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稳经济释奴牌行"度田"

东汉光武即位以后为了迅速稳定战乱后的杜会秩序,即标榜中兴汉室,宣布废除王莽所订政策制度,也以黄老无为思想为依归。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光武曰:"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逐"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因此选用贤良,重视吏治,与民休息。

光武首先释放奴婢。自登位次年(建武二年)至十四年,曾六下诏令释放奴婢。包括因饥荒穷苦而"嫁妻卖子"者,王莽时没入官府者,战乱中劫略者等,如有抗命不释者,以"略人法从事"。

东汉畜奴婢之风仍盛,如"马防(马援子)兄弟贵盛,奴婢各千人以上”。又如"(梁)冀又起别第于城西,以纳奸亡,或取良人,悉为奴婢,至数千人,名曰自卖人"。

此时期不但畜奴多,且常加以残害虐待,故光武又在建武十一年二月,三次下令严禁残杀奴婢。诏令重说:"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同年八月又诏:"敢炙灼奴婢者论如律,免所炙灼者为庶民。"十二年诏:"陇、蜀民被略为奴婢自讼者,及狱官未报,一切免为庶民。"十三年诏:"益州民自八年以来被略为奴婢者,皆一切免为庶民。"十四年诏:"益、凉二州奴婢白八年以来向讼在所官,一切免为庶民,卖者无还值。”此举对恢复并稳定社会经济,颇有成效。

当时,西汉末年所留下之上地问题亦待解决。建武十五年,光武遂实行"度田",下令各州、郡清查人民占有田地数量和户口、年岁,目的为要限制袭强富民兼并土地和畜奴婢之人数。而且亦可便于征收赋税及力役。如十五年"诏下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

有呈报田地不实者,如“河南尹张伋及诸郡守十余人,坐度田不实,皆下狱死”。但当时豪姓将帅,常有隐瞒田地,反对清查者,竟有武装反抗者。光武帝让步,只将违法者迁徙他郡、给予田宅安排,事件逐平息。

二、东汉主要财政收人来源

东汉的财政制度多承袭西汉旧轨,无大改动。其国家财政收入方面,主要有下列三项:

1. 田租收入:东汉初,因战费等支出浩大,田租征收十分之一。至建武五年(公元29年)、以屯田相当成功。仓有余粮,翌年十二月复西汉旧制而收三十分之一,其征收方法为”以亩定税”。

至章帝建初三年(公兀78年),征收办法改为将全国天地按土地的肥瘠分为上中下等,对不同收获量课以不同税率,使肥田多纳租,瘠田少纳税,较为公平,可说较西汉为进步。

桓帝、灵帝时、田租之外、还征收临时附加税。桓帝演熹八年(公元165年),每亩加征铜钱十文(即十钱)。这就是《桓帝纪》所载的"初令郡国有田者,亩敛税钱“。

灵帝中平二年,因皇宫大火,宫门等烧毁,因此又加”税天下田,亩十钱”。田赋附加,遂由此开始。

2. 盐、铁征税:东汉时期的盐铁专卖,只实行了一个短时期,由于章帝元和年间财政困难,在公元84至86年间,施行期极短。和帝即位,章和二年,即废除专卖而改为课税。当时冶铁业除了政府制造兵器、车马用具及生活用具外,其余均由人民自由经营。

至于酒的专卖,因东汉常有自然灾害,地震水旱,经常发生,以致粮获不丰、政府禁止卖酒,也不征税。

3. 卖官鬻爵:东汉之卖官鬻爵,较之西汉更甚。桓、灵二帝时,宦官弄权,政治更为败坏。

如灵帝开西园卖宫,敛财作为私己。二千石的官位,卖2000万钱;一干石官卖1000万钱,余此类推。关内侯500万钱,如依照年资理当升迁者,则出半价或三分之一便可。卖县令(长)则按照各县土地肥瘦各有定价,即视其利禄多寡而定价钱之高低。富者先付钱,后任官;穷者先任宫,后付钱,但得加倍付款。即使三公九卿也有暗价。公1000万钱,卿500万钱。当时曹操之父嵩以一亿钱买太尉,比官价高出十倍。因此造成东汉末年地方官吏的横征暴敛。

此外,东汉时如算赋、口赋的人口税,更赋以及徭役等项,则仍照西汉旧例,变动很少。

三、东汉财政支出两缺口:军费及俸禄

东汉政府的财政支出,主要是政府各部门的经常性开支,以军费、官员俸禄为最大,此外如用于交通运输、抚恤赈灾、农田水利及建校育才亦占相当数额。

军费方面,光武定天下后,尽量停止用兵,但建武二十六年(公元50年),将南匈奴迁徙内蒙古以实边疆,政府得供应粮食、布吊、牲畜及其他财物,每年需支出费用达1亿9000万钱。给西域每年7480万钱,所费浩大。

安帝永初年问以来,屡次出兵,其中五次全军溃灭,"动资巨亿”。又自安帝至灵帝的60年间,对西羌作战战费巨大。安帝永初年间,对羌连年用兵,长达12年之久,费用达240余亿钱,使国库空虚。

顺帝永和元年起,对凉州、并州及关中羌用兵十年,又耗军费80余亿钱,灵帝时与东羌战,又耗费44亿钱。故军费实为政府之庞大支出,使人民负担加重,杂税因而加多。

官员俸禄支出方面,东汉初年,为节省政费,全国裁并400余县、裁撤冗吏十分之九、命地方军人退伍返乡,但东汉官吏仍有7560余员,其下内外诸色吏员14万名以上,仍比西汉时多出2万。尤其桓、灵二帝视大卖官爵,使国库无钱支俸禄。恒帝时曾两次扣减官吏俸禄、亦为东汉末年官员舞弊猖獗原因之一。

至于兴建学校,为国育才方面,西汉武帝时已甚为重视,当时令郡国察举贤良方正文学之士外,并在京师长安建太学培养官员子弟。又令天下郡国兴建学校,以造就地方人才。

东汉光武帝开始,亦极重视人才之培养,建武五年(公元29年)即筹建太学及地方之郡国学校。班固《东都赋》有云:"四海之内,学校如林。”可见教育之甚受重视,支出亦颇不少。

两汉时政府与王室财政虽有划分,但亦有互相挪用之情形,如武帝以"私奉养"拨作战费;宣帝本始二年以王室钱为平陵徙民起第宅。但在东汉后期,帝皇奢贪成性,便常有挪用国帑以益王室者。

四、东汉的屯田政策成功

东汉初屯田颇有成效,使国有余粮,导致田租减至三十税一,以下略述屯田制之梗概。

"屯田"一事,正式起于汉代。如以广义来说,春秋时期的封建制度亦可说是”屯田"。因西周封齐、鲁等多国,由国家率领一大批人前往封地处筑城,并住下划田让人耕种,谓之"井田”。可称之曰农民集团的武装垦殖。近代西方的英国殖民于香港,在港设军营,亦可算是武装殖民,且带来传教士与医生,并有集团做生意。中国古代是筑城而有武装保卫,由贵族将田地分给农民开垦耕种。

秦汉大一统后,封建制取消。当时中国之边疆如热河、察哈尔、绥远,均有荒芜之地可供开垦,因此可以大量移民殖边。其实当西周时,周公分封诸侯至陕西、山东,亦有移民殖边之意。

汉文帝十一年(公元前169年),晁错三次上书,其中有《守边劝农疏》及《复言募民徙塞下疏》,提出了对付匈奴的战略及徙民边塞以巩固国防的一套计划。他指汁:”胡人衣食之业不着干地……食肉饮酪,衣皮毛,非有城郭旧宅之归居,如飞鸟走兽于旷野,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往来转徙,时至时去”。因此他提出移民实边之法,以逸待劳,来对付流窜性的匈奴骚扰。

中间正式屯田当始于武帝通西域时,因新疆地区多水草,可种田,军队是兵农两兼,经济与军官活动同时进行。此乃因为西汉的立国姿态是从长安再向两北伸展,从而驱逐匈奴,开通西域,是动而进取的。武帝遂徙关东贫民于陇西、北地、两河、上郡,一次凡70余万人。

西汉初,高祖以轻敌匈奴致败;至文帝用和亲政策亦非长久之计:武帝时初用诱敌政策,亦不效果,后遂大张挞伐,为伐匈奴、取河南地为朔方郡,向西伸展至令居(今甘肃),派吏卒五六万人,沿途设置田官,以屯田作持久战养兵对付匈奴,先以骑兵任先锋扫荡,继以步卒屯田为后劲,步步为营而前进、遂使匈奴屈服。

宣帝时,将军赵充国亦以屯田政策而击败西羌。赵充国是经历武帝、昭帝和宣帝的三朝老将,忠心而多智谋,宣帝时已70多岁,对当时青海的西羌仍很头痛,一时无适当将领,赵充国向告奋勇,愿意率军出战。蒙准许率领一万骑兵步步为营,深入羌区,他先用重赏以分化瓦解羌人的团结,制造西羌各部落间的矛盾,以拆散羌人力量,但如要彻底消除羌人后患,便需使用持久之策。

于是赵充国提出用"屯兵"之法,经多次上书宣帝,始获批准。由于对付两羌,须用持久战略,兵费极大,单粮饷一项,每月需粮食二三万斛,但国库财力有限,军费太大,无法长期支撑,于是他想出"屯田"之法,以解决粮食之困难。

屯田之法是,将骑兵撤返后防,只用一万步卒,每卒给予20亩田耕种,共可开垦田地2000顷,一面屯田防守,一面劝化羌人。亦有监视之意,粮饷有了着落,不愁持久作战;宣帝一面又派遣中郎将赵邛等出击,一年以后,羌人因投降、被杀、饥饿溺死及逃亡终于彻底平定。

到东汉和帝时,羌人再起叛乱。安帝时有大臣主张放弃凉州(今甘肃),后得虞诩劝谏而止。此时西羌叛乱凡十余年,汉兵屯田边境者20余万,但旷日持久,徒劳无功。考其原因,东汉军乃步卒,羌人皆骑兵,汉军无法追及。西汉军屯田之所以成功,乃先有骑兵驱逐扫荡,等敌人远遁,乃以屯田继之,所以成功。

尚书令虞诩教导任尚撤销诸郡屯兵,各令出钱数千,20人共购一马,合以万骑逐数千羌虏,遂使羌人远遁,任尚因此立功。

东汉光武时,屯田颇为成功。各地广垦田地,兴修水利,收获大增。如建武七年,杜诗任南阳太守,“修治陂池,广拓土田,郡内比室殷足”。又:”邓晨复为汝南太守……兴鸿却陂数千顷田,汝土以殷,鱼稻之饶,流衍它郡。"又:"建武中,太守邓晨欲修复鸿却陂,杨晓因高下形势,起塘四百余里,数年乃立。百姓得其便,累岁大捻。”鲍昱后拜汝南太守,以"郡多陂池,岁岁决坏,年费常三千余万。昱乃上作方梁石洫,水常饶足,溉田倍多,人以殷富"。可见光武时屯田成功,遂得减收回租。

五、东汉兴水利改农具重视农业

东汉时期对农业生产仍极重视,亦有相当发展。明帝永平十二年时,已距离东汉立国45年,史载:"是岁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捻,百姓殷富,粟斛(石)三十,牛马被野。”

当时农获丰收,与农具的改进亦有极大关系,此时铁制农具己广泛使用。从这一时期出土的铁制农具来看,已知遍布南方的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及西北地区的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等省区。且农具的器型己较西汉有所改进。如铁犁的尖端缩小,刃部加宽,并有大型与小型多种款式,以便深耕及翻碎土壤。当时更普遍使用耕牛,不但在黄河流域,而且遍及华南及内蒙古等地区。

水利方面,东汉初年已甚注重。由于西汉末期的水利长期失修,"河决积久,日月侵毁,济渠所漂数十许县”。如”汴渠亦溃决",因此东汉初极重视水利兴修。

明帝时,有人推荐王景能治水,便派遣他与将作谒者王吴修复浚仪渠(在今河南开封)。王景用”墕流法"控制水流,除灭水患。

明帝又请王景、王吴修整黄河及汴渠,以工程浩大,征用农民夫卒数十万人。王景等亲自巡察查勘河南至山东千余里河道地形疏通河道,决通壅塞,每隔十里置一水门,以控制水流,费钱百亿,历时年余,才完成工程。从此黄河与汴水分流,并用两水沿岸的淤土辟为良田,经此修泊,黄河此下800多年未再改道。

安帝时下诏"修理西门豹所分漳水,为支渠以溉民田"。又下诏”三辅、河内、河东、上党、赵国、太原各修理旧渠,通利水道,以溉公私田畴”。

又,章帝之年,“迁广陵太守,兴复陂湖,溉田二万余顷"。

同时各地郡守县令亦重视水利兴修,因此使粮食增产,如当时非水旱牛疫时常发生,粮产当不止此数。

六、东汉其他各行业情况

1. 手工业较前代进步

东汉之手工业仍沿袭汉代所有,主要如冶铁、煮盐、铸铜、漆器及纺织等。

东汉冶铁业,除政府铸兵器、车马具自用外,其余均自由经营。由于东汉发明水排82。同时此时期发明了低温炼钢法,对此全面废除了铜乒器而代之以铁制的刀剑。

东汉的铸造铜器亦比前进步,当时铸铜业遍及全同,如今湖南、湖北、四川、云南、安徽等地均设有冶铜场及铸铜作坊。

当时铜器制作精巧,有饰以当鎏金、镶以金银的。有刻花纹的动物器皿,并镌以吉祥话如"祝福吉祥"及"富贵"等。

纺织业方面,东汉亦较以前为普及,种植桑麻也比以前扩大。如绥远之五原,人民冬天无衣,绩细革而卧其中,至崔寔任五原太守,开始教民纺织麻布,使民得免寒苦。83

如云南省的哀牢地区,光武帝时陆续教民养植蚕桑,染采文绣,织成文章如绫锦。陆续又教以织布,幅广五尺,洁白不受垢污84。

产丝尤以山东、四川等地为盛。政府在上述地区设服宫,京师洛阳设织室,专为王室及贵族官僚制衣白近代在"丝绸之路"上,玉门关附近发现了一匹东汉时所产的缣,上书”任城国亢父(今山东济宁)缣一饵,幅广二尺二寸,长四丈,重廿五两,值钱六百一十八”85。东汉时代之丝织品,所知已有绫、罗、绸、缎、锦、纱、绢、缯、縠及绮。其上所绣图案,古雅清丽。

又如光武帝时,见尚书令喜穿越布单衣,亦甚喜好,于是常勅会稽郡献越布。86

东汉以前,长沙地区人民多赤足无鞋,冬天剖裂出血,春天溃烂。至光武帝时,桂阳太守教人种桑养蚕织履,使人民免受其苦。87

至于漆器方面,东汉时发展亦大。如长沙山土之漆彩奁,绘有歌舞、狞猎等图案,纹饰十分精美。又如乐浪(今朝鲜平壤)出土之汉墓中的漆彩奁,彩绘人物,色泽雅致,情态如生,恐怕当时的富商巨卿才有充裕的经济能力使用。

2. 东北及西北畜牧业兴盛

东汉的畜牧业相当丰盛,有些地区甚至耕稼与畜牧两便,如当时西北地区便是。

邓禹是长安求学时期刘秀(后来之光武帝)的同学邓禹知刘秀非常人,常亲附之,迨秀得天下,禹归附之,以献策得光武器重,封为将军。某次命禹攻亦眉所占长安,禹告部下,赤眉财富充实,应先避其锋锐。建议宜暂时驻军上都(陕西西北及绥远)、北地(甘肃东北及宁夏)及安定(甘肃东部)三郡,因上述地区地广人稀,饶谷多畜。暂且休兵养士,伺机再图赤眉,后果将赤眉驱走。邓禹因功封梁侯。此乃全靠陕甘绥宁地区饶谷多牲畜而致88。

东汉初年、辽东(今辽宁省)盛产猪只,当时该地产一白毛之猪,以为稀物,主人遂携之欲上献朝延,到了河东(今山西省西南),见遍地都是白猪,知非珍奇,遂惭愧而还,足见当时产猪之盛89。

又当时光武派遣窦融镇守河西(今黄河以西之陕西、甘肃两省及绥远、宁夏部分地区)五郡,行大将军事。河西兵马精强,平四川甘肃地区之先零羌时,得牛马羊万头,谷万斛。后帝诏见,窦融及五郡太守赴京师"驾乘千余两,马、牛、羊被野”90。可见西北区畜牧之盛。

东汉末年灵帝时,亦有家贫而苦读成才之学者隐居田野畜牧者。如山东济阴之孙期,"习京氏易及古文尚书,家贫,事母至孝。牧家于大泽种,以奉养焉"。追随他学习的弟子便得在田垄之旁向他执经问难。当黄巾贼起时,相约不得侵扰孙期所居之田舍里陌。后来朝廷想征选他为"方正",他便赶猪群入草丛中不顾而去91。可见不但西北盛行畜牧,连东方的山东亦多畜牧。

桓帝时拜陈黾为度辽将军,陈黾临行前上疏曰:"今西州边鄙,土地塉,鞍马为居,射猎为业,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机杼之饶。”92足见当时东北地区及河北、山西以北等地,少耕稼而多畜牧游猎。

亦由此可见东汉时东北及西北地区畜牧业均甚盛。

3. 汉代丝织业发展

中国是全世界养蚕织丝最早的国家。西周丝织业已初具规模。至战国时代,齐鲁等国的丝绸生产已相当进步。所谓"天下九州,而有丝者六”93。可见其发展之速。

中国丝绸很早就从西域传到波斯、印度、罗马等欧亚诸国,造成了历史上有名的丝绸之路。在东方,则中国先将丝绸传至朝鲜句再达日本。当时传出国外的都是高级锦缎,而非粗下的绢织物。早在公元4-5世纪,希腊便以"塞里斯"(Seres)一词称中国,意即"丝绸之国”足见当时中国丝绸已赢得同际上的美誉。

中国古代对纺织事业已极为重视。《礼记》称纺织事业为"妇功”。与王公士大夫、百丁、商旅、农夫等并列,称为”国之六职“。”妇功"亦说明当时社会已有男耕女织的分工。正如《吕氏春秋》所说:"士有当年不耕者,则天下或受其饥矣;女有当年不绩者,则天下或受其寒矣。故夫亲耕,妻亲绩。"

周代为了发展纺织业。使设立了妥善的管理制度。从纺织、漂染到制衣。周代政府设有专职的机构。在”天官“下设"典妇功”、”典丝“、”典枲”、“内司服”、”缝人“和“染人”等六个生产部门;又在“地官”下设“掌葛"、"掌染草”等原料供应部门。还在"冬宫"属下的"百工”内设了专管丝帛漂练的"荒氏”,分工合作以完成丝绸的生产和服装的制作。

秦代设"正准令丞”,是经营染织工艺的专官。到汉代”少府“下设立"东织室"和"西织室",各置令丞,专管织作缯帛,规模甚大。《汉书·贡禹传》记载当时织工达数千人。此外,襄邑、临淄等大县,皆有服宫,以管理当地的丝绸织造事宜。此外亦有民营的纺织工业。

到东汉时,官营的织造仍然十分发达,规模亦相当大。京师洛阳仍在少府属下设织室丞的官员,专管染织工艺。

大体上说,西汉丝织业以北方(指山东、河南、河北)为盛;到东汉时,蚕桑事业已开始南移,长江流域的四川、江浙地区已发展兴盛,北方亦保持不衰。

4. 汉代冶铁工业技术高

汉代的冶铁工业,当以汉武帝时开始大盛。元狩四年(公元119年),政府在全国重要冶铁工业区设铁官49处。其地点相当于现今的山东12处,河南、江苏各7处,陕西、山西、河北各5处,四川3处,安徽、湖南、湖北、辽宁、甘肃各1处。即当时的冶铁工业集中于黄河流域各省,长江流域有四川与江苏。

东汉开始,冶铁工业稍有发展,增加了8处设置铁官,连西汉原有的共有57处。多了四川3处,云南、河北各2处及甘肃1处。

根据过去所发现的冶铁设备,有四种炼炉:一种是用耐火砖和耐火泥砌成的"长方形炼炉“;一种能使铁矿石还原的“炼烧结铁炉”;一种是用鼓风设备,可使铁块熔解而炼成钢的"煤气反射炉";一种是用鼓风设备使炉温升高而使生铁熔解的"低温钢炉"。

筑炉的设备所用的器材包括耐火砖94、用青石刻凿而成的石夯,以煤(原煤或煤饼)和木炭为燃料。

西汉以来的冶铁工业技术无疑是比古代有了相当大的改进。例如原料的加工和精整、竖炉的扩大及其鼓风设备的改进。鼓风能力增大能使温度升高。西汉时用牛马鼓风,有所谓"牛排"、"马排"等,但功效较低。汉光武帝建武七年(公元31年)南阳太守杜诗创制"水排",利用水力鼓铸,"用力少,见功多,百姓便之”95。此种"水排"的发明要比欧洲早1200年。南阳本是战国以来的著名冶铁名城,武帝在此始设铁官,当地的冶铁技工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由杜诗带领发明了水排。

由于鼓风强化,因此西汉不但生产出质量较高的白口铸铁,而且有了灰口铸铁。

总结中国肯代的炼钢技术,从战国萌芽,至两汉有了发展和改进,到东汉初年,已完成了用生铁炒成熟铁或钢的新工艺,实是一大进步。

5. 汉代钢铁铸造业发达

汉代的铜器铸造方式,大致沿袭商周时代旧法。先在范母上刻以纹饰及文字,然后印在范上。范用几个模配合,有内范、外范,再将铜液倒入内外范的夹缝中便成铜器。

汉代铜器的成分并非纯铜,约含铜八成半,锡一成半。

西汉的官府铜器铸造,由少府属下的尚方令及考工令负责。东汉时则由太仆主持。其次蜀郡及广汉郡的工官也有主持。现在可考的有武帝时中尚方铸造的建昭宫鼎、骀荡宫壶及鹰足镫,蜀郡工官铸造的鎏金兽耳铜壶以及广汉郡工官铸造的书刀等。

汉代铸造的铜器可归纳为八类,分别为:

食器(铜鼎、铜豆等);

水器(铜盂、铜盆、铜洗、铜匜等);

酒器(铜壶、铜盆、铜钟、铜缶、铜镌等);

烹饪器(铜的釜、铫、镬、铑、缿等);

乐器(铜的钟、铎、铃、鼓等);

农具(汉代已普遍采用铁农具,但有铜的大宫锄);

虎符(有给诸侯王及郡守各一种);

其他,包括铜镜、铜带钩、度量衡器、兵器及玺印等。

除官府外,亦有民间铸造的铜器。

汉代官府的铜制度量衡器乃由大司农主管,大城市首长检定然后使用。

汉代铸造铁器之法与战国时相同,但汉代使用铁器范围,已较战国广泛。

汉代主要的铁器是农具,其次是兵器和日常生活用具,进入东汉,铁器使用更广。

汉代的铁器显然已比战国时期进步。如战同时期用的铜制短剑,汉代已改进为铁制长剑。又如农具方面,形式已有改进,且汉代增加了铁锄、铁镰等品种。此外尚有铁犁、铁镢、铁铲等。至于汉代的手工工具,已有铁制的锤、锯、斧、锥及剪刀等。

由于汉代铁制农具及手工工具有所改进及品种增多,使当时的农业及手丁业生产力相应提高。

中国冶炼铁业及铸造铁器的使用比世界各国为早。根据江苏六合东周墓出士的铁器,经考证是春秋晚期出品。比西方早了约2000年。

6. 汉代造船、制车业先进

秦汉的交通丁具主要是船、车两种,与古代相同。

造船业方面,汉武帝时所造"楼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甚壮”96。当时打击南越,南方已有楼船卒20余万人,可见南方之楼船巨大而数量亦多。

汉初官府造船由船司空主持。如系三辅地区(长安京城)范围,则由辑濯会丞主管97。又如庐江郡驻有楼船官,是专门制造楼船的官吏。

汉代亦有民营造船业,可惜历史无记载。

汉代造船材料,有木船与陶船两种。汉墓中陪葬之明器有陶制与木制的"偶车”98及陶制与木制的船模型。当时有所谓"南船北车",在墓葬明器中也有显示。

广州东郊东汉墓葬中曾有出土陶船模型,船前有锚,船后有舵,两舷各有司篱船员的走道。又广东另一东汉墓中发现木船一件,船上建有层楼,有桨十,橹一,多数木板上有五色彩绘花纹。可见东汉的造船技术已相当进步。

至于秦汉的制车工业,史书记述甚多。当秦始皇崩于沙丘平台的旅途时,将其棺转载辒辌车中99,秘不发丧。汉代霍光遗体,《史记》谓”柩以辒在京车",可见汉代亦有此类卧车。此种车设有窗,闭暖而开凉,故名"辒辌车"。

汉代官营制车工业,由少府属下尚方令主管。汉代车的种类甚多。有”轺车",有顶盖而无屏蔽,为低级官吏乘坐;有”轩车",有车盖,两侧有屏,卿大夫高级官吏乘之;有”辎车“,甚舒适,车盖与四侧屏蔽密封,乃贵族妇女所乘,因可躺卧,亦适宜老病者乘用。皇帝乘车有四马驾引,一般用车多为一匹马,必要时左右各加一匹。

汉代运送粮食物资之车,多用牛拉,无上盖,但可加篷,亦可乘人。从武梁石刻所见,汉代有独轮车,名"辘车",用人力推动,可乘人或动物,平民常用。汉代尚有”栈车",是一种役车,在墓葬明器中发现。

7. 汉代陶瓷工业技艺高

中国向以瓷器闻名于世。汉代的陶瓷工业已相当发达。汉代早期的青瓷制作乃承袭周、秦而有所发展。

由于汉代冶铁业的技术改进,又因缺铜,便将铜制工具改用铁制,铜制的日常用品改用陶瓷器,因而使陶瓷器的用途日广。

西汉的陶器款式形状,与周、秦时期变动不大。到了东汉,农业生产有所改进,制陶技术亦有进步。汉墓中的陪葬明器亦从铜器改为陶器。计有陶制的鼎、壶、钟、瓮、灶、磨、敦、瓶、杯、洗、房屋、畜圈及俑等。此种陶俑及陶制明器,一直向汉代沿用到隋、唐,促成了制陶工业的兴旺。

东汉时期的陶制人物和动物偶像,其造型艺术很高。河南辉县东汉墓穴中曾发掘得陶狗,形象优美,栩栩如生。

汉代亦出产大量陶制砖瓦,是一种内部空心的陶砖,用作墓葬材料。中国古代之陶瓷工业,自周、秦至两汉,向以青釉器的制作为主。西汉中期,青釉制作始盛,进而使东汉的烧制瓷器成功。

先秦时期的青釉器,当时烧成的温度都在摄氏1200度以下,故未能烧成瓷器。但从浙江省上虞县所发现的多处汉代古窑遗址,知该等古窑己普遍使用龙窑。而在遗留的瓷片上,从釉面的色彩光泽及结构内容分析,鉴知当时烧成的温度已达摄氏1300度。因此使胎质坚致细腻,达到了真正瓷器的水平。

中国真正的釉陶当在汉代真正开始创制。由于汉代施釉的瓷器色泽美观,于是也在陶器上施釉,使陶姿器两者相辅相成。

汉武帝时官营陶瓷工业最盛,由宗正及少府属下的司空令丞主持。到东汉,则由少府属下之尚方令主持。

汉代用于宫殿及城门的瓦上,印有"宗正官当"、"都司空瓦”及”右空瓦"等字样,文字和质地都相当好。

至于当时陶瓷器的价格,比铜器、漆器为低,故百姓乐于采用。民间制陶者亦常有发现,陕西咸阳县的咸里窑村当为两汉民间制陶作坊的代表。

8. 两汉的盐政和制盐业

在汉武帝订定盐铁官卖政策以前,当时政府处理盐的方式有三种。一种是秦代和两汉初期的盐铁官,采取包商制。富豪(如盐商等)向政府取得许可后,便可"即山鼓铸,就海煮盐“。即是由盐商向政府缴付一定的税项100。

另一种是诸侯王自置盐官各自煮盐,如吴王濞”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饶足”。101

第三种是由汉代中央政府派盐官管理产盐区。如武帝元狩四年,由政府收回豪强所占有的盐田,自行煮盐及转运销售,完全不假商贾之手。此盐铁专卖之制直至平帝元始五年(公元5年),共推行了125年之久。王莽朝仍实行部分专卖,命县官售盐,但亦有部分民营的。至东汉章帝,因军费开支浩大,由官府煮盐,全部专卖。

汉初掌管盐政的为大农令,武帝太初元年改名为大司农,其属下设两丞,一管盐政,一管铁政。各县设置之均输盐铁官,均由朝廷选派。东汉光武帝时,凡郡县产盐多者,均设盐官主持盐税,其地位与县令(长)等,即东汉时盐务己改由地方政府统理,而再由中央向地方征税。概括言之,西汉由中央直接管主主政,以专卖为主;东汉由地方政府分别管挫,以征税为主。

盐可分海盐和池盐等。有煮海水为盐者102。有取池水为盐者。《说文》记载河东有盐池。亦有煮火井(盐井)为盐者。

太平御览》注引宣帝时"穿盐井数十所”。亦有煮咸石为盐者。《太平御览》记"汶山有戚石,先以水渍,既而煎之"。中国以盐产量言,当以海盐为大宗。

汉代所产的盐,其色泽与素质因产地不同而异。史书记载:"河东有印成盐,两方有石子盐,皆生于水。北湖中有青盐,五原有紫盐。“103

汉代煮盐,多数用木柴作燃料,据说汉代已有用天然气烧煮的,恐亦为数不多。至于熬盐用的士具,则多为铁制的牢盆。

9. 汉代的酿酒与制糖业

中国在商、周时代已有饮酒文化。到汉代时,酿酒业已有改进。首先是酿酒技术的提高,主要是制麹术的改良,酒的品种亦随着酿酒原料多样化而增加。

其次是酿酒的经营管理,武帝天汉三年"初榷酒酤”。即当时政府已垄断酒的酿造和出售。相当于盐铁的专卖,但遭到民间反对,因此使政府酒的专卖政策一时兴,一时废。例如昭帝时召开的盐铁会议,便废除了酒的国营专卖。

中国古代酿酒是先用麹104,使谷物糖化及酒化。汉代酿酒偶也用”糵”,但主要的酒药是麹。照《汉书·食货志》的记载,制酒用麹的比例是:"一酿用粗米二斛,麹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此种酿酒方法比诸今日亦相差不远。

汉代人已能用多种不同谷物制成酿酒用的麹。西汉末年扬雄著《方言》中与"麹"同义的不同名字,如等均是。《说文解字》把上述同义解释为"饼状曲"。不过制麹的材料不同,如麰用大麦造成。

东汉已能制造葡萄酒,中国古代早有野生葡萄,但酿酒用的葡萄是张骞自西域带回种植。《史记·大宛传》已记述大宛和安息"有葡萄酒"。可见中国人富有创造的智慧。从曹丕致吴监的信中所述,可知东汉末年已有酿制葡萄酒了。

至于汉代的制糖业,据扬雄《方言》所记:”饧即干饴,江东称为糖。"上述是指麦芽糖。其材料是用稻、粱、黍,先浸湿生芽晒干,然后加以煎炼调制。《诗经》中记述:"周原朊朊,堇荼如饴。”可见周代已有麦芽糖;又《楚辞中说:”粔籹蜜饵,饣长饣皇些。"说明战国时期古人已懂得用蜜和糖制饼粑食用了。

汉代麦芽糖已极为普及。崔实《四民月令》云:"十月先冰冻,作京饧,煮暴饴。"刘熙的解释是:"糖之清者日饴,稠者曰饧。"

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己记述"煮白糖法”、”黑糖法”及”琥珀糖"等。至于蔗糖何时开始,一说唐代,一说汉代,一说东汉末,但照《齐民要术》所记,决不会迟至唐代。(可参考阅读季羡林《糖史》。)

10. 汉代已发展林业

林木是中国重要自然资源之一。近代人已知道植林可以调节温度。改善气候。但在古代为了驱除蛇虫走兽,或开垦荒野以种植农作物,人们不得不焚烧树林草丛,以达到驱兽及种植的目的。《孟子·滕文公》载:"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舜为了在烈山耕种,便命益烧毁烈山上的丛林草木。

《诗经·小雅·年辖》记载道:”陟彼高冈,析其柞薪,析其析薪,其叶湑兮。"此诗意即登上那高高的山岗,斩伐那坚韧的析木,那样树郁郁葱葱的绿叶,使工人砍伐时,顿生怜惜的恻隐之心哩!当时人亦想到"毁伤其薪木”105,对树林的破坏是件无可奈何的事。

管子·立政》已提出警告说:"山泽不救于火,草木不植成,国之贫也。”可见古人已知珍爱林木了。在《苟子·王制篇》中已经提出要管理好树林草木和水源矿藏,才能使国库充盈,人民富盛。因此古代对山林的管理,定出了规则。《礼记·月令篇》云:"孟春之月,禁止伐木;孟夏之月,无伐大树;季夏之月,乃命虞入入山行木,毋有斩伐;季秋之月,草木黄落,乃伐为薪炭;仲冬之月,日短至,则伐木取竹箭。"意即伐木要有时节,不可滥伐,正如孟子所说的"斧斤以时入山林"。可见先贤对于林木的培养与砍伐,已有很高的识见。

《诗经·唐风》云:"山有枢,隰有榆。"说明不同的地域生长不同的树木。高山地区有刺榆,低洼湿润地带产白枌。《管子》中更解释了土壤学和植物生态学。106

到了汉代,当时学者更明向到各种树木的经济价值,司马迁说:"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粟,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楸,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107汉成帝时,汜胜之作《汜胜之书》18篇,详述了植树之时节及方法道:"种树以正月为上时,二月为中时,三气月为下时,节之有早晚,地气有南北,物性有迟速。种树无时,雨后便栽,多留宿土,记取南枝,是乃种树要法,凡栽一切树木,须记阴阳,勿令转易。"可见汉代对植树造林已甚注意,林业已有相当发展。

七、东汉五铢钱的兴废

莽朝覆灭后,东汉兴起,此时社会经济虽有发展,但国势之盛已不及西汉。光武帝建武十六年为王莽所破坏的五铢钱制度义再恢复,货币经济得以畅通,但东汉中叶以后,劣币"剪轮五铢“逐渐增多,币值贬低,物价腾升。东汉章帝元和年间,粮价高涨,政府担心财政拮据,当时尚书张林提出对物价的意见说:"今非但谷贵也,百物皆贵、此钱贱故尔。宜令天下悉取布帛为租,市卖皆用之,封钱勿出。如此则钱少物皆贱矣。”108

上述主张即以布帛等实物交租税,市场交易亦以实物交易,使货物流通量减少,以便遏抑物价。张林又主张再恢复盐的专卖,又在部分地区恢复"均输",使政府增加货币的收入。正如《管子》中所提出的"币重而万物轻,币轻而万物重",即肯定了货币流通量的多寡与货物价格的高低成正比例的原则。因此主张政府多收货币而"封钱勿出",因此促成市场上货币的流通量减少,从而遏抑物价。

但张林主张"令天下悉取布白为粗,市卖皆用之“,显然要以实物作为货币,不啻是要恢复到古代那种"抱布贸丝"以物易物的状态,分明是使时代倒退了。

东汉晚年桓、灵两帝时期,政治日益腐败。桓帝时外戚梁冀擅权。饥荒频生。延熹元年,有人上书废除"剪轮五铢”,改铸大钱流通之。当时颍川人刘陶(此时被选为孝廉)上二书归劝阻不可铸大钱。其大意谓:当今之忧患,不在货币问题,而在乎民饥。惟有粮食乃国之所宝,民之所贵。而近年来禾苗为蝗螟所尽,故所急切夕之餐,与钱货之厚薄、铢两之轻重毫无关系。即使沙砾化为黄金,瓦石变为宝玉,而百姓渴无所饮,饥无所食,即使纯德如羲皇,贤明如唐虞,亦对安国济民无所补益,故铸钱而齐一货币,犹养鱼沸鼎中,柄鸟烈火之上。故建议皇上"宽锲薄之禁,后冶铸之议”109。但帝遂罢铸大钱之议。

灵帝刘宏12岁即帝位,性喜钱财,公开卖官敛财。光和元年(公元178年),张贴卖官榜于鸿都门,随官衔高低而定价不同,卖公卿官爵竞价高达1000万钱(即1000万枚五铢钱)。当时灵帝以庐江、南阳二郡太守羊续清廉,拟提升他为太尉,但羊续元钱买官,不能任太尉。另有巨鹿太守司马直亦为清官,灵帝欲擢升他,并声明可减价300万钱,司马直极为气愤,托病辞归,并于途中极陈卖官之弊,并以死谏君王。灵帝漠视舆论之反对,不到十年,卖官所得,已积五铢钱巨万,于是在西园建造"万金堂",用以藏钱。时人多有嘲笑者。

中平三年(时灵帝即位已届20年),铸造了一种新的五铢钱,为了区别贮藏于万金堂的五妹钱,便在铸钱背面之方孔四角凸连一条直线至边缘,称为"四出文钱"。识者讥笑曰:"岂非京师破坏,四出散于四方乎?”110意即灵帝搜刮自百姓的钱财像"四出文"那样向四方失散了。111

东汉末年,董卓挟持汉献帝至长安于初平元年铸造小钱,时为公元190年,献帝即位之第四年,于是破坏了汉代的五铢钱制度。《通典》《通鉴》记载曰:"献帝初平元年,董卓坏五铢钱,更铸小钱,大五分。尽取洛阳及长安铜人飞廉之属,充鼓铸。其钱无轮廓文章,不便时人,由是货贱物贵,谷一斛至数万钱,曹公罢之,还用五铢。”事实上,董卓改铸的"小钱"钱文仍称"五铢“但由于钱币的大幅度减重、遂促使物价腾升,破坏了钱币的流通。于是苟悦为文申论恢复五妹钱的流通。112

自汉武帝建立五铢钱制度后,首次为王莽货币改制而破坏,至东汉光武朝时马援建议恢复五妹钱制。初平三年董卓伏诛,至苟悦提出,是第二次恢复流通五妹钱。此后至魏文帝黄初二年以谷贵又罢五妹钱。

八、汉代黄金存量及用途

1. 汉代黄金存量极丰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现黄金的国家之一。在夏、商、周三代时已经从出土文物中证实有制作黄金的器物了。如河南辉县琉璃阁周墓葬中发现了商代早期的多片金叶。在北京市平谷县刘家河商代中期墓葬巾,发现有金臂釧和金箔残片。更早的如在甘肃省玉门火烧沟的墓葬中发现了夏代的金银器。

中国早期的黄金产地是河南、山西、河北等省。《山海经》中记载中国早期的黄金产地极多。其他地域大致包括今日的河南、湖北,以及山西、陕西的南部;四川省西北部;湖南、江西的北部。此外《管子·地数篇》也记载了黄金的产地,如山东的莱州及河南的汝水地区均有产金。

夏、商、周三代的采金方法,主要乃自水沙中淘采出自然金。如发现的商代不规则的金叶,可能是未经冶炼而加以锤制的自然金。

周代以后,黄金除采向水沙外,已有采自山中金矿脉表层的岩金了。

秦代以黄金为上币,下币为铜钱(半两钱),并将黄金的计量单位改周代的金为”镒”。

至两汉,政府储存黄金之多亦为后代所不及,帝王常以黄金赏赐大臣。以前诸节已有述及。据历史记载,西汉初期使用黄金总量达100万斤以上。到王莽新朝时尚有金数10万斤113。留存民间的尚不计在内。

文景之时,晁错反对开采金矿,理由是,"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因此主张明君当"贵五谷而贱金玉”114。元帝时贡禹亦反对开采金属矿,他提出的理由是由于"铸钱采铜",造成每年有十万人不耕作,人民盗铸钱者极多,弄得"民心动摇,弃本逐末",耕种者日少。因此当时法令时开放时禁止。由于汉文帝赐邓通铜山,因此造成私人独占铜矿之现象颇多115,且有汉代大臣私藏工匠以便冶炼及加工黄金器物。

2. 汉代黄金用途广

产金之矿床处有时常见金色的光芒裸露在外,所以甚易找到何处有金矿。《史记·天官书》载:"金宝之上皆有气,不可不察。"

汉代出口的金是各种不规则的圆形金饼,可能是当时的黄金形制。到汉武帝太始二年,改黄金形制为马蹄形与麟趾形,以示吉祥。

武帝以后,马蹄金、麟趾金和饼金同时流通。互不影响。此种形制的黄金一直通行到魏晋南朝时代了《三国志·陈矫传》注引:"(魏)文帝以金五饼授矫。”

周代黄金称一斤为一金;秦改周制,以一镒为一金;汉复用周名,仍以一斤为一金。照《汉书·萧望之传》所记,一斤金称一金;秦制一镒为12两。

汉时黄金一斤值万钱;朱提银(银质之最佳者)八两为一流,值1580钱;普通的银一流值1000钱。依此换算汉代金银之比价是一与七或一与十之比。

王莽朝末年时,旱蝗灾祸频生,农业歉收,百物腾贵,米一石至万钱;马一匹需百金。可见当时金价不甚稳定,乃是随市场货物之多寡而上下浮动其价。

汉代黄金之主要用途,一是用以赏赐臣下,如汉高祖曾以黄金四万斤命陈平执行反间计,使楚霸王项羽对其大将钟离昧起疑心。汉高祖初定都关中时,各赐功臣黄金500金以资鼓励。文帝即位时,诸大臣诛吕后亲属有功,赐周勃5000金;陈平、灌婴各2000金;刘章、刘揭各1000金。此外,又如御外敌有功,赐金立功之将军更多。

由于汉代及王莽时多次更改币制,对铸造之钱币不及黄金受重视。当时帝王常以黄金赐臣下外,一般人士也用黄金作贿赂及馈赠之用。

汉代黄金又一用途是用来扩张版图,征服边疆各民族。如武帝击溃匈奴,收服西方36属国,灭南越赵佗。同时武帝义大造园庭宫殿,均须用大量黄金作战费及赏赐、抚恤之用。

此外亦有用黄金作帝王陵墓之陪葬物者。如武帝茂陵内即埋有大量金银;曹操发梁孝王墓,取得数万金。另外,黄金亦可买官赎罪。

3. 汉代黄金亦可当做货币

由于黄金的用途广泛,且深受人们喜爱去汉代黄金一斤值万钱,却无明文规定是货币。事实上却以货币形式流通于市场,但无特定的货币形制。用时是按重量支付,甚至要剪害IJ使用。所以它非货币,但都又当它是货币。

《汉书·食货志》云:"珠玉龟贝银锡之属。为器饰宝藏,不为币,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意即金跟其他饰物一样并非法定货币,但不仅可以通用,且其价格乃以市场货物多寡而时高时低。

汉时黄金作装饰品用已不仅是耳环等饰物,其使用面已扩大及于人死后的"金缕玉衣"和"金缕面罩,以及“错金嵌玉铜杖首”等。

黄金亦可作折付”酎金"之用,那是各地诸侯须向天子进贡的祭祀费用,前文己论及,不赘。

汉代前期如文、景帝时国富民丰,至汉武帝后期对外大张挝伐,内部大兴土木,以致同库耗竭存金,遂以卖官赎罪之法收回民间黄金。

此后,由于各方需求黄金量增多,政府必须储存大量黄金以应付市场的需求,王莽时送决定实行黄金国有政策,命令“列侯以下不得挟黄金,输御史受直"。意即私人不准藏金,有金须送交御史收回等值的钱。

由于人民有强烈的黄金欲,因此制造假金之风盛行《汉书·景帝纪》曰:"先时多作伪金,伪金终不可成,而徒损费,转相诳耀,穷则起为盗贼,故定其律(指判死刑)也。”可见当时用死刑也遏制不了制造伪金之风。

至东汉,私人冶炼黄金者仍多。如”光武皇后弟郭况家,工冶之声不绝,人谓之郭氏之室,不雨而雷,东京谓况家为琼厨金穴”116可见富豪之多金。

东汉末年,废少帝立献帝,并挟帝迁都长安有篡位野心的董卓,其生前修筑郿坞广聚金银珠宝,死后灭族抄家,郿坞藏金仅气万斤而已,与西汉之库存多金相去不可以道里计。此与汉末禁开金属矿有关。

刘备定蜀赏赐诸葛亮关羽、法正诸功臣,每人仅500金而已117。与西汉时帝王赏赐功臣动辄以数万斤金至数十万斤金,已相差极为悬殊。

当时刘备以铸钱缺铜,竞收集帐钩铜等熔化使用,连铜亦奇缺,更逞论金了。

九、东汉大田庄俨如王国

东汉后期,一般豪强世族,贵族外戚或富商成为大地主者,均有其独立体系的庄园称霸于一地。如光武帝之樊姓外祖,有回300余顷;皇后阴丽华的母家,有田700余顷。皇族宗室中如济南王康(光武子)即有田800顷,奴婢1400余人。

巨商中亦有成大地主者,他们往往"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徒附万计。船车贾贩,周于四方;废居积贮,满于都城。琦珞宝货,巨室不能容。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118。

这些大田庄,不但有耕地,而且也占有山林川泽。如东汉后期的中常侍苏康和管霸,便拥有"天下良田美业,山林湖泽”119。

当时崔寔著有《四民月令》一书。崔氏为河北涿郡大姓,自西汉起累世为宫。后迁洛阳,此书即说明了崔宅经营田庄的活动纪录。田庄以从事农业为主,但亦兼及于工业(农产品加工)及商业的经营。书中叙述了该田庄一年内的有关经济、社会、教育甚至军事等各项活动。包括种植蔬菜、竹木、花果及蚕桑、纺织、制酱、酿醋、织麻布、做饴糖、制衣鞋、漂染、缝纫、酿造、建筑、农田水利、采集野生植物、符猎制药及制造农具、工具及武器等各项事务。

由于田庄的土地广,故需要大量雇工及奴婢为主人从事农业、手工业及商业等活动。在地主家长统治下,为一个自给自足的社会集团,俨如一个小王国。

而且田庄可以向订刑法,”有不顺命,罚之无疑"。庄园并训练"部曲"和"家兵”,以防庄园外贫民之袭击。庄园修筑坞堡,以保障地主之安全。坞堡四周有围墙及深沟,以利防守。崔寔书中描述道:"上家累巨亿之赀120。斥地侔封君之土,行苞苴121以乱执政,养剑客以威黔首,专杀不辜……父子低首,奴事富人;躬帅妻孥,为之服役。故富者席余而日炽,贫者蹑短而岁踧,历代为虏,犹不赡于衣食,生有终身之勤,死有暴骨之忧。”庄间内的地主与佃农,常是同姓或同宗,表面上是宗族姻亲,但事实上贫富极为悬殊。这仍是西汉以来所无法解决的社会问题。

十、两汉奴婢众多,工作广待遇优

两汉时期,豪族大户多畜养奴婢,构成了不可忽视之巨大劳动生产力量。其来源有因家贫向卖为奴者,如《汉书·高帝纪》载:"民以饥饿自卖为人奴婢者,皆免为庶人。”又如栾布"时穷闲,卖佣于齐”122。

亦有因豪强胁迫而为奴者,如《王莽传》载:"奸虐之人,因缘为利,至赂卖人妻子。“又如:"梁冀又起别第于城西,以纳奸亡。或取良人,悉为奴婢,至数千人。”

或有时犯罪而没人为奴者,如《汉书·杜固传》云:"民犯铸钱,伍人相坐,没入为官奴婢。"甚至有连妻子一并没入为奴者,如《汉书·食货志》云:”私铸作泉布者,与妻子没入为官奴婢。“

王莽时没入为官奴婢之数量极大,如:"关东大饥,民犯铸钱,伍人相坐,没入为官奴婢以十万数。"

亦有因战争被俘虏为奴者,如《汉书·金日磾传》云:"日磾以父不降见杀,与母阏氏、弟伦俱没入宫,输黄门养马。"又如《后汉书·西羌传》云:"安定降羌饶何种,胁诸羌数百人反叛,郡兵击灭之,悉没入弱口为奴婢。”

至汉代,奴婢之总人数,《汉书·贡禹传》记为"诸官奴婢。十万余人。至《王莽传》载:"没入为官奴婢以十万数。”至于正确的总人数,史籍无记载,尤其是私奴婢,只散见于《史记》《汉书》等书中所记,并无总数统计,大体上官私奴婢合计,有数十万人之众,比诸西汉5959万余人,比例上并不算多。

至于奴婢的劳动力,分配于多种职业岗位上。有为富豪田耕者,如《史记·平准书》云:"收犯令,没入田僮。“此处说明触犯法令者没入为田耕之奴。又如《后汉书·马援传》云:"防兄弟贵盛,奴婢各千人以上,资产巨亿,皆买京师膏腴美田。”

马防兄弟各有千人以上奴婢,又有膏腴美田、无疑是畜奴为之田耕。又如光武子济南王"康遂多殖财货,大修宫室,奴婢至千四百人,廐马千二百匹,私田八百顷,奢侈恣欲,游观元节”。其畜奴也是为了耕作。

两汉时之奴婢为豪强工作之范围甚广,除耕种田地外,亦有从事畜牧者。如《汉书·景帝纪》载:"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养马三十万匹。“由上述知36所马苑,以三万官奴婢牧养30万匹马。每人照顾十匹马。又如武帝时,"其没入奴婢,分诸苑养狗马禽兽"。可知没入之官奴婢,职司畜牧。

亦有从事煮盐冶铁者,如四川有卓氏,冶铁致富,”富至憧千人”。又有齐地之刁间,收取桀黠奴,"使之逐鱼盐商贾之利,终得其力,起富数千万”。说明刁间利用奴婢而成为巨富。

亦有从事手工业及经商者。如西汉张安世为富平侯,食邑万户,夫人自纺织,家童700人,皆从事手工业生产及经商。如后汉樊宏"管理产业,物无所弃,课役童隶,各得其宜,故能财利岁倍”。

亦有家贫从事各项杂役者,如匡衡为人作佣工,申屠蟠作漆工,公沙穆为人舂粟。

亦有从事漕运者,如《史记·平准书》载:"徒奴婢众,而下河漕度四百万石。"

亦有从事建筑业者,如济南安王康有奴婢1400人,为之修建宫室;惠帝时"发诸侯王列侯徒隶二万人,城长安";汉武帝时,召募国人有能贡献奴婢的,可免除终身劳役,原来已任"郎"的,可增加他的官秩。

奴婢亦有出任战士者,称为"苍头"。《史记·苏秦列传》载:"今闻大王之卒,武士二十万,苍头二十万,奋击二十万,厮徒十万。",其中"苍头二十万“,即是由奴婢所组编的士卒。史籍亦有使奴仆兵披甲上战场为步兵者;王莽时有所谓"猪突豨勇"的"锐卒”,亦由奴婢及死罪囚等组成。

汉代之奴婢亦有担任”俳优"、"女乐"、"伎乐"及"女倡"者,以供人歌舞娱乐。

由上可见汉代奴婢之工作范围甚广。

不过,中国的所谓奴婢,其实绝不同于西方罗马帝国时代的奴隶,照《韩非子》所记述,中国的奴婢衣食丰厚,并有薪酬。

中国之奴婢亦可由卑贱之地位升迁至富贵。如卫青原为家憧卫媪之子,少年时父使牧羊。一日有相士谓青有封侯之相,卫青笑曰:"人奴之生,得无笞骂即足,安得封侯乎?"后果拜为车骑将军,赐爵关内侯。

又如卫子夫,亦卫媪所生,卫青同母姊,后贵为孝武卫皇后;赵飞燕,本为长安宫人(即官婢),后贵为孝成赵皇后。又如季布,朱家买之而为奴,高祖赦之而拜为郎中,惠帝时攫升为中郎将;栾布为酒人保,曾为人略卖为奴,文帝时为燕相,后以军功封俞侯;胡人金日磾曾没入为官奴,但后拜光禄大夫。

其他奴婢虽无上述诸人之飞黄腾达,但待遇亦不俗,亦有饮美酒作乐者,如:”昭信与去从十余奴博饮游敖。”此言以广川王昭信后地位与十余奴婢饮宴游乐。奴婢之受重视可知。

又如,昌邑王"与从官宫奴夜饮,湛沔于酒”。此言昌邑王未被废时与官奴们沉迷于酒。

奴婢多有穿绫罗绸缎者,如《议书·霍光传》云:”侍婢以五采丝挽显,游戏第中。"又:"至有走卒奴婢被绮縠,着珠玑。“又:”其徒御仆妾,皆服文组彩牒,锦绣绮纨。“

又如灵帝时后宫彩女数千余人,每日衣食之费要耗去数百斤金之多,可见奴婢享受之丰盛。

两汉奴婢虽可如货品一般随意赠人,不守规矩时亦会遭受笞击、棰楚、炙灼、黯面或腐刑之痛苦虐待,然亦受到政府之保护。如光武帝曾下诏"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王莽亦诏令"奴婢曰私属,皆不得买卖"。王莽子获曾杀奴婢,"莽切责获,令自杀"。光武帝曾下令凡炙灼奴婢者当判罪,可见奴婢受到人身保障,其待遇与罗马之奴隶绝不能相比。

 水排为水力鼓风机、冶铸铁器时少力而多功。见《后汉书·杜诗传》。

 见《后汉书· 崔寔传》。

 见《后汉书·西南夷传》。

 见罗振玉、王国维之《流沙坠简》。

 见《三国志·吴书·陆绩传》。

 见《东观记》。

 见《后汉书·邓禹传》。

 见《后汉书·朱浮传》。

 见《后汉书·窦融传》。

 见《后汉书·儒林传》。

 见《后汉书·陈黾传》。

 六州指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及豫州。见《尚书·禹贡》。

 用石英砂、绿色岩石砂和耐火土合成。

 见《后汉书·杜诗传》。

 见《史记·平淮书》。

 辑濯,为”楫棹"之假借,船官之名。

 ”偶车"即土水制造。

 辒与辌均为卧车。

 见《史记·货殖列传》。

 见《汉书·吴王濞传》。

 见《汉书·吴王濞传》。

 见《太平御览》引《广志》。

 麹是使谷物发霉而制成。

 见《孟子·离娄篇》句。

 按:编辑命余三校,读钱宾四师论汉代林木之护养与砍伐。引用了《诗经》《管子》《荀子》《礼记》及《孟子》等多种典籍,分析透辟,足见其主持校政之余、兼任教搜,备课勤谨、毫不松懈,又提及《管子》书中论及土壤学与植物生态学。足以为青年后辈研究写作之用。师教之认真不苟,此仅其中一例,令人敬佩不已。

 见《史记·货殖列传》。

 见《晋书·食货志》。

 见《后汉书·刘陶传》。

 见《通典·食货八·钱币上·汗》。

 此种“四出文钱”,正面亦镌有”五铢“两字,故又称”四出五铢“。

 见苟悦著《申鉴》。

 见《汉书·王莽传》。汉代之一斤约合今之222.73克,则王莽时70万斤金即今之156吨。

 见《汉书·食货志》。

 按:产铜矿处常有与金矿共生。者金与铜的熔点几乎相同。铜为摄氏1083度,金稍低,为1063度。

 见《记事珠》。

 见《三国志·蜀书》。

 见《后汉书·仲长统传》。

 见《后汉书·刘佑传》。

 赀即资财。

 苞苴即贿赂。

 见《汉书·栾布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