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以周秦诸子时代最为发达,当时诸子百家,各有专长,不相剿袭。自汉朝表彰六经,儒家定于一尊,诸子之学衰落,而经学成为唯一的学术。两千年来,除解释经书外无学问。但到了清代,似乎从解经之中有开辟一条新路的趋势。

过去汉儒解经,注重字句的解释和制度的考证,但宋儒反对汉儒的方法,主张依经义而修养心性。清初学者黄梨洲、顾亭林、王船山等,因宋明诸儒无补时艰,于是起而批评宋明心性之学的流弊,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然而他们所谓实学,仍然以通经致用为中心,因此即便是非常留心当世之务的顾亭林,也不敢稍为懈怠他的经学研究,并由经学而奠立了清代考证学的初基。颜习斋(元)、李恕谷(塨)继起,提倡实践,反对空言,无论性理考据,都在排击之列,但由于他们要实行三代政治,最后也不得不归于考古。其后戴东原(震)出来,一方面以新理学姿态批评宋明思想,一方面继承顾亭林的考证学而加以发展。同时惠定宇(栋)亦标榜汉学。惠、戴以后,继起有人,考证学派于是占了学术界的支配地位。

但正统的考证学派继承东汉经师为学而学的精神,埋头研究,不谈现实政治,到道光、咸丰以后,内忧外患交逼而来,不容许士大夫脱离现实,于是正统汉学又逐渐衰落了。代之而兴的于是有继承西汉学者经世致用精神的公羊学派。公羊学派中的康(有为)、梁(启超),最后亦不严格地遵守西汉经说,而直接以己意解释孔孟,以作维新运动的根据,清代思想如再进一步,就有解脱孔孟束缚的可能。

本来正统派中著名的学者如王念孙、王引之、俞樾孙诒让以及最后的章炳麟,都是对孔孟以外的诸子有精深研究的,他们开始的时候只是“以子证经”,拿子学做经学的工具,其结果便使搁置了几千年的诸子学说也为之昌明。又,康梁派之谭嗣同,更主张“冲决一切网罗”(见《仁学》)。这种发展的趋势,非至推倒孔孟偶像不止,是显然的。因此梁启超曾说清代很像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时代,但是有一个问题。欧洲的文艺复兴,是研究希腊罗马的古学,解放中世纪的思想镣铐,其结果引起了近代科学的勃兴;中国的文艺复兴,是阐扬周秦时代的古学,解放秦汉以来儒家思想的束缚,其结果应当也引起科学的发达,可是我国的科学为什么没有发达起来呢?这是清代社会经济发展的停滞及反动政治的妨害所致。

如上所说,清代考证学派本来是因纠正性理学派的缺点而起,性理学派的缺点是空疏而不切实用,考证学派以客观态度研究经书,就解经而言,诚然不空疏,但是流于琐碎支离,解经也终于不得要领,至于国计民生之现实问题,更是他们所不了解的,他们学问的不切实用,仍然同性理学派一样。晚清诸学者因为受了列强入侵的刺激,及外来思想的影响,大家对于现实问题有所主张,如康有为的倡导维新,章炳麟的参加革命,他们各自代表考证学派的一分支,作为两千年来经学的光荣的殿军者。

辛亥革命以后,儒家的地位,至少在一般学者的眼里,已经回复到与诸子同等的地位,国学不应当再以解释经书为唯一任务,已是当然之理,而自己创立的学说,尤其不必假托古人的招牌来传布,也是毋庸多说的。不过前代学术的源流和得失,可供我们借镜的地方很不少,而且他们整理古代典籍的成果,很可以供我们利用,所以我们不能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