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先生:

得到来信,知道前不久在“文艺”上我那篇谈“差不多”的文章 (12) 所提起的一点意见,已很有了些反响。对于一件事情,见仁见智,各有不同,原是很自然的。尊意拟把它汇集一下,刊载出来,作为一种讨论,询问我有什么意见补充。对于这种讨论我并无何等意见,尤其是照时下风气,在讨论文中常发现“你是汉奸”“你是混蛋”一类名词情形下,我是更无意见可言的。我写那篇文章只说明我个人对当前情况一点所见所信。我的希望,我的目的,在本文末尾就说得明明白白,并不如你所加按语要引起一种观念不同两不接头的讨论的。

近几年来在作家间所进行的运动很不少,大众语运动、手头字运动、幽默文学、报告文学、集团创作……每种运动都好像只是热闹一场完事。我却希望有些作家,来一个“反差不多运动”。针对本身弱点,好好的各自反省一番,振作自己,改造自己,去庸俗,去虚伪,去人云亦云,去矫揉造作,更重要的是去“差不多”!这样子来写出一些面目各异的作品。倘若一个文学作品还许可我们对它保留一点希望,以为它会成为多数人的经典,可能成为多数新人的一种经典,似乎也只有经过这样子反省来从事写作的作家,方能够完成这种经典。这“反差不多”的运动,在刊物上、杂志上热闹是不必需的事,却应当在作家间成为一个创作的基本信条。

我的对象是一些同我一样有诚心写作,而又感于自己成绩不佳,且明白失败根本所在,也希望自己作品更好一点,坦然承认必须虚心努力的作者。这种作者在当前不是没有的。至于那种自信心极强,有机会印了几个单行本创作集,就以为对于文学已经作过很大贡献的,那是用不着我来说话,提出个什么“基本信条”,只要书业中人作广告时为介绍“这是中国伟大作家”,就很够了。倘若因为我在文章中对他们不提提,像是疏忽了他们,抹杀了他们,因而十分不平,便由于这种情绪,引起一些极可笑的谩骂,这个你知道,去我写那文章的意思已离得太远,更无从讨论了。

我说的“差不多”一个名词,自然很伤了一些作家的心。尤其是在这种年头,有些人拿了一支笔在手上,就天真烂熳的以为只有他是在“爱国”,而又保有“真理”,他是预言家,是全个身心浸透了对人类同情,所有作品都得照普通广告上常见的措词得到读者反应的。他在趋向上要表示与“多数”一致,在写作方式上又最忌讳与人一致的矛盾中(也就是思想上他要从差不多中讨好,文章上又要从反差不多中见好的矛盾),我这句话不是打中了他的胸膛,就是触着了他的背脊,不受用是当然的。但其实倒是这些人自信心不大坚强,或明知自己也空空洞洞,一点点成就还是“头脑”和“老板”凑和的,心虚而内恧,所以对我提到的一个名词便感到愤恼或痛苦,不然就不至于如此了。

我认为“一切伟大作品都得有它的特点或个性,努力来创造这个特点或个性是作者的‘责任’和‘权利’。作者为了追求作品的壮大和深入,得自甘寂寞,略与流行习气离远,不亟亟自见”。这点意见和当前一般人说来,的确是如你那按语所说有些“孤单”的。我明白这点孤单。这孤单即或对当前“作家”无意义,至少对某一些人也许还有用处,就是给那些对创作真有信心,真有野心,自甘寂寞埋头努力的无名之士,一点“空谷足音”的感觉。我相信到处都有这种无名之士。他们在生长,在各地各种生活里慢慢的生长,而且毫无可疑,所谓真正伟大的作品,是要由他们手上产生的。他们当前的沉默,便孕育了一个伟大的未来。他们的努力,也许与“作家”“文坛”“集会”“论战”都仿佛无关,然而作品却将与“真理”和“艺术”更近,成绩将成为历史之一环。

我赞同文艺的自由发展,正因为在目前的中国,它要从政府的裁判和另一种“一尊独占”的趋势里解放出来,它才能够向各方面滋长、繁荣。拘束越少,可试验的路也越多。

为作家设想,为作品的自由长成而能引起各方面的影响设想,我认为一个政治组织固不妨利用文学作它争夺“政权”的工具,但是一个作家却不必需跟着一个政治家似的奔跑。(他即或是一个对社会革命有同情的作家,也不必如此团团转。)理由简单而明白,实行家是有目的而不大择手段的,因此他对人对事是非无一定,好坏无一定,今天这样明天又那样,今天拥护明天又打倒,一切惟看当前情形而定。他随时可以变更方法而趋向目的,却不大受过去行为的拘束。文学家照例得捏紧一支笔,不幸这支笔另一时也就缠缚着他。他若跟着“政策”跑,他似乎太忙一点,来不及制作什么有永久性的作品。不管他属政府派还是属反政府派,奉命执笔既必然常常得变更其毁誉目标,所说的人事是非无固定性,违命执笔则不可能,稍受压迫且特别容易转变。转变又转变,人转变了文章却好好的摆在那里,一个稍有记忆的读者试来对照对照,就可看出有多少作家去年的文章却骂了今年的本人,当前的行为倒嘲讽了先前的作品。结果恰好两两抵消,本人的文章行为在社会上皆无从引起信仰,对革命言只是化“悲壮”为“幽默”,对文学言只是从“有为”变“无为”。

为读者设想,读者是更需要各方面作品来教育或娱乐的。若文学作品真如某种人的妄想,以为只要在一个作品上说“我是真理,信我就可得救”,所有读者当真信从真理一律得救,文学与社会关系简单到如此,那也就好办多了。事实上文学作品对社会的影响却有它的限度,它既受历史上那一大堆文学遗产所控制,又被人人赖以为生的各种职业所牵制。易言之,就是大部分读者的文学观,是建设在一切现存的文学作品上面,某种新的理想要从文学输入,那个作品必然得达到一个较高作品的水平才会发生效果。大部分读者的人生观又是建设在当前贴身事业上,任何未来的理想主义,一涉及变更他们当前生活时,照例绝不会即刻抛下他的固有事业而去追求理想的。读者如此,作者却只是几个长远寄托生活于大都市中的人物,书本知识和人事知识皆异常薄弱,惟各以便利机缘成为作家,露面于老板与读者之间,知自爱的还肯老老实实努力于作品制作,具政客手腕活泼跳脱的,却老在想法从一个口号或一种运动上企图伟大。砂上建屋,瘠地种树,求作品能笼罩一切,对读者能有多大作用,当然是不可能。

我说的自由发展,不特是解放抽象的观念上的拘束,也是打破事实上的少数作家的市场独占,不特是为作者,同时也正是注意到读者。

在文坛联合的问题上,有点文章可作我对于这种见解的说明:

联合实具有解放的意义,因为既联合了,既在一个广大范围中联合了,至少从此以后一般刊物中,消极的我们可以不必再读一些属于私人的吵嘴、肉麻的批判,不会再见到左翼的“双包案”,更不用使许多青年学生,把兴趣集中到观战一件事情上,向大小刊物去搜集文坛消息。积极的,我们还可以希望作家各自努力来制作那种经典,真的对于大多数人有益,引导人向健康、勇敢、集群合作而去追求人类光明的经典。同时尚留下一点点机会,许可另外一种经典也能够产生,就是那类增加人类的智慧,增加人类的爱,提高这个民族精神,丰饶这个民族感情的作品产生。正因为这些作品,是在某一时容易为少数人嘲讽,却也必然为当前与将来那些沉默无言的多数人所需要的。它的内容也许不是革命,不是义勇军,不是战争,不是中学生和大学生的读物。但是我们只要一想想,除了学生以外,支持这个社会的中坚分子还有多少人,便是学生,除了文法科以外,尚有多少在实验室的,在工场里的,以及先前是学生,现在已离开学校,在种种事业上直接参加这个国家建设工作的人(尤其是身在边地僻县服务的人),工作之余,还有不有一点需要,从一本书上得到一点有会于心的快乐,得到一点忘却寂寞与疲劳的安慰,得到一点向上的兴奋,就明白那些作品如何重要了。

(《大众知识》第三期)

我说的“事实”,因此也许就比一些人谈的“理想”似乎显得平凡。不过一个作家当他提笔写他的大作时,他固然需要理想,且不妨驰骋妄想,但提笔以前无论如何他总得明白事实,承认事实。目前许多作家,要别人了解他或崇拜他的情绪特别浓厚,自己却无多大兴味去认识人生,认识社会(也就是要人类对他同情太切,他却对人类根本缺少同情)。作品之无从伟大,是必然的。自己若存心用文字写一本好好的小书,先得去好好的读一读那本包含万有用人类行为写成的大书。这点希望对已成名的作家,也许以为近于嘲讽,对未露面的准作家,或者是种诤友的忠告。

专此敬复,并颂著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