愈古代则人类迷信的色彩愈重,此通例也。细读《诗》、《书》两经,案其年代,其对于天道观念变迁之迹,盖略可见。商周之际,对于天之寅畏虔恭,可谓至极。如《书》之《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大诰》、《康诰》、《多士》、《多方》,《诗》之《文王》、《大明》、《皇矣》等篇,俨然与《旧约》之《申命记》同一口吻。迨幽厉之交,宗周将亡,诗人之对于天,已大表其怀疑态度,如“昊天不佣”,“昊天不惠”,“昊天不平”(《节南山》),“天命不彻”(《十月之交》),“浩浩昊天,不骏其德”,“昊天疾威,弗虑弗图”,“如何昊天,辟言不信”(《雨无正》),“昊天泰怃,予慎无辜”,“天之方难”,“天之方蹶”,“天之方虐”,“天之方懠”(《板》),“疾威上帝,其命多辟”(《荡》),“昊天上帝,宁俾我遁”,“瞻卬上帝,曷惠其宁”(《云汉》);诸如此类,对于天之信仰,已大摇动。盖当丧乱之际,畴昔福善祸淫之恒言,事实上往往适得其反,人类理性,日渐开拓,求其故而不得,则相与疑之。故春秋时一般思想之表现于《左传》者,已无复称说天意之尊严,其事理之不可解者,则往往归诸鬼神术数。而有识之士,益不屑道。子产斥裨灶之言曰:

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左·昭十八》)

此论可以代表当时贤士大夫之心理矣。及老子用哲学家眼光,遂生出极大胆的结论,所谓:

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

此语骤读,若甚骇人,其实视诗人之斥天为不惠、不平、不彻、不骏其德、辟言不信、其命多辟……者,曾何以异。此无他,神权观念,惟适用于半开的社会,其不足以餍服春秋战国时之人心,固其所也。孔子持论最中庸,亦云:

先天而天弗违。(《易·文言》)

与古代传统的天道观念,抑大别矣。惟墨子纯为一宗教家,毅然复古,《天志》诸篇所说,确为商周以前思想,而此论已不复能适用于当时之社会。及战国末而人智益进,荀子遂大声疾呼,谓:

大天而思之,孰与物畜而制裁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天论》篇)

此实可谓人类对于天之独立宣言,非惟荀子,当时一般思想家之观念,殆皆如是矣。其后,董仲舒又采墨氏《天志论》以释儒家言,其著书专言:“天人相与之际。”两汉学者,翕然宗之。此为天道说之第二次复古运动。然与方士派之鬼神术数说转相杂糅,其在学问上之价值,亦愈低落矣。千年间关于此事之思想变迁略如此。下文述各家学说,时当别有所论列。今欲学者对于本问题先获有较明了的观念,辄类举其梗概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