他。幸而韩瑗已死。袁公瑜令人打开韩瑗的棺材,验明正身无误才回京。韩瑗和无忌两家都流配岭南,成为奴隶。

燕王忠这时才十八岁,被罗织莫须有的冤狱,自己一无所知。被废为庶人之后,也被流配在无忌遭害的黔州。亲眼看见几年以内发生的一桩桩的事,连朝廷重臣长孙无忌都难幸免,于是自己恐惧遭害,惴惴不安,常改穿女服,夜间睡觉则时换床榻,借以躲避刺客的暗杀。他的恐惧越来越厉害,常有恐怖的噩梦,从床上惊起。远在异乡,孤苦伶仃,无人问寒问暖,更兼惊恐惶悚,昼夜不安,于是日形憔悴。在继母武后眼里,他这条命显然还不无用处。因为他一旦死去,谁还能被诬控为一名图谋王位的王子呢?

在武氏执政五年之内,太尉长孙无忌、褚遂良、韩瑗都死了。来济初贬为台州刺史,后突厥入寇,来济领兵拒敌,愤怒失望之余,冲入贼阵而死。燕王忠的冤狱完全是许敬宗的伪构,而太宗皇帝当年开国的元老大臣都死在此冤狱之下,老将于志宁也在内,李唯唯诺诺得以幸全。朝廷上把忠直刚正之士都已肃清。在位的都心怀畏惧,知道非在武后面前奴颜婢膝,不足以苟活。武后的亲信小人许敬宗、李义府都飞黄腾达起来,对武后一味胁肩谄笑,毕恭毕敬。武后已经把大唐的天下牢牢地控制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