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正教输入中国的预备时期

当天主教教士在中国工作的时候,更正教人未尝不注重到这东方的大国,所以也有过种种的计划。相传17世纪乔其·福斯(George Fox)曾经这样叹气地说:“唉!能不能唤起几位热心的教徒,把真理宣布到中国去?”这句话是不是实在的?我们现在却无从断定;不过在他的日记中,的确记着:

在1661年有三位教友,名叫施丹白(John Stubbs)、考司曲路(Richard Costroppe)、福尔(Henry F.Fell),他们很勇敢的开始到中国传教,经过了不少的困难。

结果怎样?却没有知道。

莱伯尼志(Leibnitz)对于天主教在中国传教非常感兴趣,因此,在17世纪提倡更正教徒也照样做去,希望由各宗派联络起来,能在中国产生一个没有派别的教会;虽然得着各方面的赞同,但可惜没有实现。1798年有一个非国教牧师马锡兰(Mosley)在英国请求把《圣经》译为中文,并叫人注意在博物院中已有译成之中文《新约》一部分。1801年“伦敦传道会”就讨论到派送传教士到中国的问题,但是没有方法进行,决定先筹备一笔款子,以便将来可以应用。同时,“大英圣书公会”主张印刷博物院里的《圣经》稿子,以便分散到各地方。

当时更正教中注意到中国工作的,有三个人,一个是“伦敦传道会”中的马礼逊(Robert Morrison),一个是在锡兰浦(Serampore)的克理(Carey),领导着许多热心同志,在印度各部分建设传教团体,并且把《圣经》译成东方的各种文字。还有一个叫马士曼(Marshman),他热心研究中国文字,请了一个阿美尼亚(Armenian)人名叫拉萨(Lassar)的帮忙。拉萨是生在澳门的,所以懂得中文和中国话。1805年马氏到了加尔各答(Calcutta),遇着一位懂得中文的牧师名白奇南(Claudius Buchanan),就跟他学习中文。同时,有一个到过中国的天主教教士和一个从北平来的中国人帮助他,开始翻译《圣经》。后来拉萨同了二个中国人回到锡兰浦,在马氏的指导之下,于1811年完成了翻译的工作。最有关系的,当然要算是马礼逊。当1805年“伦敦传道会”计划派送传教士到中国,最初打算派遣一位老年的教士名叫范达根(J.T.Vanderkemp),因为他多年在南非洲传道,所以他不愿离开非洲。后来又想派一位名叫勃朗(Brown)的去,结果也没有成功。于是马礼逊就当了选。这时候中国正是大门关闭得很紧。因为天主教会为着礼仪问题,起了内部的纷争;想不到这纷争,竟变成了教皇与中国皇帝的问题,便惹得康熙动怒,取缔中国的传教。到了雍正,更厉害了,发出了禁止全国天主教的上谕。所以从1700年至1842年之间,天主教在中国便没有活动的机会。这又回到元朝以后利玛窦以前的情形,有一百多年的中断。直到1842年《南京条约》与1858年《天津条约》里规定“凡中国人愿信崇天主教而循规蹈矩者,毫无查禁”之后,不但天主教得以卷土重来,继续他们已往的工作,即更正教亦得公开地进入中国。此后基督教在中国,便有天主教与更正教(亦称耶稣教)两派并立,继续进展了。天主教传教中国的根据地是澳门,所以更正教初来中国的时候,便受着很大的阻碍。我们读到马礼逊传道的经历时,看见当时所受的困难,不单中国官厅的严禁,人民的反对,更有天主教嫉妒的压迫。终于以马礼逊的艰苦奋斗,建立了更正教传教中国的基础。所以我们说到更正教输入的起头,不能不对于这位开路先锋的马氏,表示相当敬意,把他的工作在这里介绍一下,以表一若前面对利玛窦一样的钦佩。

劳勃脱·马礼逊(Robert Morrison),谁都不能否认他是更正教在中国传教的开山祖,以前虽然印度浸礼会有过一位教士名叫马士曼(J.Marshman)的,曾经研习华文,得着一位中国学者的帮助,把《圣经》译成华文的事实,到底在中国没有发生什么影响,所以还要让马礼逊居首位。不过那时候中国的传教门户还没有开放,虽然传教士的足迹已经踏进广州,因为不能公开,还只好算是预备时期。

当他年纪很小的时候,已经有传道外国的志愿。“伦敦传道会”命他选择非洲或中国时,他决定了中国为其目的地,便开始学习起中国文字来。他访到一位广东人名叫杨善达的做他的教习。同时,从伦敦博物院里找到一本不完全的中文《新约》,天天照样地小心誊写。这本残缺的《新约》,并没有翻译者的人名,或者就是马锡兰所说的那一本,但却成了后来马氏翻译《圣经》的根据。他虽然这样热心地预备着,可是中国海禁甚严,外国人不能进入中国内地。“东印度公司”的轮船也不许传教士乘坐,因为这时从英国到中国的交通枢纽,只操在“东印度公司”手里,他们不赞成传教士到中国来的原因,恐怕影响到他们的商业。没有办法,他只好绕道先到美国,再从美国乘船过太平洋到中国来。1807年,即嘉庆十二年,到达广州,秘密地寄居在一个美商货栈里,殷勤读书,学习中文,在生活居住上,都仿效中国人,饮食衣服都中国化。后来却觉得影响到身体的康健,便一方面改变以前的方法,脱去中装,恢复旧观,一方面打算易地调养,暂赴澳门居住。他在澳门认识一位莫小姐,发生爱情,遂于1809年结了婚。“东印度公司”也在这时候聘他为中文翻译,做了公司的职员,便可以免去被中国政府驱逐的担心,而且得到了公司的薪水,也可以免得依赖传道会的津贴,同时,更可以借此考求中文。“伦敦传道会”也赞成他的办法。从此,他便一面办公,一面翻译《圣经》,往来于澳门广州间,可以不受天主教的反对。但是天主教仍旧禁止教友与马礼逊往来。除了在广州寓所里举行家庭礼拜外,每礼拜日在澳门举行正式礼拜。他这样独个儿工作到1813年,才由伦敦派来一个叫米怜(Milne)的同工,自是非常欢迎,却不料遭受官厅及公司的反对,米氏便不能在澳门广州安身,只好到南洋群岛去找寻立足之处。后来到了马剌甲为根据地,在那里从事于刻板印书的工作。1814年使马氏最快乐的一件事,便是收得一个信徒,是七年工作中惟一的果子,就是那位帮助马氏印刷工作的蔡高,于九月九日中国的重阳节那一天,在澳门一处幽静的海湾中,施行了洗礼。他做了中国更正教第一个信徒,虽然没有多大事迹可考,但却是一个忠实信徒,不幸在1819年便死了。关于他的死,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他是患肺病死的,一说他是被天主教徒诬陷,死于香山县监狱中的。后来他的兄弟—兄名亚兴,弟名亚三—二人,都信了福音。

马氏努力于翻译《圣经》与撰著布道文字,雇工刻板印刷。这时已经成功的,有《使徒行传》、《神道论》、《救赎救世总说真本》、《问答浅说》、《耶稣教法》,以及《旧约·创世记》等书,并且进行编辑《华英字典》。这事不但引起中国官府的注意,捕捉印刷刻板的人,也为“东印度公司”英国总部所不满,要辞退他的职务。曾经写信给他这样说:

本部听说先生印刷中文《圣经》和《劝世文》,引起中国反对。皇帝下有谕旨,禁止这书,并要重治相帮的人。我们想这样作去,与贸易总受影响。现下议决,公司辞退先生职务。

因为那时候,印教书是有干禁律的,清廷曾颁布过禁止的谕旨,里面有话说:

自此之后,如有洋人秘密印刷书籍,或设立传教机关,希图惑众,及有满、汉人等受洋人委派传扬其教,及改称名字,扰乱治安者,应严为防范,为首者立斩;如有秘密向少数人宣传洋教而不改称名字者,斩监候;信从洋教而不愿反教者,充军远方。

可见信教及印刷教书等事,都是冒着极大危险的。上述的蔡高兄弟等以及1816年在马剌甲入教的梁发,都是帮助他做印刷工作的人。说到梁发,是广东高明人,本来是学习雕板的,在一个离洋行街(亦称十三行)不远的印刷所里做工,因此,得与马氏发生了接触;曾经向马氏请求过洗礼,马氏没有答应他。后来他跟米怜到马剌甲去,便变成一个热心慕道的人。他替米怜雕刻所著的《救世者言行真史记》板本,大受了感动。在米怜牧师1816年11月3号礼拜日的日记中写着这样的话:

今日十二时我以三一神之名,为梁公发举行洗礼。此礼是私下在传道所的一室中举行的。他是广东省人,年纪三十三岁,未有家室,除一父一弟之外,并无其他亲属。他受过普通教育,能读普通书籍。1815年,他伴我由广州来到马剌甲,他告诉我,他曾被雇雕刻我所著的《救世者言行真史记》,是否看了这本书而受感动的,那我可不敢断言。

这一位在中国更正教历史上占着重要地位的第一位中国牧师—梁发—后来做过一番伟大的开创工作,已经有一位麦沾恩(George H.McNeur)牧师替他做过一册专书,叙述他的生平,我们在那一本书里看见他为耶稣的道理热心工作。他与米怜在马剌甲共事三年,在继续帮助翻译印刷之外,于1818年帮助创办一所“英华书院”,教育中国儿童,这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个学校—后来这所学校从马剌甲迁到了香港,到现在还存在—他更热心地撰著布道小书,一本叫《救世录撮要略解》,末了附着几段经文、三首圣诗和十诫,篇幅虽只三十七页,却是第一本中国人自著的中文布道书。他把这书稿带到广州给马礼逊看,印成了二百本,分送亲友,却不料因此掀起了大狱。中国官厅把他下在监里,销毁了版本,并且牵连到马氏所印的书,连蔡高之弟蔡亚三也一并捕去。梁发被打了三十大板,血流至足,经马氏挽有力商人设法营救,才得罚金释放,回到马剌甲,仍旧帮着米怜做翻译《圣经》的工作。《旧约》中从《申命记》到《约伯记》那几篇,是米怜译出的,梁发在雕板印刷之外,或者也参与翻译方面的事。这时候他听到在先一年所娶的妻子黎氏,在家乡—高明—快要生产了,便不能不打算回家,一面也希望他的妻子信道。果然,不久都偿了他的愿望。马氏在报告的信里说:

米先生施洗所收的教友梁发领着他的妻子也信主领洗,过了十天,又领他的儿子进德来领洗信主了。

他把妻儿都献给上帝之后,仍回马剌甲,不料那患难相共的朋友米怜于1822年6月2日因患肺病而死,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七岁。他在东方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年工夫,他那不朽的工作,像上述所译成的《旧约》一部分,与创办了“英华书院”外,并且出版一份月报,叫做《察世俗每月统记传》,这可以说是第一种中文报纸。他又著成一本华文小书,名叫《两友相论》,是1818年出版的。米怜虽死,梁发却继承他的精神,像以利沙之于以利亚一样,回国来传教了。

这时马礼逊已经工作了十六年,完成两大著作,一即完成新旧约《圣经》的翻译;一即编成一部《华英字典》,这本书所用的中文参考书有万卷之多,全书凡六册,注释详细,风俗人物,无一不备,印刷费需要一千二百金镑。这是一件高兴的事,不过在高兴之中有一件不高兴的事发生,就是在三年前所娶的妻子故世了,他的子女已经送回国去,只剩他孤独地在客旅中,所以他想预备回国一次,作短期的勾留。但使他踌躇的,便是在广州澳门间没有人替代他传教的工作。恰巧梁发回来,却使他非常高兴,就封立他为宣教士—更正教在中国第一个牧师—他自己就在1824年回到英国。在梁氏一方面,他既已接受了这重大的责任,格外地热心传道,同时注释一部《希伯来书》,又做成《真传救世文》的短论。在马氏一方面,回到了已经离开十六年的祖国,到处受人欢迎,并报告中国教会情形,引起多少人的热情。他又在这时候续娶了,于1826年带着新夫人及前妻的子女重回澳门。中国官府与天主教都注意他的行动,使他不敢公开讲道,只能用工在文字方面。马、梁二人常常在一起,马氏曾说到梁氏的宗教生活,有“如何勤读《圣经》,如何长于祈祷,虽然天性暴躁易怒,然却在人前公认是基督徒。他注解《罗马人书》,于我们外国传教士极为有用”等语。

1828年梁氏在故乡感动了一个少年名叫古天青,为他举行洗礼。就和他在本乡办了一个私塾,这可以说是中国内地第一所更正教的教育机关。马氏向“伦敦传道会”报告,有关于梁氏的话说:

梁先生在主办学塾和向其乡人传道之外,还著大批布道小丛书,此类小丛书共有十二种。其中一种是为儿童而作的基督徒问答书,其他都为回答他的非基督教友人所发的反对基督教的问题而作的。

因为马氏对于这些小书,认为是非常有价值的东西,所以把这些小书的原稿送到马剌甲“英华书院”去校对付印。可见他们同样在著作方面努力。在1829年,有一个英国画家名叫程耐里(Chinnery)的,替马氏画了一幅画像,上面画着三个人,马礼逊手执一卷洋皮书,坐在左角有二个助手,一个老年的俯着头在执笔写字,一个站在中央注视老者所写的少年。有人认为这老年执笔的就是梁发,少年叫梁滔,但是据湛约翰博士的考据,“那老者并不是梁发,其名叫陈老宜,少年叫李十公,他的父亲是天主教徒,曾在葡萄牙留学”。证明这画图的以误传误。我们研究马、梁二人的历史,看不出他们合作翻译《圣经》的事,只知道梁氏曾注释过几卷《圣经》与撰著过若干布道小书而已,所以湛博士的话是有理由的。

1830年,在这个小小教会里又增添了一个教友,名叫屈昂。他本来是梁氏的印刷徒弟,后来做了梁氏的传道助手,帮助分散圣书和劝世文。那一年正是美国派遣传教士裨治文(E.C.Bridgman)与雅裨理(Ablee)二人到了广州,马氏非常欢迎,邀他们到家中,乃与梁发相见。他们甚至说“梁发很像耶稣”。在相别的时候,举行一个简单的礼拜,梁氏领导祈祷,马氏把他的祷文译为英语,并且对这二位美国朋友说:“梁发的祷文,与一般形式主义者的老生常谈不同,乃适合于当前的环境,使听者觉得是出于真心的。”他们从此得着一个很深的印象。

虽然这时候取缔传教与信教的法令非常严厉,但是那位梁发一点也不畏缩,常常在一般拜偶像的人群中,斥责他们迷信,并且逢人便讲耶稣真道,在广州旅馆中曾经劝化了旅馆主人林某,与做泥水匠的李新,都做了基督徒。又陆续收了几个教友,在1831年他领了他的父亲梁冲和他二个儿子,祖孙三人同日受洗。1832年在他给“伦敦传道会”的报告中这样说:

在此数年中,已有数人信从救主,加入教会。此地差不多有十人,一心一志,继续事主。

可见这时在广州已经有一个小小的教会团体,这一个初期的教会,常常在马礼逊家中聚集礼拜。因为人数的增加,给予梁发不少的勇气,更努力于小书的撰著与印刷,在每逢乡试的时候,分散给赴考的生员。(从前科举时代,每三年在城举行考试,名曰乡试,赴考的都是些各府县的秀才。每逢乡试,有许多人乘机分送讲因果的所谓善书。梁氏学着这方法,乘机分散布道书)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在1833年到广州,与梁氏相见,曾经说到过他的分书情形:

他现在尽力从事于著书,而且已经派送过数千本了。不久以前,在广州举行府试,有二万五千个童生从各县到广州来,梁发雇苦力数人把他的箱子抬到贡院前面去,他在那里尽力把生命之道传播与这些知识阶级的青年,如是者三日。他是一个仪容可敬的老人,年纪在五十岁左右。

1834年,不幸的事件发生了,就是那位更正教的中国晓星马礼逊,忽然在8月1日晚间休息在救主怀中了。他那二十七年的苦心经营,希望进入中国内地的宏愿,没有实现,还只局促于广州澳门之间,虽然曾经在1816年做了英国专使的翻译,跟着到过北京,究没有像利玛窦那样立定脚跟,在他可以说是赍志以终呀!然而他那种勇敢的精神,实在可以感召后来者的热忱。总税务司赫德曾经这样说:

马礼逊在屡次失败和绝望中努力奋斗,卒获胜利。英雄不是只能在战场上遇见,我们在人生的各方面都能找到英雄。马礼逊就是我们在平民阶级中所找到的英雄。

梁发在那时感到同伴的去世,觉得生命的短促,应当趁着白日加倍努力,所以继续他那分书传道的工作。恰巧这一年又轮到了乡试,又约了他的同伴周亚生、梁亚新、吴亚清,连日分送出《圣经日课》二千多份。数天之后,忽然发生意外,知府把分书的人捉去了好几个,并且捕去他的几个亲戚,结果,靠着裨治文、马儒翰(马礼逊之子)托人向知府说情,缴纳八百元赎金,被捕的人乃得释放,不过还是要严缉梁发。幸亏裨治文把他和他的儿子进德藏到伶仃岛一只船上。他虽然经着这一次风浪,可是他并不因此而气馁。从他分送小书的工作上,发生过很大的效力。就是那个太平天国的首领洪秀全,在赴考的时候,从他所发的小书得了感动。他们既然逃避在伶仃岛,后来便从伶仃岛到新加坡、马剌甲等处,继续传道。还有那个屈昂,也因为官厅说他是私通洋人,要通缉他,逃到马剌甲,和他们同工。这班教友遭着非常的压迫,“伦敦传道会”就派了麦都思博士来慰问,于1835年7月到了广州,遇着一个从梁发受洗的秀才名叫刘蔗泉,他是一个文学很有根柢的人,梁发尝把所作小书请他润色;因此,他受着感动,于不幸事件发生的上一年领了洗。他们一见之下,便成好友,不过因为风声仍紧,只好躺在家里。梁发之子进德回到广州,也躲在裨治文家中,那时他的中英文学识已经很有程度,裨治文对于他抱着很大的希望。鉴于那时的情形,恐于他有所不利,不得不把他送到新加坡去。后来因为麦都思分送小书的缘故,又引起了中国官厅的注意,朝廷派了专员到广州查究外人分书的事,发觉裨治文也是个极有关系人。但他是外国人,因此牵连到许多中国商人,风声愈来愈紧。裨治文再把进德送到马剌甲。屈昂的儿子被捕监禁,经过好多时才释放。

这时这班教友,大都集中在马剌甲,努力地印书和传道。有个创制活版华文铅字的戴尔(Dyer),就是创立内地会的戴德生(Hudson Taylor)牧师的岳父,热心传道,与梁发共事。所以1837年,可以说是马剌甲的黄金时代,这一年竟有三十人受洗进教。梁氏又襄助美国公理会杜里时(Tracy)翻译一本小书,名叫《新加坡栽种会敬告中国务农之人》,同时,他自己做了一篇《鸦片速改文》,劝人戒除鸦片。1839年,梁氏回到广州,那时在广州没有英国教士,只有几个美国教士,在这不安定的局势下,继续进行他们的工作。同时,因为鸦片问题,中国和英国陷入于战争状态。马儒翰正在做英国驻广州领事,梁进德在林则徐手下任英文翻译,以及公理会“博济医院”院长伯驾医生,都为消灭这行将爆发的战事而努力,然而却没有效果,战事终于在下一年发生了。梁氏正在对时局极其悲观的时候,得着了两桩欣慰的消息,就是(一)马礼逊的长婿合信(Hobson)医生,奉了“伦敦传道会”的差遣到中国来,只因为时局的关系,停在澳门工作,后来才到香港。梁氏父子都与他合作到底。(二)是米怜的儿子美魏茶(人都叫他小米怜)牧师也到了澳门。这都是使梁发特别高兴的事。这位小米怜,就是当时米夫人到中国来的时候,在船上所生的孪生子之一,可惜他的母亲很早就死了。米怜在马剌甲去世的时候,这对小孤儿无依无靠,只得回到英国去,现在长大了,重新到中国来,很希望同这位父执相会。所以他托伯驾医生带一信给梁氏,梁氏在回信中说到当时他们回国的情形,使那位小米怜感动得要流泪。到1841年,梁氏才到澳门去探访他们—合信医生,小米怜牧师—同时,还有一位从伦敦派来传教士叫雒魏林(Lockhart)医生,也到了澳门,旧友新交,其乐无穷。趁机会讲解经义,他们都惊奇他圣经知识的丰富。

中英战事的结果,中国开了广州等沿海五处商埠,并且把香港割让给英国,签订《南京条约》。这条约不单对中国的国运有极重大的关系,即在传教史上也是有极重大的关系。从此,传教得着条约的保护,前此种种不自由的障碍,都一扫而空,所以天主教、更正教各教会都得空前的活动起来。“伦敦传道会”决定把他们在东方传教的中心机关及“英华书院”,从马剌甲迁到了香港,那时“英华书院”的校长,就是理雅各(Legge),他带来了一个青年名叫何福堂,是一个中英文均优的英华学生,能熟读《新旧约》原文希伯来文—一面与校长从事译著,一面热心传道,帮助梁发在广州、香港等地做传道工作,到1846年受封为牧师。后来他与湛约翰(Chalmers)牧师同往佛山创设伦敦会礼拜堂,不意遭民众暴动,捣毁教堂,从窗口逃出,回到香港,不久就在广州去世,年纪只有五十四岁。他的儿子叫何启,是香港有名的绅士。他的女儿就是著名外交家伍廷芳博士的夫人,还有一个女儿嫁给著名的医生王宽,在广州沙基办理“惠慈医院”的。

在初期的传教士中,这位第一任中国牧师梁发,他享寿最长,六十九岁才去世。在他晚年的时候,眼见得教会一天天地发达起来,英美传教士继续的来到中国。一方面也看见那些当时同工的人,一个个地凋谢,那个老友的儿子马儒翰,只有二十九岁便去世了,真有点一则以喜,一则以惧。所以他虽然年老力衰,仍旧努力传道著作。他在伯驾的医院中传道好几年,感人的力量非常之大。合信医生曾经这样称赞他:

我对于老友梁发是非常的满意,他忠心尽力,用最聪明的方法宣传福音。他的演讲,人都注意听他,听后都十分感动。

在他六十四岁那年,还感化了一个有为的青年,后来在教会里也做了一番事业。这位青年姓周名学,号叫励堂,先前读过许多布道小书,认识一位分送书籍的传道人罗廷喜,由他介绍到梁氏地方,就领了洗。他帮助梁氏讲道并做文字工作,直到梁氏去世。后来进了循道会,服务有四十五年之久,造就许多传教人才,这是梁氏一生中最后所得的佳果。当他去世以后,他的儿子报告他父亲去世的情形说:他在1854年跟美国公使到南京去,回来见他的父亲身体不像从前康健,劝他不要劳作了,可是他的父亲说:“我信道已经有四十年了,外国弟兄尚且不远万里而来传福音给中国人,我是中国人,怎忍放弃不为呢?到最后的一分钟,也要传福音于人。”所以临死的上两天,还在医院中与家中讲道,这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值得后人纪念的。所以在1920年,他的坟墓葬到岭南大学之中。

“伦敦传道会”在中国南方积极工作之外,同时也注意到蒙古方面的工作,1817年就有传教团体从北方到达比勒兹(Buriats),得着俄国皇帝的特许,借道西伯利亚而来,把《圣经》也译成了蒙古文,并且也得着几个信徒。后来因为俄国政府的禁止,于1841年传教事宜就此终止。

英国在中国传道的团体,除了“伦敦传道会”以外,尚有其他,如“大英圣书公会”也曾相当的努力,派员帮助马礼逊译经工作;又由荷兰派来的乾尼克(Janicke)教士,往来于澳门、新加坡与中国海岸之间,学习中国语言,继马礼逊而为澳门官方的中文书记。

英国以外,注意于中国传教事业者,莫如美国。1822至1823年间,他们开始实行散发《圣经》给中国人的工作。1830年从美国派来两位教士,即雅裨理与裨治文。雅氏是代表美国的“船员友谊会”来做中国水手的牧师,裨氏则来帮助马礼逊做开创工作的。他们都得美国商人柯利芬(D.W.C.Olyphant)的帮助,能够免费坐船安全到达中国。为中国传教事业宣传,激起美国公理会人的注意,并且使美英妇女团体来帮助传教工作。裨氏在广州学习语言,不久办了一个学校,从文字工作方面进行,同时,又印成一报,叫《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这有名的刊物,不单记载传教士的新闻与中国的法律制度等等,并且介绍中国的文化给西方人知道。到1832年又来了一位史第芬(Edwin Stevens)教士继续雅裨理工作。1833年卫三畏来管理印刷的事务,他是一个学者,做了好几年工作。1834年伯驾(Peter Parker)医生来到中国,也是从美国公理会派来的,可以说是更正教第一个到中国的医生,不过并不是西方医药输入的起头。因为以前耶稣会教士已经介绍过金鸡纳霜到中国,其次在“东印度公司”中的外科医生,亦曾为中国人看病。有一个医生名叫毕尔生(Pearson),曾经教过中国人种牛痘。还有一个郭雷枢(T.R.Colledge)医生在澳门开设一爿药房。马礼逊也做过点医药的工作。不过伯驾是专门办理医药事业而来的,他不单在医药方面有专门技能,而且在科学方面也受过相当训练。既到中国,先在新加坡学习中国话一年,就在广州设立个眼科医院。这些都是美国公理会帮助马礼逊在中国的开创工作。说到公理会,最初在广东是叫它“纲纪慎会”,是译音的,是从所谓“纲纪慎主义”(Congregationalism)译出的,意思就是“人民平等聚议”,所以后来便改称“公理”。同时也称为美部会,因为在美国公理会中有一个国外布道部,所谓美部者,“美国布道部”的简称。他们来中国的最初动机,是在1828年的时候,有旅美的广东华商二人,请求派遣教士以助马礼逊而起。但是到了1867年,他们却放弃了在广州传教的工作,迁到了北京去。因为他们鉴于在广州三十七年工作之间,收效太微,只成立了两处礼拜堂,和医院女校各一所,而且受洗进教的人只有三个。所以他们把广东传教工作让给了长老会。

说到浸礼会,在1833年就有一位教士名叫琼司(John Taylor Jones),从缅甸到曼谷,替四个中国人施洗。过了两年,又有一位邓惠廉(William Dean)也到了曼谷,在那里组织了一个小小的礼拜堂。1836年叔未士(John Lewis Shuck)带着家眷到了澳门,这可说是浸礼会第一个到中国的牧师,他曾经到过广州视察,因为官厅的禁止,不能停留,只好退回澳门。次年又有一位罗孝全(I.J.Roberts)牧师,自费来华,也住在澳门,无法进入广州。直到1842年才由澳门迁到香港,在皇后大道建造起礼拜堂与住宅,再由香港推展到中国的内地。

其他还有礼贤会。在1830年有一位德国教士叫郭实猎,是由荷兰教会差遣到中国传道的。他先游历京、津,后到了闽、粤,同样感到不能在中国立足,退居澳门。迨中英战事起,香港政府聘请他做翻译官,乘机在公余之暇宣教圣道。后来继续派来柯士德、叶纳清二教士。柯氏在江门病卒,叶氏在虎门镇口布道施医。第一个信教而后来协助传道的,名叫王元深,即今国民政府外交部王宠惠的祖父。同时,有称为巴陵会的,也是郭实猎所手创,1872年礼贤、巴陵二会合并,在广州油栏门开堂宣教。后来才推广到广东各地。

美国圣公会在1835年曾派了骆、韩二位教士到中国来,因为不能入境,就驻在爪哇对华侨传道。直到1844年有文惠廉主教东来,方才成立了上海圣公会的基础,渐及于江苏全省,更进而推到皖、赣、鄂、湘等处。

1837年美国长老会听到马礼逊在中国传教的情形,就派了两位教士到中国来,这两位教士,一位姓宓,一位姓何。因为中国那时还是禁止传教,只得在新加坡设堂布道,并且翻译《圣经》。不到几年,宓氏去世,何氏回国。到1842年有娄礼华教士来到澳门,又继续派来了几位教士,遂渐分工到宁波,到厦门,到上海;在广州澳门之间的有哈巴与高利两教士,后来高利也到了宁波。

这些材料,都是几年前从他们本公会的领袖处探访得来的,但却有些模糊影响,连传教士的名氏也举不出来,我们更无从知道他的详细了。不过在这个时期里,短短的三十多年工作,却已奠定了更正教在中国的基础。受洗的人数虽不到百人,然而他们所发生的影响却是很大。例如梁发,从他一人的热心,收得了多少的果子。《圣经》也已经译成了,又发行许多的小书。这些小书中最显著的效果,从太平天国洪秀全身上表现出来。同时,中国的文学书籍,也有些译成了英文,使外人知道中国是个文化程度很高的国家。学校、医院、报纸,亦都开始办理,西洋文化得由此介绍进来。只是因为中国严禁传教,这些工作的活动,大都在南洋群岛如马剌甲、新加坡等处,那些教士,亦都徘徊于中国门口。广州十三行街虽容许外国商人自由居住,澳门为中国政府所指定的外人居留地,然而十三行街只限于商人,澳门又为天主教所垄断,所以更正教教士之来,不但得不到帮助,反而遭受他们的种种压迫。马礼逊也只好借着“东印度公司”的招牌,得居留广州,秘密工作,可见当时传教的困难了。直到《南京条约》规定在商埠传教不受限制以后,方始进入了一个新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