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个问题以前,我想在题目下加上一个子题,比较明白。

“一个短篇小说的作者,谈谈短篇小说的写作,和近二十年来中国短篇小说的发展。”

因为许多人印象里意识里的短篇小说,和我写到的说起的,可能是两样不同的东西,所以我还要老老实实声明一下:这个讨论只能说是个人对于小说一点印象、一点感想、一点意见,不仅和习惯中的学术庄严标准不相称,恐怕也和前不久确定的学术一般标准不相称。世界上专家或权威,在另外一时对于短篇小说规定的“定义”“原则”“作法”,和文学批评家所提出的主张说明,到此都暂时失去了意义。

什么是我所谓的“短篇小说”?要我立个界说,最好的界说应当是我作品所表现的种种。若需要归纳下来简单一点,我倒还得想想,另外一时给这个题目作的说明,现在是不是还可应用。三年前我在师范学院国文学会讨论会上,谈起“小说作者和读者”时,把小说看成“用文字很恰当记录下来的人事”。因为既然是人事,就容许包含了两个部分:一是社会现象,便是说人与人相互之间的种种关系;二是梦的现象,便是说人的心或意识的单独种种活动。单是第一部分容易成为日常报纸记事,单是第二部分又容易成为诗歌。必须把人事和梦两种成分相混合,用语言文字来好好装饰剪裁,处理得极其恰当,才可望成为一个小说。

我并不觉得小说必须很“美丽”,因为美丽是在文字辞藻故事动人以外可以求得的东西。我也不觉得小说需要很“经济”,因为即或是个短篇,文字经济依然并不是这个作品成功的唯一条件。我只说要很“恰当”,这恰当意义,在使用文字上,就容许数量上的浪费,也不必对于辞藻过分吝啬。故事内容呢,无所谓“真”,亦无所谓“伪”(更无深刻平凡区别)。所要的只是那个“恰当”。文字要恰当,描写要恰当,分配更要恰当。作品的成功条件,就完全从这种“恰当”产生。

我们得承认,一个好的文学作品照例会使人觉得在真美感觉以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我说的“向善”,这个词的意思,并不属于社会道德那方面“做好人”的理想,我指的是这个:读者从作品中接触了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示,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普通“做好人”的乡愿道德,社会虽异常需要,有许多简便方法工具可以利用,“上帝”或“鬼神”,“青年会”或“新生活”,或对付他们的心,或对付他们的行为,都可望从那个“多数”方面产生效果,不必要文学来作。至于小说可作的事,却远比这个重大,也远比这个困难。如像生命的明悟,使一个人消极的从肉体爱憎取予,理解人的神性和魔性,如何相互为缘(并明白生命各种型式,扩大到个人生活经验以外,为任何书籍所无从企及)。或积极的提示人,一个人不仅仅能平安生存即已足,尚许可在他的生存愿望中有些超越普通动物的打算,比饱食暖衣、保全首领以终老更多一点的贪心或幻想,方能把生命引导到一个崇高理想上去。这种激发生命离开一个普通动物人生观,向抽象发展与追求的兴趣或意志,恰恰是人类一切进步的象征。这工作自然也就是人类最艰难伟大的工作。在过去两千年来,哲人的经典语录可作到的事,在当前一切经典将失去意义时,推动或执行这个工作,就唯有文学作品还相宜。若说得夸大一点,尚可说到近代,别的工具都已办不了时,尚唯有“小说”还能担当这种艰巨。原因简单而明白:小说既以人事为经纬,举凡机智的说教、梦幻的抒情,一切有关人类向上的抽象原则的说明,都无不可以把它综合组织到一个故事发展中。印刷术的进步和交通工具的进步,既得到分布的便利,更便利的还是近千年来读者传统的习惯,即多数认识文字的人从一个故事取得娱乐与教育的习惯,在中国还好好存在。加之用文学作品来耗费他个人剩余生命,取得人生教育,从近三十年来年青学生方面说,在社会心理上即贤于博弈。所以在过去,《三国志》或《红楼梦》所有的成就,显然不是用别的工具可以如此简便完成的。在当前,几个优秀作家在国民心理影响上,也不是什么作官的专家部长委员可办到的。在将来,一个文学作者若具有一种崇高人生理想,这理想希望它在读者生命中保有一种势力,将依然是件极其容易事情。用“小说”来代替“经典”,这种大胆看法,目前虽好像有点荒唐,却近于将来的事实。

这是我三年前对于小说的解释,说的虽只是“小说”,把它放在“短篇小说”上,似乎还说得通。这种看法也许你们会觉得可笑,是不是?不过真正可笑的还在后面,因为我个人还要从这个观点上来写三十年!三十年在中国历史上,算不得一个数目,但在个人生命中,也就够瞧了。这种生命的投资,普通聪明人是不干的!

有人觉得好笑以外也许还要有点奇怪,即从我说这问题一点钟两点钟得来的印象,和你们事先所猜想到的,读十年书听十年讲记忆中所保留的,很可能都不大相合。说说完了,于是散会。散会以后,有的人还当作笑话,继续谈论下去;有的人又匆匆忙忙的跑出大南门,预备去看九点场电影;有的人说不定回到宿舍,还要骂骂“狗屁狗屁,岂有此理”。这样或那样,总而言之,是不可免的。过了三点钟后,这个问题所能引起的一点小小纷乱也差不多就完事了。这也就正和我所要说的题目相合,与一个“短篇小说”在读者生命中所占有的地位相合,讲的或写的,好些情形都差不多。这并不是人生的全部,只那么一点儿,所要处理的,说他是作者人生的经验也好,是人生的感想也好,再不然,就说他是人生的梦也好。总之,作者所能保留到作品中的并不多,或者是一闪光,一个微笑,以及一瞥即成过去的小小悲剧,又或是一个人濒临生死边缘作的短期挣扎。不管它是什么,都必然受种种限制,受题材、文字以及读者听者那个“不同的心”所限制,所以看过或听过后,自然同样不久完事。不完事的或者是从这个问题的说明、表现方式上,见出作者一点语言文字的风格和性格,以及处理题材那点匠心独运的巧思,作品中所蕴蓄的人生感慨与人类爱。如果是讲演,连续到八次以上,从各个观点去说明的结果,或者能建设出一个明明朗朗的人生态度。如果是作品,一本书也会给读者相同印象。至于听一回,看一遍,使对面的即能有会于心,保留一种深刻印象,对少数人言,即或办得到,对多数人言,是无可希望的!

新文学中的短篇小说,系随同二十二年前那个“五四”运动发展而来。文学运动本在“五四”运动以前,民六 (9) 左右,即由陈独秀胡适之诸先生提出来,却因“五四”运动得到“工具重造,工具重用”的机会。当时谈思想解放和社会改造,最先得到解放的是文字,即语体文的自由运用。思想解放社会改造问题,一般讨论还受相当限制时,在文学作品试验上,就得到了最大的自由,从试验中日有进步,且得到一个“多数”(学生)的拥护与承认。虽另外还有个“多数”(旧文人与顽固汉)在冷嘲恶咒,它依然在幼稚中发育成长,不到六七年,大势所趋,新的中国文学史就只有白话文学作品可记载了。谈到这点过去时,其实应当分开来说说,因为各部门作品的发展经过和它的命运,是不大相同的。

新诗革命当时最与传统相反,最引起社会注意,情形最热闹(作者极兴奋,批评者亦极兴奋),同时又最成为问题,即大部分作品是否算得是“诗”的问题。

戏剧在那里讨论社会问题,处理思想问题,因之有“问题”而无“艺术”,初期作者成绩也就只是热闹,作品并不多,且不怎么好。

小说发展得平平常常,规规矩矩,不如诗那么因自由而受反对,又不如戏那么因庄严而抱期望,可是在极短期间中却已经得到读者认可继续下去。先从学生方面取得读者,随即且从社会方面取得更多的读者,因此奠定了新文学基础,并奠定了新出版业的基础。

若就近二十年来过去作个总结算,看看这二十年的发展,作者多,读者多,影响大,成就好,实应当推短篇小说。这原因加以分析,就可知道一是起始即发展得比较正常,作品又得到个自由竞争机会,新陈代谢作用大些,前仆后继,人材辈出,从作品中沙中捡金,沙子多金屑也就不少。其次即是有个读者传统习惯来接受作品,同时还刺激鼓励优秀作品产生。

若讨论到“短篇小说”的前途时,我们会觉得它似乎是无什么“出路”的。它的光荣差不多已经变成为“过去”了,它将不如长篇小说,不如戏剧,甚至于不如杂文热闹。长篇小说从作品中铸造人物,铺叙故事又无限制,近二十年来社会的变,近五年来世界的变,影响到一人或一群人的事,无一不可以组织到故事中。一个长篇如安排得法,即可得到历史的意义、历史的价值,它且更容易从旧小说读者中吸收那个多数读者,它的成功伟大性是极显明的。戏剧娱乐性多,容易成为大时代中都会的点缀物,能繁荣商业市面,也能繁荣政治市面,所以不仅好作品容易露面,即本身十分浅薄的作品,有时说不定在官定价值和市定价值两方面,都被抬得高高的。就中唯有短篇小说,费力而不容易讨好,将不免和目前我们这个学校中的“国文系”情形相同,在习惯上还存在,事实上却好像对社会不大有什么用处,无出路是命定了的。

不过我想在大家都忘不了“出路”,多数人都被“出路”弄昏了头的时候,来在“国文学会”的讨论会上,给“短篇小说”重新算个命,推测推测它未来可能是个什么情形。有出路未必是好东西,这个我们从跑银行的大学生、有销路的杂志和得奖的作品即可见到一二。那么,无出路的短篇小说,还会不会有好作者和好作品?从这部门作品中,我们还能不能保留一点希望,认为它对中国新文学前途尚有贡献?要我答复,我将说“有办法的”,它的转机即因为是“无出路”。从事于此道的,既难成名,又难牟利,且决不能用它去讨个小官儿作作。社会一般事业都容许侥幸投机,作伪取巧,用极小气力收最大效果,唯自“短篇小说”可是个实实在在的工作,玩花样不来。擅长“政术”的分子决不会来摸它,“天才”不是不敢过问,就是装作不屑于过问,即以从事写作的同道来说,把写短篇小说作终生事业,都明白它不大经济。这一来倒好了。短篇小说的写作,虽表面上与一般文学作品情形相差不多,作者的兴趣或信仰却已和别的作者不相同了。支持一个作者的信心,除初期写作,可望从“读者爱好”增加他一点愉快,从事此道十年八年后,尚能继续下去的,作者那个“创造的心”就必得从另外找个根据。很可能从外面刺激凌轹,转成为自内而发的趋势。作者产生作品那点“动力”,和对于作品的态度,都慢慢的会从普通“成功”转为自我完成,从“附会政策”转为“说明人生”。这个转变也可说是环境逼成的,然而,正是进步所必需的。由于作者写作的态度、心境不同,似乎就与抄抄撮撮的杂感离远,与装模作样的战士离远,与逢人握手每天开会的官僚离远,渐渐的却与那个“艺术”接近了。

照近二十年来的文坛风气,一个作家一和“艺术”接近,也许因此一来,他就应当叫作“落伍”了,叫作“反动”了,他的作品并且就要被什么“检查”了,“批评”了,他的主张意见就要被“围剿”了,“扬弃”了。但我们可不必为这事情担心。这一切不过是一堆“词”而已,词是照例摇撼不倒作品的。作品虽用纸张印成,有些国家在作品上浇了些煤油,放火去烧它,还无结果!二三子玩玩字词,用作自得其乐的消遣,未尝无意义。若想用它作符咒,来消灭优秀作品,其无结果是用不着龟筮卜算的。“落伍”是被证明已经“老朽”,“反动”,又是被裁判得受点处分,使用的意义虽都相当厉害,有时竟好像还和“侦探告密”“坐牢杀头”这类事情牵连在一处。但文人用来加到文人头上时,除了满足一种卑鄙的陷害本能,是并无何等意义,不用担心吓怕的。因为这种词用惯后,用多后,明眼人都知道这对于一个诚实的作家是不会有何作用的。文学还是文学,作品公正的审判人是“时间”(从每个人生命中流过的时间),作品在读者与时间中受试验,好的存在,且可能长久存在,坏的消灭,即一时间偶然侥幸,迟早间终必消灭。一个作者真正可怕的事,是无作品而充作家,或写点非驴非马作品应景凑趣,门面总算支持了,却受不了那个试验,在试验中即黯然无光。

日月流转,即用过去二十年事实作个例,试回头看看这段短短路上的陈迹,也可长人不少见识。当时文坛逐鹿,恰如运动场上赛跑,上千种不同的人物,穿着各式各样的花背心和运动鞋,用各自习惯的姿势,从跑道一端起始,飞奔而前。就中有仅仅跑完一个圈子,即已力不从心,摇摇头退下场了的。有跑到三五个圈子,个人独在前面,即以为大功告成而不再干的。有一面跑一面还打量到做点别的节省气力事情,因此装作摔了一跤,脚一  一  向公务员丛中消失了的。也有得到亲戚、朋友、老板、爱人在旁拍巴掌叫好,自己却实在无出息,一阵子也败溃下来的。大致的说来,跑到三五年后,剩下的人数已不甚多。虽随时都有新补充分子上场,跑到十年后,剩下的可望到达终点的人就不过十来位了。设若这个竞赛是无终点的,每个人的终点即是死,工作的需要是发自于内的一点做人气概,以及支持三五十年的韧性,跑到后来很可能观众都不声不响,不拍掌也不叫好,多数作家难以为继,原是极其自然的。所以每三五年照例都自几个雄赳赳的人物,写了些得商人出力、读者花钱、同道捧场、官家道贺的作品,结果只在短短“时间”陶冶中,作品即已若存若亡,本人且有改业经商,发了三五万横财,讨个如夫人在家纳福的。或改业从政,作个小小公务员,写点子虚乌有报告的。或傍个小官,代笔做做秘书,安分乐生混日子下去的。这些人倒真是得到了很好的出路!逝者如斯,不舍昼夜,历史虽短,也就够令人深思!

“得到多数”虽已成为一种社会习惯,在文学发展中,倒也许正要借重“时间”,把那个平庸无用的多数作家淘汰掉,让那个真有作为诚敬从事的少数,在极困难挫折中受试验,慢慢的有所表现,反而可望见出一点成绩。(三五个有好作品的作家,事实上比三五百挂名作家更为明日社会所需要,原是显然明白的。)对这个少数作家而言,我觉得他们的工作正不妨从“文学”方面拉开,安放到“艺术”里去,因为他的写作心理状态,即容易与流行文学观日见背驰,已渐渐和过去中国一般艺术家相近。他不是为“出路”而写作,这个意见是我十三年前提起过的,我以为值得旧事重提,和大家讨论讨论。

记得是民国十七年秋天,徐志摩先生要我去一个私立大学 (10) 讲“现代中国小说”,上堂时,但见百十个人头在下面转动,我知道许多“脑子”也一定在同样转动。我心想:“和这些来看我讲演的人,我说些什么较好?”所以就在黑板上写了一行字:“请你们让我休息十分钟吧。”我意思倒是咱们大家看看,比比谁看得深。我当然就在那里休息,实在说就是给大家欣赏我那个乱蓬蓬的头,那种狼狈神气。到末后,我开口了,一说就是两点钟。下课钟响后,走到长廊子上时,听到前面两个人说:“他究竟说些什么?”这种讲演从一般习惯看来,自然是失败了。那次“看”的人可能比“听”的人多,看的人或许还保留一个印象,听的人大致都早已忘掉了。忘不掉的只有我自己,因为算是用“人”教育“我”,真正上了一课。这一课使我明白文字和语言、视和听给人的印象,情形大不相同。我写的小说,正因为与一般作品不大相同,人读它时觉得还新鲜,也似乎还能领会所要表现的思想内容。至于听到我说起小说写作,却又因为解释的与一般说法不同,与流行见解不合,弄得大家莫名其妙了。这对于我个人,真是一种离奇的教育。它刺激我在近十年中,继续用各种方式去试验,写了一些作品和读者对面。我写到的一堆故事,或者即已说明我对这个问题的意见和态度,若不曾从我作品中看出一点什么,这种单纯的讲演,是只会作成你们的复述那个“他究竟是说什么”印象的。

其实当时说的并不稀奇古怪,不过太诚实点罢了。“诚实”二字虽常常被文学作家和理论家提出,可是大多数人照例都怕和诚实对面,因为它似乎是个乡巴佬使用的名词,附于这个名词下的是:坦白,责任,超越功利而忠贞不易,超越得失而有所为有所不为。把这名词带到都市上来,对“玩”文学的人实在是毫无用处的。其实正是文学从商业转入政治,“艺术”或“技巧”都在被嘲笑中地位缩成一个零。以能体会时代风气写平庸作品自夸的,就大有其人。这些人或仿佛十分前进,或俨然异常忠实,用阿谀“群众”或阿谀“老板”方式,认为即可得到伟大成就。另外又有一部分作家,又认幽默为人生第一,超脱潇洒的用个玩票白相态度来有所写作,谐趣气分的无节制,人生在作者笔下,即普遍成为漫画化。“浅显明白”的原则支配了作者心和手,其所以能够如此,即因为这个原则正可当做作品草率马虎的文饰。风气所趋,作者不甘落伍的,便各在一种预定的公式上写他的传奇,产生并完成他“有思想”的作品,或用一个滑稽讽笑的态度,来写他的无风格、无性格、平庸乏味的打哈哈作品。如此或如彼,目标所在是“得到多数”,用的是什么方法,所得到的又是什么,都不在意。

关于这一点,当时我就觉得,这是不成的。社会的混乱,如果一部分属于一般抽象原则价值的崩溃,作者还有点自尊心和自信心,应当在作品中将一个新的原则重建起来。应当承认,作品完美即为一种秩序。一切社会的预言者本身必须坚实而壮健,才能够将预言传递给人。作者不能只看今天明天,还得有个瞻望远景的习惯,五十年一百年世界上还有群众!新的文学要它有新意,且容许包含一个人生向上的信仰,或对国家未来的憧憬,必需得从另外一种心理状态来看文学、写作品,即超越商业习惯上的“成功”,完全如一个老式艺术家制作一件艺术品的虔敬倾心来处理,来安排。最高的快乐从工作本身即可得到,不待我求。这种文学观自然与当时“潮流”不太相合,所以对我本来怀有好感的,以为我莫名其妙,对我素无好感的,就说这叫做“落伍”“反动”。不过若注意到这是从左右两方面来的诅咒,就只能令人苦笑了。

我是个乡下人,乡下人的特点照例“相当顽固”,所以虽被派“落伍”了十三年,将来说不定还要被文坛除名,还依然认为一个作者不将作品与“商业”“政策”混在一处,他脑子会清明一些。他不懂商业或政治,且极可能把作品也写得像样些。他若是一个短篇小说作者,肯从中国传统艺术品取得一点知识,必将增加他个人生命的深度,增加他作品的深度。一句话,这点教育不会使他堕落的!如果他会从传统接受教育,得到启迪或暗示,有助于他的作品完整、深刻与美丽,并增加作品传递效果和永久性,都是极自然的。

我说的传统,意思并不是指从史传以来,涉及人事人性的叙述。两千多年来早有若干作品可以模仿取法,那么承受传统毫无意义可言。主要的是有个传统艺术空气,以及产生这种种艺术品的心理习惯,在这种艺术空气、心理习惯中,过去中国人如何用一切不同的材料,不同的方法,来处理人的梦,而且又在同一材料上,用各样不同方法,来处理这个人此一时或彼一时的梦。艺术品的形成,都从支配材料着手,艺术制作的传统,即一面承认材料的本性,一面就材料性质注入他个人的想象和感情。虽加人工,原则上却又始终能保留那个物性天然的素朴。明白这个传统特点,我们就会明白中国文学可告给作家的,并不算多,而中国一般艺术品告给我们的,实在太多太多了。

试从两种艺术品的制作心理状态,来看看它与现代短篇小说的相通处,也是件极有意义的事情。一由绘画涂抹发展而成的文字,由石器刮削发展而成的雕刻,不问它是文人艺术或应用艺术,艺术品之真正价值,差不多全在于那个作品的风格和性格的独创上。从材料方面言,天然限制永远存在,从形式方面言,又有个社会习惯限制。然而一个优秀作家,却能够于限制中运用“巧思”,见出“风格”和“性格”,说夸张一点,即是作者的人格。作者在任何情形下,都永远具有上帝造物的大胆与自由,却又极端小心,从不滥用那点大胆与自由超过需要。作者在小小作品中,也一例注入崇高的理想、浓厚的感情,安排得恰到好处时,即一块顽石,一把线,一片淡墨,一些竹头木屑的拼合,也见出生命洋溢。这点创造的心,就正是民族品德优美伟大的另一面。在过去,曾经产生过无数精美的绘画、形制完整的铜器或玉器、美丽温雅的瓷器以及形色质料无不超卓的漆器,在当前或未来,若能用它到短篇小说写作上,用得其法,自然会有些珠玉作品留到这个人间。这些作品的存在,虽若无补于当前,恰恰如杜甫曹雪芹在他们那个时代一样,作者或传说饿死,或传说穷死,都缘于工作与当时价值标准不合。然而百年后或千载后的读者,反而唯有从这种作品中,取得一点生命力量,或发现一点智慧之光。

制砚石的高手,选材固在所用心,然而在一片石头上,如何略加琢磨,或就材质中小小毛病处,因材使用作一个小小虫蚀,一个小池,增加它的装饰性,一切都全看作者的设计,从设计上见出优秀与拙劣。一个精美砚石和一个优秀短篇小说,制作的心理状态(即如何去运用那点创造的心),情形应当约略相同,不同的为材料,一是石头,顽固而坚硬的石头,一是人生,复杂万状充满可塑性的人生。可是不拘是石头还是人生,若缺少那点创造者的“匠心独运”,是不会成为特出艺术品的。关于这件事,《红楼梦》作者曹雪芹,比我们似乎早明白了两百年。他不仅把石头比人,还用雕刻家的手法,来表现大观园中每一个人物,从语言行为中见身分性情,使两世纪后读者还仿佛可看到这些纸上的人,全是些有血有肉有哀乐爱憎感觉的生物。(谈历史的多称道乾隆时代,其实那个辉辉煌煌的时代,除了遗留下一部《红楼梦》可作象征,别的作品早完了!)

再从宋元以来中国人所作小幅绘画上注意,我们也可就那些优美作品设计中,见出短篇小说所不可少的慧心和匠心。这些绘画无论是以人事为题材,以花草鸟兽云树水石为题材,“似真”“逼真”都不是艺术品最高的成就,重要处全在“设计”。什么地方着墨,什么地方敷粉施彩,什么地方竟留下一大片空白,不加过问。有些作品尤其重要处,便是那些空白处不著笔墨处,因比例上具有无言之美,产生无言之教。

短篇小说的作者,能从一般艺术鉴赏中,涵养那个创造的心,在小小篇章中表现人性,表现生命的形式,有助于作品的完美,是无可疑的。

短篇小说的写作,从过去传统有所学习,从文字学文字,个人以为应当把诗放在第一位,小说放在末一位。一切艺术都容许作者注入一种诗的抒情,短篇小说也不例外。由于对诗的认识,将使一个小说作者对于文字性能具特殊敏感,因之产生选择语言文字的耐心。对于人性的智愚贤否、义利取舍形式之不同,也必同样具有特殊敏感,因之能从一般平凡哀乐得失景象上,触着所谓“人生”。尤其是诗人那点人生感慨,如果成为一个作者写作的动力时,作品的深刻性就必然因之而增加。至于从小说学小说,所得是不会很多的。

所以短篇小说的明日,是否能有些新的成就,据个人私意,也可以那么说:实有待于少数作者,是否具有勇气肯从一个广泛的旧的传统最好艺术品中,来学习取得那个创造的心,印象中保留着无数优秀艺术品的形式,生命中又充满活泼生机,工作上又不缺少自尊心和自信心,来在一个新的观点上,尝试他所努力从事的理想事业。

或者会有人说,照你个人先前所说,从十八年起文学即已被政治看中,一切空洞理想恐都不免为一个可悲可怕事实战败,即十多年来那个“习惯”,以及在习惯中所形成的偏见,必永远成为进步的绊脚石。原因是作家如不能再成为“政策”的工具,即可能成为“政客”的敌人。一种政治主张或政客意见不能制御作家,有一天政治家的做作庄严,便必然受作品摧毁。因之从官僚政客观点来说,文学放到政治部或宣传部,受培养并受检查,实在是个最好最合理地方,限制或奖励,异途同归,都归于三等政客和小官僚来控制运用第一流作家打算上。其实这么办,结果是不会成功的,不过增加几个不三不四的作家,多一些捧场凑趣装模作样的机会,在一般莫名其妙的读者中,推销几百本平庸作品罢了。对于这方面的明日发展,政治是无从“促成”也无从“限制”的。

然而对面既是十多年来养成的一种根深蒂固的习惯,使一般作家的自尊心和自信心都极其容易消失,空洞的乐观,当然还不够。明日的转机,也许就得来看看那个“少数”如何“战争”了。若想到一切战争都不免有牺牲,有困难,必需要有无限的勇气和精力支持,方能战胜克服。从小以见大,使我们对于过去、当前,各在别一处诚实努力,又有相当成就的几个作者,不论他是什么党派,实在都值得特别尊敬。因为这也是异途同归,归于“用作品和读者对面”。新文学运动,若能做到用作品直接和读者对面,这方面可做的事,即从娱乐方式上来教育铸造一个新的人格,如何向博大、深厚、高尚、优美方面去发展,且启发这个民族的感情,如何在忧患中能永远不灰心、不丧气,增加抵抗忧患的韧性以及翻身的信心,就实在太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