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经学,到了康有为,已经发展到了顶点,正统的考证学派(古文派),到章太炎也可告一段落,过此以后,人们都采用新工具、新材料来研究中国古文化了。

完全采用新观点来整理国故,是从“五四”以后开始的。“五四”以后与“五四”以前的异点,在于批判精神的充分不充分。康、章二氏对于流俗之见虽然敢于批评,终于不敢彻底推翻传统的偶像,比方康氏要依傍孔子而传播民主政治的思想,章氏则始终不肯逾越汉朝古文经学家的范围(他谈文字学,以许氏《说文》为绝对可靠,反对旁人根据甲骨文、钟鼎文以批评许氏之说)。

“五四”以后,胡适梁启超、顾颉刚诸氏的整理国故,是没有丝毫偶像观念的。胡适曾说新思潮的运动对于中国旧有学术的思想,采取评判的态度,分开来说,第一,反对盲从;第二,反对调和;第三,主张整理国故。他解释第三点说,整理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第一步是条理系统的整理;第二步要寻出每种学术思想怎样发生,发生之后有什么影响效果;第三步要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把古人的意义弄得明白清楚。

胡氏又说前人研究古书,很少具有历史进化的眼光(以上所引,均见《新思潮的意义》一文)。这一点尤其足以区别今人与前人研究国学的精神。现在一般学者都有历史进化的眼光,所以再没有人硬派孔子做民主主义者,也不因为他的反民主思想而谩骂他。《新青年》杂志及《吴虞文录》上面的评孔文章,虽然不免缺乏历史观念(因为它们不大分析孔家思想的社会背景),但是它们的主旨在于反对不合现代生活的传统思想,并不是根本否定孔子之道在历史上的价值。自顾颉刚著《古史辨》以来,许多学者应用社会进化史的理论来整理中国古代史,考古学方面,也有若干创获,整理国故的工作在社会学帮助之下更开辟一新的道路,而清代学者支离破碎的毛病是决不会再犯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