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太郎是中山先生的一個政策上的同志,秋山真之這一個人,也要算是中山先生最知己的朋友了。秋山真之死的時候,還是一個海軍中將,是死後才追贈大將的。如果說桂太郎是日本軍人政治家當中的偉人,這秋山真之可以算是日本軍人學問家當中的奇人了。我也把他的事跡談一談罷。

秋山真之在日本海軍界裡,算是唯一的奇傑,而同時是一個唯一的學問家。他的身材,正是普通我們意想中的日本人,非常短小;他的相貌,是很平常的。比如西園公寺望、桂太郎這一類的人,如果在人叢中見著,誰也一望就注意他是非常人,他們面貌身軀,是很多特質的。而這秋山真之,卻不容易在形相上看出他的奇偉來,至多我們只能看出他是一個平常人當中富於修養的人罷了。然而他的奇特,卻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就學問說,他是海軍中唯一的智囊,他的海軍戰術,是海軍中的人認為可望而不可即的。大抵他是一個聰明絕頂的人,而他的智識豐富,知識學問的方面非常之多,他能夠用他的聰明去用他,而他自己的目的,不是在做學者,所以他不曾用科學的方法去整理他,種種學問知識,在他的心靈上,化成了一種直感直覺的作用。所以人人以為不能及的,就是他的直感直覺。許多人說他是天眼通,他心通,這大約就是他那一種由很豐富的學識所化成的潛在意力的作用罷。在中日黃海戰的時候,他作海軍參謀官,黃海的戰勝,他有不少的功績。日俄的日本海戰,他作艦隊的參謀長,一切作戰,都是他的主任,把波羅的艦隊,打得片甲不回。就是他的作戰,據他自己對我說,在俄國波羅的艦東來的時候,他只每日潛思默想,極意靜坐。他確實從一種的心靈作用,明明白白地,曉得波羅的艦隊的行動。當時大家都惶恐,畏懼波羅的艦隊的偉大威力,而民間更是恐怖得厲害。他自己卻是有很堅確的信念,認定自己必定能夠殲滅波羅的艦隊。以後一切作戰,都是這一種很堅確的信仰的力量,而不是用科學的方法。要是靠科學的方法,日本艦隊決非波羅的艦隊的敵手。當時他常對我講起許多日本海戰的故事,多是玄玄妙妙,半宗教半哲學的話。這個人的性格,和平常日本的軍人不同,他是非常樸素溫厚的君子,絕沒有普通日本軍人那樣矜驕欺詐的習性。我認為他所說的話,不是假話,不過他的認識和說明,是否正確,當然又當別論的。

他的努力,是平常人所絕不能及的。他一天睡眠的時間很少,他的刻苦用功,只有手不釋卷四個字,可以形容,不是看書就是測圖,此外就是靜坐。他是一個很熱烈而誠摯的神教信徒,他確信信仰是一切道德的極致,在一切修為中,有最大威力。他的宗教思想,當然是純日本式的民權神權論,正是素行派哲學思想的餘脈。不過他不是一個理論的信者,而是一個情意的信者,在儀式上,和普通日本信神的人一樣,完全是受佛教的感化。

他是這樣一個人,何以總理和他那樣交好呢?這也完全是在政治的主張上,他是一個很熱烈的南進論者,同時他是一個排英美的論者。他的南進論和排英美論,完全是立足在有色人種的復興上面。他不是講大東洋主義,為是講大亞洲主義,也不是講大日本主義,而是主張人類的平等。他以為人類都是神的子孫,文化是人類共享的工具,世界不容一種人專橫,文化不容一種人壟斷。他在政策上,和桂太郎大略相同。他以為日本不可以造成陸軍國,而且不能造成大的陸軍國。日本人的運命在美洲澳洲。但是要達到這個目的,除是土耳其、印度、中國三個大民族都完成了獨立,打倒了英美的霸權,要海上的自由完全實現之後,諸大陸的移往自由才能實現。所以他在這一個論據之下,極力盼望印度的革命成功。他認為印度的革命成功,是東方民族復興的總關鍵。如果印度的革命不成,其他的一切努力,都不能完全有效。他在這一種觀點的下面,和總理成了很好的朋友。他對於總理的革命事業,在物質上、精神上,都有了不少的援助。而他之援助總理的革命事業,是很純潔的,不單是不含有半點策略,並且不帶有半點虛榮,至今日本人很少知道他和總理的交誼如此之深,也足以表明他是做事不求人知的。

 

張勳復辟的那一年,田中義一還是做參謀次長,而他那時的權勢,可以說是傾動一時的。參謀總長是薩藩出身的上原大將,是絕不問事的傀儡,一切大權,盡在田中的掌握,他的全付精神,都是注意在中國大陸的。那年的四、五月間,他特地到中國來,到徐州見了張勳,又游了長江沿海。到上海的時候,曾和總理見面。在他回國之後,中國的復辟風說,已經遍佈全國,而報紙上也盛傳田中到徐州,是和張勳的復辟有關。這個風說,越傳越緊,在六月初旬的時候,已經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了。總理此時便派我到日本去調查復辟運動的內情究竟如何。去的時候,帶了許多封總理的信,這當中最重要必須討問的人,就是陸軍的田中中將和海軍的秋山中將。

我是六月十六日從上海起身的,到東京大約是二十一罷。向例我到東京總是住日比谷公園附近的旭館,那一回剛逢著議會開會期,旭館被國民黨的議員員們住滿了,我只好住在築地的岡本旅館。築地這個地方,本是東京的最低地帶,我向來不願意住的,這一回算是第一回。

房間定好,稍為休息了一下,我便先去看秋山中將。那時他是海軍軍令部長,海軍軍令部和陸軍參謀本部一樣,是最高的軍令機關。他當時要算是海軍的最高領袖。然而他的住宅,是非常簡微的,照當時日本的房價,至多不過月租三十元的小房子。我向來是去得慣了的,所以從花園的籬門進去直到了他的書房。他正端坐在圖書堆中閉目習靜,聽見有人進去,把兩眼睜開,一看見是我,他好像大吃一驚的樣子,把身子向後一退,指著我說:

你幾時來的,你,你的面色很不好。

我倒被他嚇了一大跳,我答說:我剛剛才到,我一到旅館,立刻就動身到先生處來的,我這一回因為旭館住滿了,住在岡本。

他重新把眼睛閉下,把兩隻手合著,默念了一兩分鐘,又重新向著我說:

 

還好,不要緊,這不是你有什麼禍事,是因為你住的地方不好,那個地方不久就有天災,你快些搬到最高處去住罷,低地住不得。

我越被他鬧糊塗了,但是我曉得他一向是如此神裡神氣地,然而又不好反對他,我想了一想,對他說:

東京最高的地方,要算是六番町的金生館了,搬到那裡好嗎?

他說很好,趕緊搬去,只有這一個地方可住。我此時才把總理的信取出送給他,我問:

先生看中國的大局如何?

他又把眼睛閉上,照例默念了幾分鐘,把眼睛睜開說:

中國不出十天,有國體的變動,這個變動,發生在北京,可是發生之後,不過三天,便仍舊失敗。我再問他時,他說:我的能力,現在只能見到如此,以後的事情,且待這一個局面現出之後再看罷。我又坐了一回,談了些別後的閒話,便告辭出來。我對於他的話,明知是很有意思,而對於他的態度,總是不能釋然。

回到岡本旅館,用電話向金生館定好了房間,囑咐旅館給我把行李移去,出來便去看田中中將。他住的是一間和洋折衷式相當的華屋。書齋裡面,很精緻地排列著許多書櫥,金光炫目的書籍,插滿一室,當中放著一張洋式書案,和秋山那一個中國古代式的亂七八糟的書房,是大不相同的。我走到他的書房裡之後,田中還沒有出來,我一人坐在書房裡等,看見他壁間掛著一付泥金箋的簇新的對聯,是張勳新送的,上面題著田中中將雅正下面題著弟張勳拜書,對文我是記不得了,大約不見得會是張勳的親筆。雖然在那樣的時候,看見這副對聯,不能不有種種聯想,然而文字應酬,是中國人的通常習慣,我也不很以為奇怪。等一會田中中將出來了,他看見我注意看張勳的對聯,似乎是很不安的樣子。寒暄既畢,他自歸自急急的儘管講他如何反對中國的復辟運動,如何特意為此去見張勳,叫張勳千萬不要復辟,越說越長,越長越奇,我絕沒有說他和張勳有關,沒有疑他叫張勳復辟,然而他如此大費唇舌地辯明,真是一件妙事。但是我見這兩位中將之後,我對於時局的觀測,已經得了下少的基礎,人也倦了,時候也晚了,我就回到金生館。

我一到金生館的門口,就看見絕不是尋常日子,門前是車如流水馬如龍,一望而知這裡面有活動人物住著。住定了之後,細細問旅館的主人,原來日本的中國復辟黨都聚會在此地,肅王派、恭王派、宣統派的領袖都齊了。滿清倒了之後,清室的親貴們,只有藏著過安樂日子,哪有一個人有什麼復辟的勇氣。所設復辭黨,在中國人中除了張勳升允之外,恐怕就只有吳稚暉先生之所設老鼠精一派的古董騙子。所謂復辭運動,只有在日本才有,只有日本的幾個北京浪人、滿洲浪人,才是整天興風作浪。此時正是他們大舉興師的時候,聽說是大倉組拿出二百萬運動費給他們,所以擺得出車如流水馬如龍的架子。

當晚我就寫了一封很詳細的報告,寄給總理,我的調查任務,算是達到了目的。在東京住了三四天,便動身回上海。等我剛離了東京,一兩天內,東京灣便發現很大的海嘯,颶風把海水捲起,築地一帶,變成澤國,街上都用小船搬置人物,秋山中將之所謂天災,大約就指此了。及我回到上海,張勳的復辟,已經發動,報上已經滿載著封王封侯的記事,可是剛剛三天,馬廠兵到,一場皇帝夢,依然如夢幻泡影,這就是秋山中將之所謂北京有國體變更,不過三天,必然失敗。但是何以他能夠如此靈驗,說得一點不錯呢?總理說:

秋山中將是日本第一個海軍的學者,他對於氣象的學問,本來有專門的研究,而海軍軍令部,是不斷地接受各國各處天文報告的,何處發生颶風,這風有多大的力量,幾時可到東京灣,他是應該計算得出的。他是政府中最高的當局,他明明白白,曉得種種的消息。他在主義上,對於張勳之所為,是反對的,我們去問他,他既不能不告訴我們,而他的職責上,萬不能隨便講話,所以只好假托神仙,從靜坐默念的當中,顯示他的意見。

對了,這一場公案,我們得到最正確的解釋了。只是現在想起來,此地無銀三百兩,隔壁小二不曾偷兩句話,確實有此意義。只可惜秋山中將這樣一個天才,這次和我相見時,已經得了不治的癌症,不到六個月,便作了古人。陸軍的桂太郎死了,海軍的秋山真之死了,日本海陸軍中,現在恐怕再沒有一個有意識的人才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