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内经》中的唯物辩证法思想,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讨论了这个问题,同学们在课后可以看看我的这篇文章,因为时间的关系,在这里只能讲一些重点内容。

《内经》是祖国医学的一部巨著,是我国古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古代防治疾病的丰富经验和独特理论的结晶,为我国医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直至今天依然对中医学的医疗实践起着主要的指导作用。像这样能够经受长期实践检验的医学巨著,必然有一种指导思想存在其中,这个思想就是朴素的唯物辩证法。

《内经》中的唯物辩证法思想主要体现在《内经》的自然观、《内经》的生理观、《内经》的疾病观、《内经》的治疗观等方面。

第一节 《内经》的自然观

我们是讲求辩证法的,辩证唯物论指出,承认世界的物质性是一切科学研究的前提。

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内容不过600字,就有7次提到“万物”这一概念。如“天地俱生,万物以荣”;“天地气交,万物华实”;“交通不表,万物命故不施”;“万物不失,生气不竭”;“四时阴阳者,万物之根本”;“与万物沉浮于生长之门”;“阴阳四时者,万物之终始”。这里所谓的“万物”,即是说世界的一切无一不是物质的,这也包括人类本身。所以《素问·宝命全形论》中说:“天覆地载,万物悉备,莫贵于人。”意思是说人固为万物之一,但人在万物中是最宝贵的。

宇宙充满了物质,因而宇宙的变化就是物质的变化。故《素问·天元纪大论》中说:“物生谓之化,物极谓之变,阴阳不测谓之神。”《素问·六微旨大论》又进一步解释道:“夫物之生从于化,物之极由乎变,变化之相薄,成败之所由也。”

物质世界的变化是极其复杂的,《内经》至少提出了两点认识:第一,物质的变化是可以认识的,如《灵枢·五音五味》中云:“其非夫子,孰能明万物之精。”《灵枢·逆顺肥瘦》中云:“审察于物而心生之。”第二,物质的变化是有规律的,如《素问·至真要大论》说的“物化之常”,“常”就是规律。

以“万物”概括自然界乃至整个宇宙,毕竟还是笼统,古代劳动者通过长期对“万物”的认识,提出了“五行”概念,即万物都由水、火、金、木、土等五种元素所构成。继而又提炼出“五行学说”的理论,这一理论认为,自然之五种物质元素所以能够运动变化,是由于它们相互对立、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因而万物变化无穷无尽。很明显这是一种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的观点,这个观点在《内经》中是贯穿始终的。如《素问·天元纪大论》中说:“木火土金水火,地之阴阳也,生长化收藏下应之。”

古代劳动者在长期的生产斗争中,认识到事物的运动都有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并提出事物对立的现象是普遍存在的。《素问·阴阳离合论》中说:“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可见,自然界是无限大的,大到什么程度,我们无从知晓。

事物对立的两个方面,《内经》称之为“阴”与“阳”,阴阳不是平平静静的,而是相互斗争的,故《素问·阴阳别论》中说:“阴争于内,阳扰于外,魄汗未藏,四逆而起。”《素问·疟论》中说:“阴阳上下交争,虚实更作,阴阳相移也。”阴阳双方既是对立的又是互为依存的,故《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云:“阴在内,阳之守也;阳在外,阴之使也。”阴阳双方不仅相互依存,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各自向着相反的一方转化,叫做“重阴必阳,重阳必阴”。《内经》中的这些认识都含有辩证法的元素。

历来的唯物论者,都把“天”解释为物质的自然界,人类应该认识自然界,掌握自然界的规律,进而改造和适应自然界。《内经》对此亦有相当的认识,单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一篇中,就把客观存在之自然描写得十分清楚。如“积阳为天,积阴为地”;“清阳为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雨出地气,云出天气”;“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

至于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素问·咳论》则谓“人与天地相参,故五脏各以治时”。即是说人生存于自然界,就要受到自然的影响。那么人在自然界中是何角色呢?人存在于自然界中,便要参与自然界,要作自然界的主人,故《灵枢·玉版篇》中说:“人者,天地之镇也。”《素问·上古天真论》中说:“提挈天地,把握阴阳。”人掌握了自然界的运动规律,才可以进而改造它、维护它、适应它,所以人为“天地之镇”。

第二节 《内经》的生理观

人既是自然物质之一,人究竟是由什么物质构成的呢?《灵枢·经脉》中云:“人始生,先成精。”《素问·金匮真言论》中云:“夫精者,身之本也。”中医学经过长期医疗实践,认识到“精”可分为先天、后天两类。先天之精禀受于父母,是构成机体的原始物质,《灵枢·经脉》所说的“精”就是先天之精;后天之精来源于饮食水谷的化生,通过血液的运行,以营养五脏六腑;先天之精与后天之精相互依赖、相互为用,后天之精不断地转化为脏腑之精,而脏腑之精又不断地补充了先天之精。《素问·上古天真论》中云:“肾者主水,受五脏六腑之精而藏之,故五脏盛乃能泻。”先天之精藏于肾,持续地得到后天之精的充养,从而成为机体生命活动的物质基础。

中医学还认为,“气”也是构成机体和维持生命活动的基础物质之一,“气”的存在是通过脏腑组织的机能活动反映出来的,所以又可以把“气”概括为机体脏腑组织各种不同的机能活动。如《灵枢·决气》中说:“上焦开发,宣五谷味,熏肤、充身、泽毛,若雾露之溉,是谓气。”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又根据“气”在人体分布的部位及其不同的作用,而分别为元气、宗气、营气、卫气等。

中医学对“血”的生化来源、生理循环、功能作用等,都有比较精准的认识。如《灵枢·决气》中云:“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灵枢·本脏》中云:“血和则经脉流行,营覆阴阳,筋骨劲强,关节清利矣。”这些论述认为,“血”由中焦水谷精微经过生理变化而成,“血”所含的丰富营养,通过“气”的推动而循行于经脉,供给全身各器官组织所需。这一认识在世界医学史上是居于前列的。

尤其可贵的是,《内经》对人之形体与精神的关系有深刻的认识,认为“形体”是第一性的、本原的,“精神”是第二性的、派生的。《灵枢·平人绝谷》中云:“神者,水谷之精气也。”《素问·六节藏象论》中云:“气和而生,津液相成,神乃自生。”也就是说,“神”是由精气所产生的。

关于精神活动的器官,我国民族的传统习惯称之为“心”,但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中,也逐渐考虑到精神活动与“脑”的关系。《素问·脉要精微论》中云:“头者,精明之府,头倾视深,精神将夺矣。”当然亦无可讳言,其认识还是较肤浅的。汪昂在《本草备要·木部·辛夷》中云:“吾乡金正希先生尝语余曰:人之记性,皆在脑中;小儿善忘者,脑未满也;老人健忘者,脑渐空也;凡人外见一物,必有一形影留于脑中。昂按:今人每记忆往事,必闭目上瞪而思索之,此即凝神于脑之意也。”这比《素问》的认识要进步多了。

中医学认为,人体中的各个器官组织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有分工、有合作,彼此关联为一个整体。《素问·五脏生成》中云:“心之合脉也,其荣色也,其主肾也。肺之合皮也,其荣毛也,其主心也。肝之合筋也,其荣爪也,其主肺也。脾之合肉也,其荣唇也,其主肝也。肾之合骨也,其荣发(髪)也,其主脾也。”《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记载:“肝生筋……在窍为目”;“心生血……在窍为舌”;“脾生肉……在窍为口”;“肺生皮毛……在窍为鼻”;“肾生骨髓……在窍为耳”。《灵枢·本脏》中云:“肺合大肠,大肠者,皮其应;心合小肠,小肠者,脉其应;肝合胆,胆者,筋其应;脾合胃,胃者,肉其应;肾合三焦膀胱,三焦膀胱者,腠理毫毛其应。”这一以五脏为中心,把有关各部有机地联系起来的整体观,一直是中医学辨证论治的基本指导思想,这一理论在几千年的医疗实践中都行之有效,成为中医学的基本特点之一,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中医学的生理观之所以具有辩证唯物论的元素,是和它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不断总结提高分不开的,其中也包括对尸体解剖观察的实践。《灵枢·经水》中云:“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其脏之坚脆,腑之大小,谷之多少,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少,十二经之多血少气,与其少血多气,与其皆多血气,与其皆少血气,皆有大数。”可见当时对人体和尸体的观察是相当仔细的,这足以说明中医学理论是唯物主义思想体系的产物,中医学以实践为依据是其科学性所在。

第三节 《内经》的疾病观

鬼神致病、死生有命的唯心论充斥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但《内经》的疾病观首先是反对鬼神迷信的。如《灵枢·贼风》中云:“其毋所遇邪气,又毋怵惕之所志,卒然而病者,其故何也?唯有因鬼神之事乎?岐伯曰:此亦有故邪留而未发,因而志有所恶,及有所慕,血气内乱,两气相搏。其所从来者微,视之不见,听而不闻,故似鬼神。”

尽管往往致病的因子是很微细的,不容易被人的五官觉察到,但既然发生了病变,就必定有发病的原因存在,这个原因肯定不是鬼神,故《素问·宝命全形论》明确提出“道无鬼神”的主张,即说在医学之道中绝对没有什么鬼神的存在,宣扬鬼神者便不能叫做“医道”。《素问·五脏别论》亦谓:“拘于鬼神者,不可与言至德。”

鬼神邪说既被排除,便当明确地找到致病的原因。《灵枢·玉版》中云:“夫痈疽之生,脓血之成也,不从天下,不从地出,积微之所生也。”疾病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从地上长出来的,而是由致病因子的存在而逐渐形成的。疾病的成因,正如《素问·调经论》中所说:“夫邪之生也,或生于阴,或生于阳。其生于阳者,得之风雨寒暑;其生于阴者,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素问·至真要大论》中补充说:“夫百病之生也,皆生于风寒暑湿燥火之化、之变也。”

人类在长期的与自然界作斗争的过程中,逐渐摸索到四时六气的变化规律,并能适应之。但六气亦随时出现反常的变化,如当寒不寒、当热不热、不当寒而寒、不当热而热之类,这种不正常的六气《内经》称作“虚邪”,最是致病的因素。故《灵枢·百病始生》中云:“风雨寒热,不得虚邪,不能独伤人。”这种“虚邪”即所谓的“六淫邪气”。六淫为病,从今天的临床实践来看,包括了生物的(细菌、病毒、寄生虫之类)、物理的、化学的等多种致病因子,这些致病因子作用于人体便引发疾病。限于社会历史条件和科学技术水平,古人虽没有完全看到致病的微生物等,但能用“六淫”概括病邪,既不排除致病因素的影响,更着重研究致病因素作用于人体后所引起的机体反应,这样将致病因子与机体反应综合在一起来研究疾病发生、发展规律的方法,仍是很可贵的。

所谓“阴阳喜怒”,即指喜、怒、忧、思、悲、恐、惊等情志表现,简称“七情”。在一般情况下,七情本是大脑对外界事物的反应,属于正常的精神活动范围。但是,如果长期的精神刺激,或突然受到剧烈的精神创伤,超过了大脑生理所能调节的程度,就会引起脏腑气血等功能的紊乱,从而导致疾病的发生。故《素问·玉机真脏论》中云:“忧恐悲喜怒,令不得以其次,故令人有大病矣。”

所谓“得之饮食居处”即指饮食、劳倦所伤。劳动、饮食是维持人体健康的基本条件,但如果饮食没有节制,或劳动不适度,就会降低机体的抵抗能力而导致疾病的发生。正如《素问·痹论》所云:“饮食自倍,肠胃乃伤。”《素问·上古天真论》中云:“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这些阐述都是有现实意义的。

以上是《内经》对病因的一些认识,既明确了病因,还要明确致病因子究竟是怎样作用于人的机体而发病的,概言之总不外阴阳对立统一的失调。《内经》认为阴阳失调的原因有二:一是机体自身的功能紊乱,一是外界致病因素对机体的影响。机体自身功能活动及其对外界致病因子的预防能力,即所谓“正气”;凡通过机体而导致疾病的发生和变化的因子,即所谓“邪气”;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就是正气与邪气相互斗争的过程。就正气与邪气这一矛盾的双方而言,中医学一向认为正气是矛盾主要方面,只要机体的脏腑功能正常、气血和调、精力充沛,也就是正气强盛,邪气便无从侵入,疾病也就不会发生。故《素问·上古天真论》中云:“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素问·刺法论》(遗篇)中云:“五疫之至,皆相染易……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这些都在说明这样一个道理:只有在正气虚弱,抵抗力不足时,病邪才有可能乘虚而入,导致疾病的发生。

《灵枢·五变》中更是反复地举例来说明这个道理,文中云:“一时遇风,同时得病,其病各异,愿闻其故。少俞曰:善乎其问!请论以比匠人。匠人磨斧斤砺刀,削斵材木,木之阴阳,尚有坚脆,坚者不入,脆者皮弛,至其交节,而缺斤斧焉。夫一木之中,坚脆不同,坚者则刚,脆者易伤,况其材木之不同,皮之厚薄,汁之多少,而各异耶。夫木之蚤花先生叶者,遇春霜烈风,则花落而叶萎;久曝大旱,则脆木薄皮者,枝条汁少而叶萎;久阴淫雨,则薄皮多汁者,皮溃而漉;卒风暴起,则刚脆之木,枝折杌伤;秋霜疾风,则刚脆之木,根摇而叶落。凡此五者,各有所伤,况于人乎!”这段对话说明了三个问题:第一,致病因子是多种多样的,轻重、大小、缓急不等;第二,人的体质各不相同,抵抗力大小互异,因而所受病邪的浅深也就不一样;第三,若人体正气充沛,抵抗力强,一般来说不仅可以不受病邪的侵害,即使受邪也足以消灭病邪而很快康复。这个论点无疑是符合辩证法思想的。

人体内的正气,既决定着疾病的发生,亦关系着疾病的发展、预后和转归。因为疾病的发展、预后、转归如何,要取决于正、邪双方力量的对比,正强邪弱,疾病就趋向好转或痊愈,反之正衰邪盛,病情便将恶化,甚至死亡。这种既强调人体正气的抵抗作用,又不排除外界致病因子的条件学说,有力地批判了唯心论者“死生有命”“鬼神致病”的迷信思想,也驳斥了片面强调外因的形而上学观。只有运用唯物辩证法思想,才能更好地掌握正气与邪气的辩证关系,外因和内因的辩证关系,正确地认识和有效地防治疾病。

第四节 《内经》的治疗观

在古代社会,由于对疾病的认识不同,也就形成了根本对立的治疗路线,即“信巫”和“信医”。唯心论者用祈祷、祭祀、占卜、祝由等方式来求天意的宽恕,到头来,只落得“获罪于天,无所祷也”的自我解嘲,在疾病面前无能为力。《内经》在病因学中既不承认有鬼神,在治疗学中就必然要反对巫祝。

《素问·移精变气论》中云:“内至五脏骨髓,外伤空窍肌肤,所以小病必甚,大病必死,故祝由不能已也。”意思是说,祝由所治愈的只是些不需要治的小病,如果真是大病,祝由是不可能治好的。《灵枢·贼风》中记载:“黄帝曰:其祝而已者,其故何也?岐伯曰:先巫者,因知百病之胜,先知其病之所从生者,可祝而已也。”这一针见血地戳穿了祝由治病的骗术所在,不过是巫者预先掌握了病人的实际情况进行了相应的治疗,“祝由”只是个幌子。所以战国时扁鹊批评那些信巫不信医的病人是无药可治者。

《内经》既反对巫祝,就只能与疾病进行斗争,积极地进行治疗,战而胜之。《灵枢·九针十二原》中云:“五脏之有疾也,譬犹刺也,犹污也,犹结也,犹闭也。刺虽久,犹可拔也;污虽久,犹可雪也;结虽久,犹可解也;闭虽久,犹可决也。或言久疾之不可取者,非其说也。夫善用针者,取其疾也,犹拔刺也,犹雪污也,犹解结也,犹决闭也。疾虽久,犹可毕也。言不可治者,未得其术也。”这段话的精神是,对于疾病总是可以逐渐认识和征服的,也许目前确有许多疾病还没有被认识,也没有较好的治疗方法,这只是“未得其术”,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终归有“得其术”的一天。这是多么积极的辩证法思想,充分体现出我们的先人对待疾病的唯物主义态度。在今天,对某些病无所作为时,竟提出了“不治之症”的论点,这是违反唯物辩证法精神的。

究竟用什么方法来征服疾病?《内经》早在二千多年前便总结出治疗疾病的几个法则。首先是“治未病”。《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中云:“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所谓“不治已病”就是不要等到已经病了才开始治疗,这种无病先防的思想是积极的,也是很现实的。“治未病”还包括“既病防变”的思想,已经病了就要争取早期治疗,防止疾病的发展与传变。《素问·阴阳应象大论》中云:“善治者,治皮毛,其次治肌肤,其次治筋脉,其次治六腑,其次治五脏。治五脏者,半死半生也。”这就是说,如果不从全局来看问题,不具有杜渐防微的思想,对疾病不作出及时的处理,病变就会逐步深入,由表及里,由轻而重,由简单变得复杂。因此,在防治疾病过程中,必须掌握疾病发生、发展的规律及其传变途径,做到早期诊断、有效治疗。“已病”与“未病”是一对矛盾,因此在治疗时既要解决好“已病”,也要解决已病、未病之间的矛盾关系。

其次是“明标本”。标、本是相对的概念,随具体疾病和具体病人而各有不同。以病因与病变而论,引起疾病发生的病因是“本”,各种临床病变表现为“标”;以正、邪关系而论,正气是“本”,邪气是“标”;以原发、继发病位而论,原发病位是“本”,继发病位为“标”;以症状本身而论,原发症状是“本”,继发症状为“标”;以疾病的新旧而论,旧病是“本”,新病为“标”。于此可见,一切错综复杂的病变,都可以分析其为“标”为“本”,“标”是次要的,“本”是主要的。明确了标、本的问题,也就分清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疾病的发展和变化,特别是较复杂的疾病,往往存在着多种矛盾,其中必然有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主要矛盾是“本”,次要矛盾是“标”。《素问·阴阳应象大论》说“治病必求于本”,就是说治病要抓主要矛盾。所以《素问·标本病传论》、《灵枢·病本》都一再阐明这个道理。如《素问·标本病传论》中云:“先病而后逆者治其本,先逆而后病者治其本,先寒而后生病者治其本,先病而后生寒者治其本,先热而后生病者治其本,先热而后生中满者治其标,先病而后泄者治其本,先泄而后生他病者治其本,必且调之,乃治其他病。先病而后生中满者治其标,先中满而后烦心者治其本。人有客气有同气,小大不利治其标,小大利治其本。”这就是说,十之八九的病均当治本,惟中满、大小便不利二者可以治标,因此两症为危急之候,虽属标病,亦当先治,即所谓“急则治其标”也。若病非危急,仍得治本,以解决主要矛盾。

第三是辨逆从。逆治与从治,其中也存有一种辩证关系,其关键是要辨识病情的真、假。无论是寒证、热证、虚证、实证,都应该是表里如一的,体征明确而无任何模糊不清或模棱两可的情况时,病情真确,则为“真证”,便当逆其病势而治之,这是逆治法。如《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说:“散者收之,抑者散之,燥者润之,急者缓之,坚者软之,脆者坚之,衰者补之,强者泻之,高者抑之,下者举之,客者除之,劳者温之,结者散之,留者攻之,损者温之。”即“散”与“收”相逆,“散”与“抑”相逆,“润”与“燥”相逆,通过种种与病势相逆的治疗方法,矫正其由病因作用所发生的病理变化,而达到恢复机体正常生理的目的。但也有些比较复杂的病变,内在的病理变化与反映出来的症状颇不一致。如“阴盛格阳”的真寒假热证,“阳盛格阴”的真热假寒证,脾虚不运而腹胀的真虚假实证,饮食积聚而腹泻的真实假虚证等,均为表里极不一致,似虚而实实,似实而实虚。这时便应透过现象认清本质,从其“本”而治疗。正如《素问·至真要大论》所说:“热因热用,寒因寒用,塞因塞用,通因通用。”即症有热象而用热药,症有寒象而用寒药,症有实象而用补药,症有虚象而用泻药,这就叫做“从治”法,言其方药的功用与症状的表现是相同的,便名之曰“从”。《素问·至真要大论》又说:“逆者正治,从者反治,必伏其所主,而先其所因,可使气和,可使必已。”说明无论用逆治法或从治法,要想达到“伏其所主”的目的,必须具有辨识“先其所因”的本领才行。因此说,无论用逆治法或从治法,都是针对着病因来治疗的。

第四是识同异。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这一辩证法思想在《内经》的治法中亦有较突出的体现。《素问·五常政大论》中云:“西北之气,散而寒之,东南之气,收而温之,所谓同病异治也。”同一疾病,由于病因、病理以及其发展阶段的不同,就要采用不同的治法。例如同为“感冒”,由于有“风寒证”与“风热证”的不同,治疗就有“辛温解表”与“辛凉解表”方法之各异。甚至同一“风寒证”,由于季节、地域、体质种种的不同,还需要具体分析以区别对待,情况不同,处理的方法也就不同。《素问·异法方宜论》中云:“杂合以治,各得其宜,故治所以异,而病皆愈者,得病之情,知治之大体也。”有些虽为不同的疾病,但中医学认为其病因、病机相同,便可以采用相同的治疗方法。如慢性痢疾、慢性腹泻、肛门脱出、内脏下垂等,往往都是由“气虚下陷”所致的,便都可以用“益气升提”的方法来取得疗效。又如失眠、心悸、妇女月经不调等不同的疾病,若病变过程都处在“心脾两虚”的病程阶段,同用“补益心脾”的方法,均取得较满意的疗效。无论是“同病异治”,还是“异病同治”,都是符合透过现象看本质、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辩证法精神。

同学们,从以上几个方面看来,《内经》中所存在的朴素的唯物辩证法思想是十分明显的,在长时期的封建社会发展中,能运用这一思想作为指导,经过长期的医疗实践,蔚成我国医药学这个伟大的宝库,时至今日仍具有发掘、提高的巨大价值。但无可讳言,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内经》亦受到一些唯心主义天命论、先验论的影响。如《灵枢·邪客》有“人之肢节,以应天地”等说;又《灵枢·通天》把人分做五等;《灵枢·阴阳二十五人》又在五等分人的基础上,发展为“五五二十五人”。其中有些内容是与医学不相干的,这些内容对中医学的发展是不利的,历代大多数医学家都认为是糟粕而应予摒弃。我们要继承祖国医学,必须区分其中的精华与糟粕、主流和非主流。其具有朴素唯物辩证法思想的部分是中医学的精华,是中医学得以不断发展的主流,而其中受封建唯心论影响的一小部分内容是糟粕,是需要批判认识的,但这些毕竟不是主流。

某些民族虚无主义者,对中医学一概否定,这是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实际上是否定了中国人几千年的医疗实践。毛主席说: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遴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的兼收并蓄。所以对待《内经》必须要持有一分为二的观点,既要肯定其伟大的成就,也要指出其历史的局限。我们评价中医学的理论,究竟是唯物的还是唯心的,通过实践的检验是唯一的方法。我们之所以认为,《内经》的学术思想是符合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的,就是在生理、病理、治疗等各方面,通过医疗实践的检验而得出的结论。今后,我们还要不断地通过医疗实践来促进中医学的发展,努力本着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精神,使祖国医学为当前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人类的健康事业做出更多的贡献,并与现代医学、现代科技结合起来,逐步发展成为我国独特的新医药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