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新文化运动之主要一项,乃为新文学运动。大意谓文学须是人生的。旧文学已死去,新文学方诞生,当用通俗白话文写出,不该再用文言文。但我认为中国旧文学亦是人生的。如《诗经》"一日不见如三秋兮",《楚辞》"乐莫乐兮新相知,悲莫悲兮生别离",何尝不是人生。即当前一小学生,初中学生,对此辞句,亦何尝难读。而元明以下,白话说部如《水浒》、《红楼梦》诸书,其中难识之字,难懂之语句,亦并不少。专以文言白话来作新旧文学之分辨,此层似尚未臻论定,还值研讨。

我绝不反对白话文,我曾在初级小学亲自试验过白话文教学一年。四年级生可写八百字文理通顺的白话文,三年级生可写四百字,较之文言文省时省力,但我不主张提倡白话而废止文言,尤不主张不教学生读文言古书。直至目前,大学文学院中文历史哲学诸系学生,多不能通读古籍,这对国家民族前途实有莫大影响,有心人不得不注意。

此两年名来,我双目失明,不能见字,不能阅报,不能读书,长日闲坐,偶亦默诵旧诗。昨日清晨,忽忆唐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催,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一绝句。此诗所咏何尝不是人生,短短二十八个字,一中学生读之亦何难懂。但诗中所咏人生,则确似过时了。此诗所咏,仅属一种农村人生。今日则已是大都市工商社会,正要鼓励大家莫再依恋家乡,安土重迁。不仅从乡村迁向大都市是人生一进步,甚至自国内迁至国外,如获得美国一绿卡,岂不立刻受人重视。又如能操英语,或其他外国语,岂不更受人重视。但话得说回来,国家观念即建立于乡土观念上。没有乡土观,很易没有国家观与民族观。如香港为英国殖民地已近一百年,但英国人来香港,不论当官吏或经商,仍必回英国本土,很少留居香港的。他们在港几十年,依然操英语,乡音未改。能讲几句广东话,已是少之尤少。香港设有一香港大学,延聘英国学人来校教读,特规定五十五即可退休,俾使其回国再有活动,不致老大始回。若使英国人来读此诗,他们是会懂此诗中所咏的人生。

我曾游新加坡、马来亚,那里的华侨家庭离乡去国已历数百年之久,但他们仍操华语,仍保乡音。仍随时回国,以履故土为人生莫大一乐事。若他的故乡儿童亦问他客从何处来,他亦会怀有一番惆怅心情,难以倾白。最近我政府又在奖勉农村青年安守乡土,不要使美好田园有地无人。此一种趋势,是该提防的。由此言之,此一绝句里的人生观,实在并未死去,还值吟赏。

我又在前一夜忆起另一绝句,"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短短二十字,所咏是蒙古沙漠某一夜里,唐师远征、敌我对垒的情形。是夜,月本不黑,乃忽然云兴,黑了。月黑二字,乃描写了当夜四度空间之景,寓有一段时间变化在内。何以知之,看下文雁飞高三字自知。入夜,群雁已卧,忽遇风起云兴,受惊起飞,非卧前平飞,乃卧起高飞。如今人乘飞机,天空一碧,而云层在下。群雁飞高了,乃不受风扰。天有不测风云,风起云兴,遂致月黑雁飞。而此诗则故意避去风云二字不提,此亦是文学技巧。

诗中单于二字,乃汉代匈奴首长之称呼,中小学生或不知,但一讲便知。唐代无匈奴,何来有单于。诗中单于字,乃文学上一典故,不得谓用了典故,便成死文学。而且此诗亦可说是一种譬喻借用。汉军出塞远征,主客不同,是夜天气变了,对方明知不敌,又熟悉本地气象变化,遂乘机逃了。我方不知,但有巡逻队,忽不见对方巡逻踪影,逐步向前,直达敌营,乃知已是一空营。急回报告,方求追击,步队用不上,只得用骑兵。又需快速,马背人身均需减轻披戴。接下逐字,乃追逐义。但不宜用追字。不仅为四声关系,如追奔逐北,不得改逐奔追北。奔逃不定向北,但追逐必跟其后,逐北之北,即指其背,逐字兼紧接义。而如追思追忆追述,可以有长距离相隔。白话则少用逐字。如用追字、赶字,赶字又文言所少用,追逐固须赶,但赶又不即是追逐。文字固以代表语言,但中国文字则又越语言而前,与语言有一距离。中西双方文字不同,而双方思想亦随之有不同。故中国人思想不能有如西方之哲学思想,而中国文学亦与西方文学有不同。今吾国人乃欲尽用中国白话来追随西方文学,难免有种种追不上处。此亦一无可奈何之事,问题尚多,此处暂不详论。

再述汉军方欲轻骑追逐,而大雪纷飞,一霎时,满天空,满地上,满马满身,连带满到随携的弓刀轻武器上。情势如此,则只有让敌军安然地逃了。

据如上述,此诗短短二十字,岂不已写出当时活生生一故事,岂不还是一篇活文学吗?但若试用白话来翻译,用了两百字亦不算张皇。如用两千字来改写成一小品文,亦仅够敷衍。但若教者只略说大意,随把此二十字来朗诵,一遍又一遍,学者随读,愈读愈明白,愈多味,兴趣增了,智慧亦随而长了。读中国书,自有与读西方书不同的读法。文学亦然。读法不同,自然写法亦有不同。今用白话两百字,乃至两千字,来写此一则情事,较之只用二十字,既省力,又省时。投登报纸,又可多获稿费。结集稍多,出一小书,又成为一作家,名利双收。既可速成,又能多产,又谁肯苦吟出此二十字来。则所谓旧文学已死去,实不如说旧人生已死去,更为恰当了。但论及品格,则不论文学或人生,均有一高下分别,又不可不知。

今再回述上列之七绝,少小离家老大回,乃指回家,而诗中省却了此家字。下文儿童字,乃指其家中之儿童,非乡里儿童。中国人重视家庭,此儿童或非诗人之子女,但必是家中之幼辈。同一家人,长幼相见,而不相识,在此诗人老大回家之一番欢欣心情中,又夹带了好多感触与惆怅。故于儿童问语上,又特下一笑字。此非言笑之笑,乃一种轻松随便之礼貌,指笑容,非笑声。此儿笑问客从何处来,乃不知是其家中一长辈。人生之悲欢离合,无限伤感,尽在此一笑字上描绘出。此一层,则恐非幼童诵诗所能了解,须待于文学有深造,始能了悟到此。又岂能下字深了,人不遽晓,便说是死文学呢?中国文学必重情,上引五言绝句一首,乃诗人随军所记,而出国远征军之种种困难艰巨,即于此见。此诗则老大回家之种种心情,亦于此见。而中国文学必重涵蓄,须读者作同情之体会。故虽常情,亦觉情深。若直率道出,情味淡了,则转若无情。今必模仿西方文学来表达中国人情,则惟有失真,最多是浅了,不能深入。此似应为今日提倡白话新文学者所注意。

抑且少小离家老大回,固必有一番特种情绪。即在他乡遇故知,亦每有一番特种情绪之产生。近代国人多以落籍美国为荣。但既为美国公民,所亲仍以美籍中国人为多。日本人亦然。美籍之中国人与日本人,仍有界线,不相混淆。犹太人黑人尤然。同隶美国籍,历数百年,其不相混淆如故。可见中国人内心仍恋中国人,中国旧文学所诵,深入人心,至今犹活,哪便死去了呢?今人提倡新人生新文学,果能有一套中国新人生新文学出现,而仍未昧失了自己那一颗心。即远离乡土,其恋旧之心情犹存,此即所谓他乡遇故知,岂不深符此心所想望,仍然活生生地存在吗?然则非于中国旧人生旧文学有研究,又何来得此新人生新文学之发展。

但今我国人则谓生为现代人,自当现代化,何必恋往古。如看西方电影,即如美国西部片,亦彼邦百年前事,乃国人屡看不厌。又如莎翁乐府,乃西方四百年前事,国人亦研赏不辍。何以在西方尽古尽旧都足珍,在中国求变求新始可贵。此恐特系一时风气,非有甚深妙理之根据。余夫妇前在香港,大陆刘少奇邓小平掌权,提倡平剧及各处地方剧,制为电影,在香港新加坡马来亚放映,各地华侨,争睹为快。即各家广东老妈子,不谙国语,亦先听丽的呼声,用广东语介绍剧情,再往买票,盛况空前。新亚一同事新从台北来,家有一女一子,余夫妇劝其子女前往一看。其后不久,四人帮斗争,刘邓下台,此等电影亦皆禁绝。四人帮无知,并非知此旧文学旧人生于彼辈之新政权能有波及,但亦自有他们想望之新文学,如样板戏之类。今国人提倡新文学,亦每于旧文学绝口不提。今闻邓小平上台,旧摄电影又渐出现,则可知要根绝旧的,亦仍有所难呀!

惟当时此等电影不获进入台湾,有香港某电影公司抄袭大陆最先来港之梁祝一片,改换绍兴腔为黄梅调,摄制新片,传入台湾,一时亦竞相争睹,有连续看八次十次者,凌波演梁山伯,遂受国人崇拜。其来台,飞机场至台北市,列队欢迎者盈万。某大学一院长,年几古稀,亦手持旗帜杂欢迎队伍中高呼。则国人内心喜好,正如他乡遇故知,岂不当前一明证乎。

平剧在台不盛行,有军中数剧团,几于尽日登台,惟往观者率中老年人,尤多大陆来台人,青年则绝少。某夕,余夫妇往观,一旧识携其一孙女与余联席坐。此女乃高中或大学生,对平剧似不知欣赏,唱工演技更不论,但遇白鼻子丑角登场,则鼓掌狂欢不已。倘彼去观西方电影,情况当不同,且不论文学人生之新旧。崇洋蔑己,蔚成一代之风尚,展念前途,磋慨何极。

中国传统文化又有一特殊长处,即其大思想家大文学家,均多出自衰世乱世,而又能融凝表达其日常真实人生于思想文学中,而相与为一。故使后之衰世乱世,皆能有所慕仰,有所追随,知所修行,知所树立。乃使其思想文学亦得同臻于旺盛。故能剥中有复,否极泰来,而一线相承,绵亘达于五千年。

孔子生于春秋之衰世,屈原则生于战国之乱世。而春秋战国一段衰乱,乃已为中国思想文学深植根基,永为后起之楷模。兹姑专论文学。两汉辞赋,追效古诗之雅颂,则不如民间流行之乐府,近似国风,为得中国文学之真传。而晚汉衰乱,古诗十九首乃及建安文学,更见转机。尤足供后人仰慕者,乃为东晋南宋间之陶潜。不论其诗,即其《归去来辞》,及《桃花源记》,亦已千余年传诵不辍。在抗战时,余只身居云南宜良山中上下寺,撰写《国史大纲》。每逢星期日,必下山赴八里外一温泉入浴,随身携带一陶集,途中泉上,吟诵尽半日。余之宁神静志,得于一年之内完成此书,则实借陶集之力。不啻亦如归去来,安居桃花源中也。

犹忆余二十余岁时,教读乡村小学校。读陆放翁诗,念放翁诗名满海内,老而归乡,得此恬静之生活。诵其诗,如读其日记。"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毋忘告乃翁。"南宋终于沦亡,何尝能北定中原,然放翁一生忠君爱国之心情,则千年常存。每诵其诗,如在目前。今余年未三十,已安获乡居,岂不已胜放翁之誉老。虽值国家民族之衰乱,亦忠爱存心斯可矣。惟念先父先祖父,年过四十,即已逝世。余之所能学于放翁者,当惟日常卫生健康之一途。乃知注意于饮食起居作息之间。余之生值乱世,较放翁为甚。今余年已逾放翁而超之矣,而余之爱好乡村生活,则迄今而不能变。余不文不诗,而生平之得益于陶陆者,实不为不多。

余又念,方幼龄十岁左右,即读《水浒传》与《三国演义》。江湖如林冲,如武松,如鲁智深,每心仪其人。廊庙如诸葛武侯,如关壮缪,一言一行,皆深入余童年之肺腑。方余未能读孔子书,而孝弟忠信固已长存我心矣。中国文学之入人之深有如此。

及余四十左右,乃读鲁迅之新文学,如《阿Q正传》。自念余为一教书匠,身居当时北平危城中,中日战争,如弦上箭,一触即发。而犹能潜心中国古籍,以孔老二之道为教,若尚有无限希望在后,此正一种阿Q心情也。使余迟生数十年,即沉浸在当时之新文学气氛中,又何得为今日之余。余常自笑此一种阿Q心情,乃以上念前古,下盼来者,此亦诚阿Q之至矣。此乃余一身所受新旧文学之亲身经验。一人之私,终不免有此歧见之存在耳。

余又念西方哲学与西方文学,每在平安世旺盛世。读其书,每恨不见其作者之真实人生。使彼亦如余今日之居此乱世,彼当何以为生。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迄于今日,世日乱,人生日不安,而西方哲学文学亦沉默闻寂,不见其人,不闻其言。使余生西方,则独学而无友,孤陋而寡闻,真不知当何以安其身心,以度此一生。余于孔孟老庄思想深处无足言,而独于中国旧文,一诗一文,一小说,一剧本,每常心念而不忘。不知世之君子,其将何以教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