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这是一个熟人,仿佛差不多所有年青中学生大学生皆不缺少认识的机会。对于这个人的作品,读得很多,且对于这作者致生特别兴趣,这样在读者也一定有的。

从“五四”以来,十年左右,以那大量的生产,翻译与创作,在创作中诗与戏曲,与散文,与小说,几乎皆玩一角,而且玩得不坏,这力量的强(从成绩上看),以及那词藻的美,是在我们较后一点的人看来觉得是伟大的。若是我们把每一个在前面走路的人,皆应加以相当的敬仰,这个人我们不能作为例外。

这里有人可以用“空虚”或“空洞”,用作批评郭著一切。把这样字句加在上面,附以解释,就是“缺少内含的力”。这个适宜于做新时代的诗,而不适于作文,因为诗可以华丽表夸张的情绪,小说则注重准确。这个话是某教授的话。这批评是中肯的,在那上面,从作品全部去看,我们将仍然是那样说的。郭沫若可以说是一个诗人,而那情绪,是诗的。这情绪是热的,是动的,是反抗的……但是,创作是失败了。因为在创作一名词上,到这时节,我们还有权利邀求一点另外东西。

诗可以从华丽找到唯美的结论,因为诗的灵魂是词藻。缺少美,不成诗。郭沫若是熟习而且能够运用中国文言的华丽,把诗写好的,他有消化旧有词藻的力量。虽然我们仍然在他诗上找得出旧的点线,但在初期,那故意反抗,那用生活压迫作为反抗基础而起的向上性与破坏性,使我们总不会忘记这是“一个天真的呼喊”。即或也有“血”,也有“泪”,也有自承的“我是××主义者”,还是天真。因为他那时对社会所认识,是并不能使他向那伟大一个方向迈步的。创造社 (13) 的基调是稿件压迫与生活压迫,所以所谓意识这东西,在当时,几个人深切感到的,并不出本身冤屈以外。若是冤屈,那倒好办,稿件有了出路,各人有了啖饭的地方,天才熄灭了。看看创造社另外几个人,我们可以明白这估计不为过分。

但郭沫若是有与张资平、成仿吾两样的。他虽然在他那初期创作中对生活喊冤,在最近《我的幼年》《反正前后》两书发端里,也仍然还是不缺少一种怀才不遇的牢骚,但他谨慎了。他小心的又小心,在创作里,把自己位置到一个比较强硬一点模型里,虽说这是自叙,其实这是创作。在创作中我们是有允许一种为完成艺术而说出的谎骗的。我们不应当要求那实际的种种,所以在这作品中缺少真实不是一种劣点。我们要问的是他是不是已经用他那笔,在所谓小说一个名词下,为我们描下了几张有价值的时代缩图没有?(在鲁迅先生一方面,我们是都相信那中年人,凭了那一副世故而冷静的头脑,把所见到感到的,仿佛毫不为难那么最准确画了一个共通的人脸,这脸不像你也不像我,而你我,在这脸上又各可以寻出一点远宗的神气,一个鼻子,一双眉毛,或者一个动作的。)郭沫若没有这本事。他长处不是这样的。他沉默的努力,永不放弃那英雄主义者的雄强自信,他看准了时代的变,知道这变中怎么样可以把自己放在时代前面,他就这样做。他在那不拒绝新的时代一点上,与在较先一时代中称为我们青年人做了许多事情的梁任公先生 (14) 很有相近的地方,都是“吸收新思潮而不伤食”的一个人,可佩服处也就只是这一点。若在创作方面,给了年青人以好的感想,它那同情的线是为“思想”而牵,不是为“艺术”而牵的。在艺术上的估价,郭沫若小说并不比目下许多年青人小说更完全更好。一个随手可拾的小例,是曾经在创造社羽翼下成长的叶灵凤的创作,就很像有高那大将一筹的作品在。

他不会节制,他的笔奔放到不能节制,这个天生的性格在好的一个意义上说是很容易产生那巨伟的著作。做诗,有不羁的笔,能运用旧的词藻与能消化新的词藻,可以做一首动人的诗。但这个如今却成就了他做诗人,而累及了创作成就。不能节制的结果是废话。废话在诗中或能容许,在创作中成了一个不可救药的损失。他那长处恰恰与短处两抵,所以看他的小说,在文字上我们得不到什么东西。

废话是热情,而废话很有机会成为琐碎。多废话与观察详细并不是一件事。郭沫若对于观察这两个字,是从不注意到的。他的笔是一直写下来的。画直线的笔,不缺少线条刚劲的美,不缺少力,但他不能把那笔用到恰当一件事上。描画与比譬,夸张失败处与老舍君并不两样。他详细的写,却不正确的写。词藻帮助了他诗的魄力,累及了文章的亲切。在亲切一点上,我们可以找出一个对比,是在任何时翻呀著呀都只能用那朴讷无华的文体写作的周作人先生,他才是我所说的不在文学上糟蹋才气的人。我们随便看看《我的幼年》上,那描写,那糟蹋文字处,使我们对于作者真感到一种浪费的不吝惜的小小不平。凡是他形容的地方都有那种失败处。凡是对这个不发生坏感的只是一些中学生。一个对于艺术最小限度还承认它是“用有节制的文字表现一个所要表现的目的”的人,对这个挥霍是应当吃惊的。

在短篇的作品上,则并不因篇幅的短,便把那不恰当的描写减去其长。

在国内作者中,文字的挥霍使作品失去完全的,另外是茅盾。然而茅盾的文章,较之郭沫若还要较好一点的。

这又应当说到创造社了。创造社对于文字的缺乏理解是普遍的一种事。那原因,委之于训练的缺乏,不如委之于趣味的养成。初初在日本以上海作根据地而猛烈发展着的创造社组合,是感情的组合,是站在被本阶级遗弃而奋起作着一种复仇雪耻的组合。成仿吾雄赳赳的最地道的湖南人恶骂,以及同样雄赳赳的郭沫若新诗,皆在一种英雄气度下成为一时代注目东西了。按其实际加以分析,则英雄最不平处,在当时是并不向前的。《新潮》一辈人讲人道主义,翻托尔斯太,做平民阶级苦闷的描写(如汪敬熙、陈大悲辈小说皆是),创造后出,每个人莫不在英雄主义的态度下,以自己生活作题材加以冤屈的喊叫。到现在,我们说创造社所有的功绩,是帮我们提出一个喊叫本身苦闷的新派,是告我们喊叫方法的一位前辈,因喊叫而成就到今日样子,话好像稍稍失了敬意,却并不为夸张过分的。他们缺少理智,不用理智,才能从一点伟大的自信中,为我们中国文学史走了一条新路,而现在,所谓普罗文学 (15) ,也仍然得感谢这团体的转贩,给一点年青人向前所需要的粮食。在作品上,也因缺少理智,在所损失的正面,是从一二自命普罗作家的作品看来,给了敌对或异己一方面一个绝好揶揄的机缘,从另一面看,是这些人不适于作那伟大运动,缺少比向前更需要认真的一点平凡的顽固的力。

使时代向前,各在方便中尽力,或推之,或挽之,是一时代年青人,以及同情于年青人幸福的一切人的事情,是不嫌人多而以群力推挽的一件艰难事情。在普遍认识下,还有两种切身问题,是“英雄”“天才”气分之不适宜,与工具之不可缺。革命是需要忠实的同伴而不需要主人上司的。革命文学使文学如何注入新情绪,攻入旧脑壳,凡是艺术上的手段是不能不讲的。在文学手段上,我们感觉到郭沫若有缺陷在。他那文章适宜于一篇檄文,一个宣言,一通电,一点不适宜于小说。因为我们总不会忘记那所谓创作这样东西,又所谓诉之于大众这件事,在中国此时,还是仍然指的是大学生或中学生要的东西而言!对于旧的基础的动摇,我们是不应当忘记年青读书人是那候补的柱石的。在年青人心上注入那爆发的疯狂的药,这药是无论如何得包在一种甜而习惯于胃口那样东西里,才能送下口去。普罗文学的转入嘲弄,郭沫若也缺少纠正的气力。与其说《反正前后》销数不坏,便可为普罗文学张目,那不如说那个有闲阶级鲁迅为人欢迎,算是投了时代的脾气。有闲的鲁迅是用他的冷静的看与正确的写把握到大众的,在过去是那样,在未来也将仍然是那样。一个作者在一篇作品上能不糟蹋文字,同时是为无数读者珍惜头脑的一件事。

郭沫若,把创作当抒情诗写,成就并不坏。在《现代中国小说选》所选那一篇小品上,可以证实这作家的长处。《橄榄》一集,据说应当为郭全集代表,好的,也正是那与诗的方法相近的几篇。适于抒情诗描写而不适于写实派笔调,是这号称左线作家意外事。温柔处,忧郁处,即所以与时代融化为一的地方,郁达夫从这方面得了同情,时代对于郭沫若的同情与友谊,也仍然建筑在这上面。时代一转变,多病的郁达夫仍因为衰弱孤独倦于应对,被人遗下了,这不合作便被谥为落伍。郭沫若以他政治生活培养到自己精神向前,但是,在茅盾抓着小资产阶级在转变中与时代纠缠成一团的情形,写了他的三部曲,以及另外许多作家,皆在各自所站下的一个地方,写了许多对新希望怀着勇敢的迎接,对旧制度抱着极端厌视与嘲弄作品的今日,郭沫若是只拿出两个回忆的故事给世人的,这书就是《我的幼年》同《反正前后》。想不到郭沫若有这样书印行,多数人以为这是书店方面的聪明印了这书。

《我的幼年》仿佛是不得已而发表。在自由的阔度下,我们不能说一个身在左侧的作者无发表那类书的权利,因为几乎凡是世界有名作者,到某一个时期在为世人仰慕而自己创作力又似乎缺少时,为那与“方便”绝不是两样理由的原故,总应当有一本这样书籍出世。自然从这书上,我们是可以相信那身在书店为种职业而说话的批评者的意见,说这个书是可以看出一个时代的。一个职业批评家,他可以在这时说时代而在另一时再说艺术,我们读者是有权利要求那时代的描画,必须容纳到一个好风格里去的。我们还有理由加以选择,承认那用笔最少、轮廓最真的是艺术。若是每个读者他知道一点文学什么是精粹的技术,什么是艺术上的赘疣,他对于郭沫若的《我的幼年》,是会感到一点不满的。书卖到那样贵,是市侩的事,不与作者相关。不过作者难道不应当负一点小小责任,把文字节略一点么?

《反正前后》是同样在修辞上缺少可称赞的书,前面我曾说过。那不当的插话,那基于牢骚而加上的解释,能使一个有修养的读者中毒,发生反感。第三十七页,四十二页,还有其他。有些地方,都是读者与一本完全著作相对时不会有的耗费。

全书告我们的,不是一时代应有的在不自觉中生存的愚暗自剖或微醒张目,却仍然到处见出雄赳赳。这样写来使年青人肃然起敬的机会自然多了,但若把这个当成一个研究本人过去的资料时,使我们有些为难了。从沫若诗与全集中之前一部分加以检察,我们总愿意把作者位置在唯美派颓废派诗人之间,在这上面我们并不缺少敬意。可是《反正前后》暗示我们的是作者要作革命家,所以卢骚 (16) 的自白那类以心相见的坦白文字,便不高兴动手了。

不平凡的人!那欲望,那奇怪的东西,在一个英雄脑中如何活动!

他是修辞家,文章造句家,每一章一句,并不忘记美与顺适,可是永远记不到把空话除去。若果这因果,诚如《沉沦》作者 (17) 以及沫若另一时文里所说,那机会,那只许在三块钱一千字一个限度内得到报酬的往日习惯,把文章的风格变成那样子,我们就应当原谅了。习惯是不容易改正的,正如上海一方面我们成天有机会在租界上碰头的作家一样,随天气阴晴换衣,随肚中虚实贩卖文学趣味,但文章写出来时,放在××,放在×××,或者甚至于四个字的新刊物上,说的话还是一种口音,那见解趣味,那不高明的照抄,也仍然处处是拙像蠢像。

让我们把郭沫若的名字位置在英雄上,诗人上,煽动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与同情。小说方面他应当放弃了他那地位,因为那不是他发展天才的处所。一株棕树是不会在寒带地方发育长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