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年三四月间沈兼士先生来叫我到辅仁大学去讲演。说话本来非我所长,况且又是学术讲演的性质,更使我觉得为难,但是沈先生是我十多年的老朋友,实在也不好推辞,所以硬起头皮去讲了几次,所讲的题目从头就没有定好,仿佛只是什么关于新文学的什么之类,既未编讲义,也没有写出纲领来,只信口开河地说下去就完了。到了讲完之后,邓恭三先生却拿了一本笔记的草稿来叫我校阅,这颇出于我的意料之外,再看所记录的不但绝少错误,而且反把我所乱说的话整理得略有次序,这尤其使我佩服。同时北平有一家书店愿意印行这本小册,和邓先生接洽,我便赞成他们的意思,心想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印了出来也好。就劝邓先生这样办了。

我想印了出来也好的理由是很简单的。大约就是这几点。其一,邓先生既然记录了下来,又记得很好,这个工作埋没了也可惜。其二,恰巧有书店愿印,也是个机缘。其三,我自己说过就忘了,借此可以留个底稿。其四,有了印本,我可以分给朋友们看看。这些都有点儿近于自私自利,如其要说得冠冕一点,似乎应该再加上一句:公之于世,就正大雅。不过我觉得不敢这样说,我本不是研究中国文学史的,这只是临时随便说的闲话,意见的谬误不必说了,就是叙述上不完不备草率笼统的地方也到处皆是,当作谈天的资料对朋友们谈谈也还不妨,若是算它是学术论文那样去办,那实是不敢当的。万一有学者看重我,定要那样地鞭策我,我自然也硬着头皮忍受,不敢求饶,但总之我想印了出来也好的理由是如上述的那么简单,所可说的只有这四点罢了。

末了,我想顺便声明,这讲演里的主意大抵是我杜撰的。我说杜撰,并不是说新发明,想注册专利,我只是说无所根据而已。我的意见并非依据西洋某人的论文,或是遵照东洋某人的书本,演绎应用来的。那么是周公孔圣人梦中传授的吗?也未必然。公安派的文学历史观念确是我所佩服的,不过我的杜撰意见在未读三袁文集的时候已经有了,而且根本上也不尽同,因为我所说的是文学上的主义或态度,他们所说的多是文体的问题。这样说来似乎事情非常神秘,仿佛在我的杜园瓜菜内竟出了什么嘉禾瑞草,有了不得的样子;我想这当然是不会有的。假如要追寻下去,这到底是那里的来源,那么我只得实说出来:这是从说书来的。他们说三国什么时候,必定首先喝道:且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我觉得这是一句很精的格言。我从这上边建设起我的议论来,说没有根基也是没有根基,若说是有,那也就很有根基的了。

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周作人记于北平西北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