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诗界革命"和黄遵宪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到同世纪末(同、光),中国资本主义开始有了初步的发展。同时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一八九四年(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后,彻底暴露了清王朝腐朽无能,亡国之祸迫在眉睫。在这个政治经济的新形势下,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逐渐形成了一个相当广泛的政治和文化运动。一八九八年(戊戍)的变法维新,就达到了这一运动的顶点。作为改良运动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就是诗歌改良运动,就是梁启超等所谓"诗界革命"。

"诗界革命"的发生,是改良运动的需要,也是近代进步诗歌潮流进一步的发展。在戊戍变法前一两年,梁启超、夏曾佑、谭嗣同等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并试作"新诗"。"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三言不识乃鸡鸣,莫共龙蛙争寸土":这就是谭嗣同所自喜的"新学之诗"。喀私德Caste的译音,指印度社会的等级制;巴力门Parliament的译音,的译音,英国议院名;龙指孔子教徒。可见这时所谓"诗界变革"或"新诗",确如梁启超所批评,只是"颇喜ㄎ侈新名词以自表异"。但诗界这种尝试,反映了人们对新思想、新文化的要求,并试图解决诗歌如何为改良运动服务的问题,还是有一定意义的。戊戍变法失败后,梁启超在日本著《饮冰室诗话》,继续鼓吹"诗界革命"。他批判"以堆积满纸新名词来革命"的诗风,认为"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苟能尔尔,则虽间杂一二新名词,亦不为病"。这是诗界革命"的一个发展,它要解决的虽然仍是诗歌如何为改良运动服务的问题,但它却是近代进步诗歌潮流的一个概括和理想。 在改良运动中,最早从理论和创作实践上给"诗界革命"开辟道路的是黄遵宪。他是梁启超极力赞扬的"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也是龚自珍以后最杰出的一个诗人。

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广东嘉应州人。他出身于由商人致富的官僚家庭。从一八七六年(光绪二年)中式顺天乡试举人,旋为驻日本使馆参赞,到一八九四年为新嘉坡总领事,先后在国外十六七年。在长期的外交活动中,他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文化和科学文明所吸引,思想和创作都起了深刻的变化。最初他认为中国再不能闭关自守,应了解并学习日本的变法维新,这就是他著作《日本国志》和《日本杂事诗》的由来。后来他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 看穿了美国选举总统所谓"民主"的丑剧,作《纪事》,给以有力的嘲笑和批判。但他不可能认识资本主义政治制度的本质,在任驻英国使馆参赞时,却又羡慕英国资产阶级的"民主",并终于树立了"守渐进主义,以立宪为归宿"的改良主义的政治思想。从新嘉坡回国后,他在上海参加了以康、梁为首的"强学会",创办《时务报》;又到湖南助陈宝箴创行新政,提倡变法。戊戍政变后,遂隐居乡里,以诗人终。倔是一个外交家和改良派的积极活动家,也是一个努力向西方寻求真理,企图改革腐朽内政,挽救民族危机的爱国者和诗人。"穷途竟何世,馀事作诗人"。黄遵宪不甘以诗人自命,是有他更大的政治抱负的。他对梁启超说自己作诗是"愤时势之不可为,感身世之不遇"。从这种丑恶出发,他在诗创作上也提出比较进步的主张。早在他二十一岁时作的《杂感》诗里即反对传统诗坛的拟古主义:"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纸研;六经学所无,不敢入诗篇。古人弃糟粕,见之口流涎;沿习甘剽盗,妄造丛罪愆。"并提出"我手写我口流涎古岂能拘牵?即今流俗语,我若登简编,五千年后人,惊为古烂斑"的现实主义观点,"有别创诗界之论"。后于伦敦使署作诗集自序,他要求"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即要求诗要为事而作,反映现实生活和斗争;要表现自己的思想感情,不必去模拟古人,因为"今之世异于古,则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进一步明确了诗歌创作的现实主义精神。但在表现方法上,他却主张利用古人优良的艺术传统,力求变化多样:"一日复古人比兴之体;一日以单行之神,运俳偶之体;一日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龚其貌;一日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对于材料语言,他认为要尽量利用那些切用的古今历史语言资料,并结合"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从而创 造那"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为我之诗"。他说:"风雅不亡由善变,光丰之后益矜奇。"他的诗论主张表现了变古革新的精神,他的创作实践也表现了"新派诗"的风貌。黄遵宪的诗,反映了新世界的奇异风物以及新的思想文化,开辟了诗歌史上从来未有的广阔的领域。"我是东西南北人,平生自是风波民;百年过半洲游四,留着家园五十春"(《己亥杂诗》)。时代变了,生活变了,接触了新世界,就给他的诗歌创作带来了新源泉、新意境。有名的《今别离》四首,歌咏输船火车、电报、照相片、东西半球昼夜相反四事,确实给诗界带来了新气息。别肠转如轮,一刻既万周。眼见双轮驰,益增中心忧。古亦有山川,古亦有车舟。车舟载离别,行止犹自由。今日舟与车,并力生离愁。明知须臾景,不许稍绸缪。钟声一及时,顷刻不少留。虽有万钧柁,动如绕指柔。岂无打头风,亦不畏石尤。送者未及返,君在天尽头。望影倏不见,烟波杳悠悠。去矣一何速,归定留滞不?所愿君归时,快乘轻气球。──其一,咏输船火车这类诗,写新事物,新文化,反映近代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表现新的思想感情,是一种有历史意义的创造。他写新世界的景物,如《八月十五夜大平洋舟中望月作歌》,即景抒情,奇境独辟,广阔的眼界和胸襟销融了向来旅客所惯有的孤独情绪,也是近代社会生活巨大变化的反映。但更重要的是,他时刻关心国家民族的命运,描写了一系列的重大历史事件,突出地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特别是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华民族的矛盾,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逐客篇》写美帝国主义掠夺我国廉价劳动力去开发美国,"兰缕启山林,丘墟变城郭",而后又百般地虐待华侨,驱逐华工。诗人愤慨地写道:"鬼蜮实难测,魑魅乃不若,岂谓人非人,竟作异类虐!"《冯将军歌》模仿《史记.魏公子列传》不断重复"公子"的手法,全诗连续用"将军"的称呼,热情地歌颂年老的冯子材英勇地抗击法国侵略军的光辉战绩,并希望继起有人,抵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拯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命运:

"得如将军数十人,制梃能挞虎狼秦,能兴灭国柔强邻,鸣呼安得如将军!"

《度辽将军歌》揭露湖南巡抚吴大徵在中日战争的可耻失败:

闻鸡夜半投袂起,檄告东人我来矣!此行禽万户侯,岂谓区区不余畀?将挥慷慨来度辽,挥鞭跃马夸人豪。平时搜集得汉印,今作将印悬在腰。将军乡乾曾乘傅,高下句骊踪迹遍;铜柱铭功白马盟,邻国传闻犹胆颤。自从弭节驻鸡林,所部精兵皆百炼;人言骨相应封侯,恨不遇时逢一战。雄关巍峨高插天,雪花如掌春风颠。岁朝大会召诸将,铜炉银烛围红毡;酒酣举白再行酒,拔刀亲割生彘肩。自言"平生习枪法,炼目炼臂十五年;目光紫电闪不动,祖壁未客如铁坚。淮河将帅巾帼耳,萧娘吕姥殊可怜;看余上马快杀贼,左盘右辟谁当前?鸭绿之江碧蹄馆,坐令万里销烽烟;坐中黄曾大手笔,为我勒碑铭燕然。么麽鼠子乃敢尔,是何鸡狗何虫豸!会逢天幸遽贪功,它它籍籍来赴死,能降免死跪此牌,敢抗颜行聊一试。待彼三战三北余,试我七纵七擒计。两军相接战甫交,纷纷鸟散空营逃。弃官脱剑无人惜,只幸腰间印未失。将军终是察吏才,湘中一官复归来。八千子弟半摧折,白衣迎拜悲风哀。幕僚步卒皆云散,将军归来犹善饭。平章古玉图鼎钟搜箧价犹值千万。闻道铜山东向倾,愿以区区当芹献。藉充岁币少补偿,毁家报国臣所愿。燕云北望忧愤多,时出汉印三摩挲。忽忆辽东浪死歌,印兮印兮奈尔何!

诗人把无比的愤怒变为冷峻的讽刺,通过对这位愚昧无能而狂妄自大的"将军"的描摹,典型地揭露了清王朝及其官僚将帅们的昏庸腐朽。随着中日战争的节节失败和清廷的丧权辱国,他写了《哀旅顺》、《台湾行》等一系列叙事诗。诗人的爱国热情始终是昂扬的,他曾用通俗的形式作《出军歌》、《军中歌》、《旋军歌》等二十四首,大力鼓舞抗敌情绪。这实际是有组织的一篇长诗,分为二十四章,每章未字连缀起来,成为"鼓勇同行",敢战必胜,死战向前,纵横莫抗,旋师定约,强我国权"六句战斗口号。例如《军中歌》:

堂堂堂堂好男子,最好沙场死。艾炙眉头瓜喷鼻,谁实能逃死?死只一回毋浪死,死死死!阿娘牵裾密缝线,语我毋恋恋。我妻拥髻代盘辫,濒行手指面:败归何颜再相见,战战战!戟门乍开雷鼓响,杀贼神先王。前敌鸣笳呼斩将,擒王手更痒。千人万人吾直往,向向向!探穴直探虎穴先,何物是险艰!攻城直攻金城坚,谁能漫俄延!马磨马耳人靡肩,前前前!

梁启超说"读此诗而不起舞者,必非男子"。可想见它对当时读者的鼓舞力量。又曾作《幼稚园上学歌》十章和《小学校学生相和歌十九章》,教育少年儿童的爱国思想,情调与此相近。戊戍变法失败后,他带着悲愤的心情作《感事》诗,揭露顽固派的残酷愚昧,悼念维新党人的横遭斥逐,或惨被杀害。但他坚信中国未来的政治趋势必然要经过"变从西法"的道路。在晚年的《己亥杂诗》中,他写道:滔滔海水日趋东,万法从新要大同;后二十年言定讠佥,手书心史井函中。他所希望的"大同"实即改良派所要求的"民主"政治制度。

黄遵宪的创作方法是现实主义的。他系统地具体地记录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突出地反映了中国近代社会的严重危机和主要矛盾。他的诗有"史诗"之称。他知识广博,当时所谓新学和新世界的见闻,以及传统的历史文化,无不用来作诗,他的作品多宏篇巨制,给人一种五光十色,博大宏深的感觉。在手法上,他努力使传统的诗歌形式与新内容谐和,使严整的韵律与散文化的笔法谐和,使"流俗语"、新名词与旧格调谐和,因而他确实创造了"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诗,成为"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

但黄遵宪诗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他因为要保存旧风格,就不得不保存旧形式,极力运用旧典故、旧语词,旧句法。因而诗体就不能彻底解放,成为真正的"新诗"。他的若干"史诗"相当难读,实由于摆脱传统束缚不够,用典过多,几乎无一字无来历,显然和"同光体"的影响有关。当然,在思想内容上,对帝国主义的凶恶本质,以及改良派所幻想的西文资产阶段国家的民主制度的虚伪性等等,认识上存在着很大局限,固不必说,即对清王朝的腐朽罪恶的揭露也还不够深广。他的诗表现着浓厚的改良主义色彩。

第二节 康有为、梁启超等改良派作家

改良运动代表当时新兴的上层资产阶段的政治和文化的要求。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和尖锐的阶段矛盾的形势下,它得到许多人赞成和拥护,因而形成了一个相当广泛的群众运动。康有为、梁启超等就是这个运动的代表人物。

康有为(1858~1927),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县人。他出身于士人和官僚的家庭;早年受学于同县理学儒朱次琦,后来在龚、魏以来"今文派"经学和西文资产阶段"新学"的影响下,不断讲学、著书,并上书请变法,成为九世纪后二十年代中国政治学术界一个特出的思想家和活动家,也是改良派的重要作家之一。戊戍变法失败后,日趋反动,文学也绝少可取。

康有为的文学活动,主要是诗的创作。"竟境几于无李杜,目中何处着元明"(《与菽园论诗兼寄任公......》)。他的诗主要成就在于反对吟风弄月的诗风,而以诗反映重大时事和改良运动,在创作倾向上和黄遵宪有其一致之处。如一八八八年(光绪十五年),他第一次上书良变法未得上达,次年出京,作《出都留 别诸公》五首,其一云:天龙作骑万灵从,独立飞来缥缈峰。怀抱芳馨成一握,纵横宙合雾千里。眼中战国成争鹿,海内人才孰卧龙?抚剑长号归去也,千山风雨啸青锋!对国家危亡的命运,表现得十分关切,志气豪迈,跃跃欲试。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步步进逼和改良运动的日益发展,他写了不少诗歌,为现实政治斗争服务,如《东事战败,联十八省举人上书,......》等。但在创作方法上,却和黄遵宪的有所不同。他在戊戍变法前写的许多诗人抵直抒怀抱,不作具体描写,基本上是浪漫主义的,表现一种飞动的气势和冲破约束的解放精神。它们的特点是想像奇特,文辞瑰丽,颇受龚自珍的影响。

康有为的散文,直抒己见,畅所欲言,或散行,或骈偶,无视传统古文的程式,实开梁启超"新文体"的先路。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署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他是康有为的弟子,是资产阶段改良运动杰出的宣传家。戊戍变法前,他曾和康有为联合各省举人上书请变法,领导京师和上海的强学会活动;旋又和黄遵宪等在上海创办《时务报》,著《变法通议》,主张"废科举,兴学校,亦时时发民权论";后又主讲长沙时务学堂,"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他的宣传活动,对改良运动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戊戍变法失败后,倔流亡日本,和康有为组织保皇会;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杂志,坚持改良主义立场,在政治上走上了反对资产阶段民主革命的反动道路,但他同时努力于西方社会科学的介绍,中国传统的学术思想和整理和历史文化的研究,对动摇旧思想、旧文化,传布新思想、新文化,也起了广泛的影响和一定的积极作用。

梁启超对晚清文学有多方面的影响。他提倡"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这对传统诗坛的冲击和"新派诗"的产生与发展,以及小说地位的提高和创作的繁荣,均起了促进作用。在创作实践上,梁启超也作过多方面的努力。他曾用小说戏曲表现"新理想",虽没有什么成就,还是有意义的尝试。他作诗较晚,存 的也不多,绝大部分是流亡国外的作品。"吾愿尔为我一声轰轰振天地,叱姹淋漓走魑魅,党破群聋起沉睡"(《雷庵行》);"乘桴岂是先生志,衔石应怜后死心"(《澳亚归舟杂兴》);"是处无衣搜杼轴,几人鬻子算租庸"(《岁暮感怀》):这些篇章揭露阻挠变法的顽固派,抒发被迫流亡的愤慨,反映日益深重的民生疾苦和民族危机,以及《爱国歌四章》、《读陆放翁集》等鼓励爱国主义,都有一定的意义和影响。在风格上,他确实努力于打破传统形式,自由抒写,走向散文化,运用新思想、新知识、新名词和口语入旧体诗,表现一种乐观主义、自豪感和追求理想的精神。

梁启超在文学上的努力以散文为最著名,影响也最大。他自称"夙不喜桐城派古文",也打破"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的束缚,自求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而"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感情,对于读者,别具一种魔力"。因而风靡一时,"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的新体散文,对一切传统古文是一次猛烈的冲击,为晚清的文体解放和"五四"的白话文运动开辟了道路。他在一九○○年作的《少年中国说》是一篇典型作品。

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语也,盖袭译欧西人之言也。呜呼,我中国其果老大矣乎?梁启超曰:恶,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惟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惟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惟留恋也,故保守;惟希望也,故进取。惟保守也,故永旧;惟进取也,故日新。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经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老年人常多忧虑,少年人常好行乐。惟多忧也,故灰心;惟行乐也,故盛气。惟灰心也,故怯懦;惟盛气也,故豪壮。惟怯懦也,故苟且;惟豪壮也,故冒险。惟苟且也,故 能灭世界;惟冒险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厌事,少年人常喜事。惟厌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可为者;惟好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不可为者。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瘠牛,少年人如乳虎。老年人如僧,少年人如侠。老年人如字典,少年人如戏文。老年人如鸦片烟,少年人如泼兰地酒。老年人如别行星之陨石,少年人如大洋海这珊瑚岛。老年人如埃及沙漠之金塔,少年人如西伯利亚之铁路。老年人如秋后之柳,少年人如春前之草。老年人如死海之潴为泽,少中长江之初发源。此老年与少年性格不同大略也。梁启超曰:人固有之,国亦宣然。

这篇散文极力歌颂少年的精神作用,不嫌反复强调,淋漓尽致;运用语言,又非常自由,或奇或偶,或文或白,或中或外,力求表这的明白无碍。这种文章是王韬、冯桂芬以来进步散文进一步的发展,是适应改良运动宣传需要的产物。 梁启超充分地发挥了散文的宣传教育作用,使散文成为政治斗争最有效的工具。他的散文虽有重迭过甚不免赘累的缺点,但就形成风格和社会影响来说,确实代表着散文发展的一个新的阶段。

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他出身于官僚家庭,在改良主义思潮的激荡下,成为一个最邀进的思想家和活动家。他的思想,以《仁学》为结晶,呼喊冲块一切网罗,表现了要求个性解放,断然与封建的政治、思想和文化彻底决裂的精神;他的活动也充满着勇敢战斗、自我牺牲的坚强意志,他说:"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梁启超《戊戍政变记.谭嗣同传》)!在戊戍政变中从容就义。在文学上,谭嗣同也是一个勇猛的革新者。他的诗有广阔的漫游生活和崇高的理想怀抱的基础,一般格调严正,感情真挚,志趣豪迈。《儿缆船》、《六盘山转镶谣》等作同情人民的苦难,直抒所见,感慨宏深,冲了旧形式的束缚。一些写景抒情诗,如《崆峒》:斗星高被众峰吞,莽荡山河剑气昏。隔断尘寰云似海,划开天路岭为门。松霄汉来龙斗,石负苔衣挟兽奔。四望桃花红满谷,不应仍问武陵源。境界恢廓,描摹景物雄奇有力,也充满着积极精神。后来他热心于"新学",努力作"新诗",虽然只是"ㄎ扯新名词",但也表现着大胆革新、勇于创造的精神。谭嗣同的散文,最初学桐城派,"刻意规之数年,久自以为是矣"。后来"或授以魏晋间文,乃大喜,时时籀绎,益笃嗜之。由是上溯秦汉,下循六朝,始悟心好沈博之文"。并且认为"所谓骈文非四六排偶之谓,体例气息之谓也"。实际他否定了桐城派古文,也打破了骈、散绝对分界的局限,创造了自己的新体散文。他的散文内容充实,句法谨严整洁,绝少浮词累语,有骈文的影响。他热情歌颂"报章文体",又曾运用口语的自然句调编写南学会讲义,均可见其勇猛 革新,倾向散文的通俗化,社会化。

严复(1853~1921),字几道,福建侯官人。他出身于贫苦家庭,早年考入福州船厂附设的船政学堂,学海军,后又留学英国,所受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和文化的影响较深。中日战争后,他猛烈攻击君主专制,提倡西方资产阶级 民主,猛烈攻击八股文和程朱理学、陆王心学等封建思想,提倡西方资产阶级的"新学"即社会科学;同情维新派,憎恨顽固派:因而成为改良运动中一个重要的向西方寻求真理,输入新学,具有资产阶级民主启蒙思想的思想家和宣传家。在戊戍变法前,他写的《论世变之亟》、《原强》、《救亡决论》、《辟韩》等政论文,表现了他的先进思想和爱国热情,作风平实,不事夸饰。而反复申述,有脱服力量。他作诗不多,在戊戍变法失败后所写的《戊戍八月感事》、《哭林晚翠》、《古意》等,揭露清王朝的黑暗,痛惜"六君子"的牺牲,有进步意义,词不迫切,而真挚动人。严复最著名的以谨严的古文翻译西力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成为别具一格的散文。他翻译的赫胥黎《天演论》,一时起了极其广泛的影响,不仅由于它的思想新愿,给当时的文化知识界,介绍了"进化论",敲起了救亡的警钟,而且和他"一名之立,句日踟蹰"的译文,也有极大关系。这时古文的势力还大,还是文化知识界交流思想一种有力的工具。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恫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天造草昧,人功未施,其籍征人境者,不过几处荒坟,散见坡陀起伏间;而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经删治如今日者则无疑也。...... ──《天演论.察变第一》

这是意译,他避免"生吞活剥",把原文的一节,扩充为一篇,"用诸子旧例,随篇标目",内容全新,而行文"古雅",在当时文坛上确乎耳目一新。他提出了信、达、雅的翻译标准。雅即指文体说。他认为翻译"精理微言用汉以前写法句法则为达易,用近世利俗的文字则求达难"。但他过于迷信古文的表达作用,后来翻译《原富》,遭到梁启超的批评,以为"其文章太务渊雅,刻意模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他却辩护说:"不佞之所从事者,学理邃赜之书也,非以饷学童而望其受益也,吾译正以待中国多读古书之人"(《与梁任公论所译〈原富〉书》)。可见他翻译西方资产阶级学术著作,只是为了少数"多读古书之人",而不是为了广大的社会群众,反对散文的通俗化、社会化。

同时林纾(1852~1924)以翻译西方资产阶级小说著名。纾字琴南,号畏庐,福建闽侯人。他于光绪八年(1882)中举后,就专心学习桐城派古文。戊戍变法前作的《新乐府五十首》,如《兴女学》、《破蓝衫》等,赞扬新学,攻击科举制度,表现了维新派的立场。戊戍前后,他和懂得西文的人合作,用古文翻译法国小仲马《巴黎茶花女遗事》出版后,打破中国传统言情小说的格局,自谓"凄惋有情致",一新文坛耳目,得到广大读者的赞扬。后来他陆续翻译英法国等小说,竟达百数十种之多。在一些译作的叙跋里,可以看见这时的林纾,迫于亡国之祸,向往新学,激励国人,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如他在《黑奴吁天录跋》里说:"余与魏君(易)同译斯书,非巧于叙悲,以博阅者无端之眼泪,特为奴之势逼及吾种,不能不为大众一号。"又说:"今当变政之始,而吾书适成。人人既蠲弃故纸,勤求新学,则吾书虽俚浅,亦足为振作志气,爱国保种这一助。"林纾的翻译小说,适应改良运动的需要,不仅增长了文化知识界对外国的政治、社会以及世情风习的了解,而且也扩大了当时文坛的眼界,它对二十世纪初至"五四"以后的中国文学特别是译作小说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影响。不过由于林纾不懂原文和选择不精,所译不免有许多错误或无甚意义,在表达形式上又受古文的束缚,这就使他的大量译作达不到应有的、更加广泛的作用。

改良派作家这时还有蒋智由(?~1929,字观云,浙江诸暨人)、丘逢甲(1864~1924),字仙根,号仓海,台湾人)等。蒋智由是梁启超所谓"近世诗界三杰"之一。他在戊戍政变后作的一部分诗,歌颂新学,要求变革, 发抒了理想和怀抱。但风格上的特点并不显著。丘逢甲是甲午战争时曾在台湾组织抗日军,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的人物。梁启超亦推为"诗界变革一钜子"。他的大量诗篇,反复地表示了他对清王朝腐朽无能、割地辱国的无限愤慨和念念不忘收复国土、报仇雪耻的信心。他的诗集中地反映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作风明朗自然,强悍有力。丘逢甲的诗,就其爱国主义的思想内容看,是一种"新派诗",并不仅如梁启超所谓"以民间流行最俗最不轻见之语入诗,而能雅驯温厚乃尔"。

第三节 宋诗派及其他诗文流派

由于改良运动对封建的政治和思想文化的冲击力量的不足,随着新派诗、新体文的出现和发展,各种腐朽的拟古主义与形式主义的诗派、文派,也争立门户,愈来愈多。势力最大的是宋诗派,即所谓"同光体"诗人。这是宋诗运动的一个挣扎。代表作家有陈三立、陈衍等。

陈三立(1852~1936),字伯严,江西义宁(今修水)人。倔是湖南巡抚陈宝箴的儿子,早年曾助其父在湖南创行新政,提倡新学,积极支持改良运动。戊戍变法失败后,遂从潮流中退出来,以诗自慰,"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他的诗,最初学韩愈,后来学黄山谷。他代表所谓"生涩奥衍"的一派,"避俗避熟,力求生涩",反对"纱帽气"、"馆阁气"。"诗界革命"的倡导者如梁启超等对他的诗也都非常倾倒。梁启超说:"其诗不用新异之语,而境界自与时流异,Ο深俊微,吾谓于唐宋人集中,罕见其比。"就这个时期看来,官僚士大夫对现实社会运动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感慨,运之以生硬晦涩的造词遣意,就是陈三立的诗。如一九○一年作的《遣兴二首》,其一云:九天苍翮影寒门,肯挂炊烟榛棘村。正有江湖鱼未脍,可堪帘几鹊来喧!啸歌还了区中事,呼吸凭回纸上魂。我自成亏喻非指,筐床刍豢为谁存。这种感伤无力、曲折隐晦的诗对那些失望颓丧的士大夫的别个一种颇耐咀嚼 的滋味的。

陈衍(1858~1938),字叔伊,号石遗,福建闽侯人。他曾参加两湖总督张之洞幕府多年,是宋诗派诗论家和诗人。他宣称:"时既非天宝,位复非拾遗,所以少感事,但作游览诗。"陈衍诗中诚然有很多枯燥无内容的游览诗,但并不是绝对不"感事"的:"言和即小人,言战即君子,伏阙动万言,蹙国日百里。"这显然是对当时救亡图存的改良运动的诬蔑和憎恨,暴露了他故意逃避现实,对抗拒新潮流的反动实质。他的诗一般枯淡迂缓,毫无生气。沈曾植于一八八三至一八八六年间作诗即被陈衍推为"同光体"之魁杰。后被张之洞招至武昌,掌教两湖书院,与陈衍在一起,又大作其"险奥聱牙"的"同光体"。所谓 "同光体",照陈衍的说法,就是"同光以来诗人不墨守盛唐者",也就是以杜韩苏黄力模仿对象的宋诗运动的发展。由于他是一个"博极群书,熟悉辽金元史舆地"的考据家,"爱艰深,薄平易",他的诗极力搬运典故,堆砌文字,使人望而生畏,不能卒读。他的诗是脱离现实,以故纸材料作诗的典型作品。

此外,有以王运为代表的汉魏六朝诗派。王运(1832~1916)是一个著名的拟古大家,诗与骈文均以模拟汉魏六朝为准则。他公然宣然自己诗是"杂凑摹傲"的。他以为模拟古人诗,可以"治心",可以通入大道。因此他的模拟古人诗,实际只是脱离现实、自我麻醉而已。这是一个极端腐朽的古董诗派。又有以樊增祥(1846~1931)、易顺鼎(1862~1920)为代表的中晚唐诗派。他们的诗大都以对仗用事为能,玩弄艳丽词丽,实已腐朽下流不堪。还有李慈铭(1829~1894,字爱伯,号莼客,浙江会稽人)不名一派,自称"大家"。他模拟的对象很广,作诗甚多,除少数风土景物小诗偶然可观外,绝大部分是一个悠游自得的封建士大夫庸俗生活的纪录,他同样代表着一个脱离现实社会内容的腐朽诗派。总起来看,在新派诗发展的同时,在垂死的传统诗坛上,各式各样的腐朽诗派也活跃并嚣张起来,他们争奇斗异,甚至有时互相攻击,各不相干,实际他们一样无视现实,完全与时代背道而驰,是晚清诗坛的一股逆流。

桐城派古文在曾国藩的"中兴"势力影响之下,这个时期依然继起有人,以黎庶昌、吴汝纶等为最著名。他们大抵拘守桐城派家法,置现实于不顾,当然不可能有什么成就。

词则常州派还表现一时之盛。谭献(1831~1901,字仲修,号复堂,浙江仁和人)、王鹏运(1848~1904,字幼遐,自号半塘老人,广西临桂人)朱孝臧(1875~1931,字古微,号沤尹,又号︹村,浙江归安人)、况周颐(1859~1926,字夔笙,号蕙风,广西临桂人)等都是代表作家,以朱孝臧为著名。他们的词一般只以模拟为能事,没有跳出传统的窠臼,内容绝少可取。朱孝臧有些反映现实的作品,隐约深稳,令人莫解。常州词派发展到晚清,实际已走上极为狭小的道路,成为封建文士消遣时日、感叹生平的古董玩具。但在词学的整理研究上,他们大都有一定的成绩。谭献选辑清人词为《箧中词》;王鹏运汇刻《花间集》以及宋元诸家词为《四印斋所刻词》;朱孝臧梭刻唐宋金元人词百六十余家为《︹村丛书》;况周颐有专著《蕙风词话》:他们集中了大量的词学遗产,对词的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条件。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就是这种整理研究的风气下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