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结束本书时，我愿意提出四点：
第一，学习哲学（尤其是哲学史）的最大训练之一，是容纳其他立场。哲学的体系不一，价值不一，但是各有其言之成理者在。我们尽可以采取一种不同于他人的哲学，但不必抹杀他人的立场。大量和虚心，是“爱智者”应有的胸襟！
第二，西洋的哲学实在各有民族的背景，这是一个事实。试看在希腊时已有爱奥尼亚与多立克的不同，前者偏唯物，后者偏唯心；在中世纪时，阿柏拉德之重理解，嚣俄之趋神秘，奥坎之排斥共名，已代表了法、德、英三国精神的分野；到了近代，更可知清晰的笛卡儿不会生在法国之外，凝重的康德、黑格耳不会生在德国之外，富有批评精神的休姆不会生在英国之外，注重历史语言的克罗采不会生在意大利之外，讲实用主义的詹姆士和讲工具主义的杜威不会生在美国之外，因为那都是与本土的精神太相符合了！一民族之接受哲学，仿佛有一种天然的容量；一民族之创造哲学，也仿佛有一种天然的面貌。所以，中国将来的哲学，不言而喻，必须是中国传统精神的！
第三，研究西洋哲学也当注意其特有传统。在我提出的五点中，尤以全体性的观念最为我们所无，也就最是所需。
第四，我在书中时时拿中西的纪年相比较，我的意思是，西洋哲学的进步（正如其他方面）不过是近百年的事，这是指明以中国悠久的历史看，我们在这一段落中的落伍还不太长，当急追，追上并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