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的秋天,我又回到北京长兄家里去住了三个月。那时候,我有一个同乡在大学里念书。有一天一次我在S公寓的同乡那里遇着了二位我同乡的同学,他们问了我的姓名,就各人送了我一个名片:一位姓陈的是一个十八九岁的美少年,他的名片的姓名上刻着基而特社会主义者,消费合作团副团长,大学雄辩会干事,经济科学生的四行小字;一位姓胡的是江西人,大约有三十岁内外的光景,面色黝黑,身体粗大得很,他的名片上只刻有人道主义者,大学文科学生的两个衔头。

他们开口就问我说:“足下是什么主义?”

我因为看见他们好像是很有主张的样子,所以不敢回答,只笑了一笑说:“我还在念书,没有研究过各种主义的得失,所以现在不能说是赞成哪一种主义反对哪一种主义的。”

江西的胡君就认真的对我说:“那怎么使得呢!你应该知道现在中国的读书人,若没有什么主义,便是最可羞的事情,我们的同学,差不多都是有主义的。你若不以我为潜越,我就替你介绍一个主义吧。现在有一种世界主义出来了。这一种主义到中国未久,你若奉了它,将来必有好处。”

那美少年的陈君却笑着责备姓胡的说:“主义要自家选择的,大凡我们选一种主义的时候,总要把我们的环境和将来的利益仔细研究一下才行。考察不周到的时候,有时你以为这种主义一定会流行的,才去用它。后来局面一变,你反不得不吃那主义的亏。所以到了那时候,那主义若是你自家选的呢,就同哑了吃黄连一样,自打自的嘴巴罢了,若是人家劝你选的呢,那你就不得不大抱怨于那劝你选的人。所以代人选择主义是很危险的。”

我听了陈君的话,心里感佩得很,以为像那样年轻的人,竟能讲出这样老成的话来。我呆了一会,心里又觉得喜欢,又觉的悲哀。喜欢的就是目下中国也有这样有学问有见识的青年了;一边我想到自家的身上,就不得不感着一种绝大的悲哀:“我在外国图书馆里同坐牢似的坐了六七年,到如今究竟有一点什么学问?”

我正呆呆的坐在那里看陈君的又红又白的面庞,门口忽又进来了一位驼背的青年。他的面色青得同菜叶一样,又瘦又矮的他的身材,使人看不出他的年龄来。青黄的脸上架着一双铁边的近视眼镜。大约是他的一种怪习惯,看人的时候,每不正视,不是斜了眼睛看时,便把他的眼光跳出在那又细又黑的眼镜圈外来偷看。我被他那么看了一眼,胸中觉得一跳,因为他那眼镜圈外的眼光好像在说:“你这位青年是没有主义的么?那真可怜呀!”

我的同乡替我们介绍之后,他又对我斜视了一眼,才从他那青灰布的长衫里摸了一张名片出来。我接过来一看,上边写着“人生艺术主唱者江涛,浙江”的几个字,我见了浙江两字,就感觉着一种亲热的乡情,便问他说:“江先生也是在大学文科里念书的么?”

他又斜视了我一眼,放着他那同猫叫似的喉音说:“是的是的,我们中国的新文学太不行了。我今天《晨报》上的一篇论文你看见了么?现在我们非要讲为人生的艺术不可。了要和劳动者贫民表同情不可。他们西洋人在提倡第四阶级的文学,我们若不提倡第五第六阶级的文学,怎么能赶得他们上呢?况且现在中国的青年都在要求有血有泪的文学,我们若不提倡人生的艺术,怕一般青年就要骂我们了。”

江君讲到这里,胡君光着两眼,带了怒,放大了他那洪钟似的声音叱着说:“江涛,你那人生艺术,本来是隶属于我的人道主义的。为人生的艺术是人道主义流露在艺术方面的一端。你讲话的时候绝不提起你的主义的父祖,专在那些小问题上立论,我是非常反对的,并且你那名片上也不应该只刻人生艺术那几个字,因为人生艺术,还没有成一种主义,你知道么?你在名片上无论如何,非要刻人道主义者不可,你立刻去改正了吧!”

胡君江君争论了两个钟头,还没有解决,我看看太阳已经下山了,再迟留一刻,怕在路上要中了秋寒,所以就一个人走了。我走到门口的时刻,听见屋里争执的声音更高了起来,本来是胆子很小,并且又非常爱和平的我,一边在灰土根深的日暮的街上走回家来,一边却在心里祈祷着说:“可敬可爱的诸位主义的斗将呀,愿你们能保持和平,尊重人格,不至相打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