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新鲜的标题!”汤慧修拿着一本书走进教室来,眼睛看着书页,长长的头发披在肩头。

“什么?”几个同学正在谈论什么事情,被她的这一句话引起了注意,就同声问。

乐华认清她手里拿的是《中学生》杂志,欣喜地说:“是二月号吗?他们曾经登过广告,说二月号印成之后,在闸北的炮火中完全毁掉,须待重印了方可寄发。这是重印的版本了。”

几个同学便围拢去看汤慧修手中的杂志。汤慧修指着书页说:“你们看,《文章病院》,这标题多么新鲜!”

“是一篇什么性质的文字呢?”

“肺痨病院给人医肺痨病,外科病院给人医外科病,依此类推,文章病院该是给人医文章的毛病的。”

“我们平时作文,常常犯许多毛病。如果送到文章病院去医一医,再给先生看,一定可以得到甲等的品评了。”

“开头有‘规约’在这里,我们看呀。‘一、本院以维护并促进文章界的“公众卫生”为宗旨。二、根据上项宗旨,本院从出现于社会间之病患者中择尤收容,加以诊治。’——文章界的‘公众卫生’,出现于社会间之病患者,看了这两句,可知我们的文字是不收的;要‘出现于社会间’的妨碍‘公众卫生’的文字才收。难道文字的毛病也有传染性的吗!”

“我想的确有的,”周锦华说,“文字登载在报纸上、杂志上,或者刊印在书本上,在社会间传播开去;一般人总以为这样的文字是了不起的,便有意或无意地仿效它。如果它本身有毛病,仿效的人就倒楣,患传染病了。所以,我们编《抗日周刊》也得好好用一番心,至少要每一篇文字没有什么毛病才行。”

在一年级的编辑股员里头,周锦华是最负责的一个。她不把凑满篇幅认为满意;她要周刊上的每一篇都有精义,都有力量,真能收到文字宣传的效果。她时时刻刻不忘记周刊,现在谈起文字的传染性,她又说到周刊上去了。

“不错。”几个同学点着头。

“写上《抗日周刊》,就是‘出现于社会间’的文字了。”胡复初又加以说明。他继续看文章病院的“规约”,说道:“这原来是替人家批改文字,同王先生给我们做的工作一样。王先生有时在我们的文稿上画一些符号,表明这地方有毛病,什么毛病,要我们自己去想。这杂志上大概不只在有毛病的地方画一些符号吧。”

“你不看见‘规约’上说明‘将诊治方案公布’吗?犯的什么病,要吃什么药,用什么方法医治才会好,把这些都说明白,才成一个‘诊治方案’呢。”

汤慧修说:“把杂志摊在桌子上大家看吧。”她把《中学生》杂志摊在自己的课桌上。七八个人便伛着身躯,头凑着头围着看。外面有脚踢着皮球的蓬蓬的声音,有鼓励赛跑者的热烈的呼喊;在课堂里的几个人好像全没有听见,他们的心神正在另一个世界里活动着。

“第一号病患者——《辞源续编说例》。《辞源续编》是大书馆里的大工作,‘一·二八’以前,报纸上登着大幅的出版广告;说例相当于序文,是编辑者的公开宣言,怎么会有了毛病,进了病院?”朱志青惊奇地说。

周乐华翻过几页,悄悄地说:“更奇怪了,《中国国民党第四届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宣言》也在这里,成为第二号病患者。”他看着张大文说:“去年我们一同看报,不是把它读过一遍的吗?”

张大文点头说:“当时读下去似乎也能够明白。不知道这篇文“还有第三号病患者吗?”胡复初抢着再翻过几页。

“啊!还有,《江苏省立中等学校校长劝告全省中等学校学生复课书》。”几个人像发见了宝物一般喊起来。

“这一篇应该进病院,”周锦华掠着额发说。“我当时在报纸上看过的,糊里糊涂,不晓得说些什么。我以为我的程度不够,看了一遍再看第二遍,把它仔细地划分段落,希望捉住各段落的要旨;但结果还是糊涂。罢课不足以抗日,大家复课吧,这是很简单干脆的一句话。那些校长先生偏要东拉西扯写上这么多的文字,真是可怪的事。我倒要看病院里的‘医生’怎样给它诊治呢。”

胡复初又抢着翻书页了:“看第四号病患者是谁?”翻了一下之后,他才知道没有第四号了,说道,“只有三号。”

“我们写的文字如果送到文章病院里去,恐怕是百病丛生、不堪诊治的了。”张大文凝想着说。

“我想也不至于,”汤慧修说,“王先生从来没有说过我们的文字绝对不通;他只对我们说哪一句不妥当,哪一节要修改。如果送到文章病院里去,我们的文字至多是一个寻常的病患者。”

“那么,”张大文说,“大书馆里编辑先生写作的文字,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全体会议通过的文字,江苏省立中等学校校长公拟的文字,怎么会病得这样厉害,烦劳病院里的‘医生’写了这么长的三篇诊治方案呢?”

“这要待看完了诊治方案才得明白。”汤慧修回答。

周锦华忽然想起了一个念头,她对大家说:“现在快要上课了,这密密地用小铅字排印的十八页文字,一会儿是看不完的。我们在这几天里做一回共同研究吧,研究的材料就是这个文章病院。”

“怎样研究呢?”

“我们要把这三号病患者所患的毛病归起类来,看它们的毛病大概是哪几类。这于我们很有益处。‘规约’上边不是说着吗,‘知道如此如彼是病,即不如此不如彼是健康,是正常’。我们以后大家当心,不要犯那几类毛病;那么,写下来的一定是健康的、正常的文字了。”

“这很有意思!”汤慧修高兴得拍着手掌,“就是我们这几个人,在自修的时候来做这研究功夫。我们还可以把研究的结果报告给全班同学知道,还可以请王先生给我们批评。”

这当儿,上课的铃声响起来了。

三天之后,他们的研究功夫做完毕了;由朱志青把研究所得记录下来,并且告诉了王先生,说要报告给全班同学知道。

这一天王先生上国文课,讲完了一篇选文,时间还有余多,他就说:“有几位同学研究了最近一期《中学生》杂志的《文章病院》,要把研究的结果告诉大家,现在就听他们的报告。那《文章病院》我也看过了,比我平时给你们批改文稿来得详细。他们把它归纳一下,看文字的毛病大概有哪几类,这对于写作的练习的确是有帮助的。”

王先生说罢,用右手示意说:“谁到这里来报告?”他就坐在靠近黑板偏右的椅子上。

朱志青站起来,走到讲台上,把胸膛挺一挺,开口道:“最近一期《中学生》杂志增加《文章病院》一栏,想来诸位都看过了。我们几个人看出这一栏里提及的三号病患者虽然犯了不少的毛病,但是归聚起来,毛病的种类也并不多。因此我们想这几类毛病必然是最容易犯的。写文字如果能够不犯这几类毛病,即使说不上名作,至少不用进《文章病院》了。现在让我逐类逐类提出来说。”

全班同学都轻轻地舒着气,整顿精神,预备听朱志青的演讲。

朱志青从衣袋里取出几张稿纸来,却并不就看,又说道:“那三号病患者——那三篇文字都是文言文,而我们写的是语体文;知道了文言文的毛病,对于写作语体文好像未必会有什么益处。其实不然。我们看出那三篇文字的毛病都是属于思想习惯和言语习惯上的;所以用文言写固然有病,如果用语体写,还是有同样的病。我们要知道思想习惯和言语习惯上通常有哪一些病,那就文言的材料也于我们有用处。”

他说到这里,才看一看手里的稿纸,取粉笔在黑板上写了“用词、用语不适当”几个字。

“这是一种毛病。该用这个辞的,却用了那个辞;该这样说的,却那样说了。那三号病患者差不多都犯这毛病。现在举几个例子来说。‘目的’,不是大家用惯了的名词吗?心意所要达到的境界叫作‘目的’。而第一号病患者却有‘不能不变更去取之目的’的话。编辑辞典,选用条目,哪个条目要,哪个条目不要,只有依据预定的‘标准’来决定;所以,说‘去取之目的’不适当,必须说‘去取之标准’才行。又如‘促进’,原是习用的一个动词。而第二号病患者说‘努力促进自治制度’。因为制度只能订定、实行、修改,或者撤废,可是无法促进,所以‘促进’这个动词用在这里就不适当。又如‘重新’这个副词,本该用在第二回做的动作上;读过书了,再读一回,叫作重新读书,游过山了,再游一回,叫作重新游山。第三号病患者劝学生复课,单说‘收拾精神,一律定期复课’,已经很觉不妥了,因为罢课为的是国难,原没有放散精神;而它又在‘收拾’上面加上‘重新’两字,好像学生已经把精神收拾过一回了,更属不适当之至。以上是用辞不适当的例子。其他如该说购买力薄弱,而说‘物力维艰’,该说整齐全国的步骤,而说‘整齐全国一致之步骤’,当时日本武力还只及于我国东北,而说‘东北烽烟弥漫全国’,都是用语不适当的例子。这种毛病的原因在于认识辞和语的意义不确切;或者因为不曾仔细思量,只顾随笔乱写,便把不适当的辞和语写了上去。”

“意义的缺略和累赘”,朱志青又在黑板上写了这几个字,回过头来说道:

“一句话里,意义没有说完足,就不成一句话。反过来,说得太噜苏了,把不相干的东西都装了进去,也同样地不成一句话。这种毛病的原因在于不曾把意义想得周全,就提起笔来写;如果作者的言语习惯不良,平时惯说那些支离的、累赘的话语,写起文字来也就会有这样的病象。试举几个例子。‘当《辞源》出版时,公司当局拟即着手编纂专门辞典二十种,相辅而行’,在‘相辅而行’怎么少得了‘与《辞源》’几个字?‘际此内忧外患之时’成什么话?必须说‘际此内忧外患交迫之时’才行呀。不说‘以……译表为标准’,或‘依……译音表’,而说‘均依本馆所出外国人译音表为标准’,这是累赘不通的话。不说‘使国民参与政治’,而说‘召集国民参与政治机关’,这也是累赘不通的话。像第三号病患者因为要说青年感情丰富,关心国事,先把老年人也知爱国来作陪衬;却说什么‘明知行将就木,即使国亡,为奴称仆,亦无几时,然犹攘臂切齿,慷慨陈辞,鼓其余勇,义无返顾’,仿佛把老年人讥讽了一顿,这更是累赘的无用的话了。”

朱志青停顿了一下,又说:“一句话里,前后不相连贯,一串话里,彼此不相照应,这也是重大的毛病。如第一号病患者说:‘此十余年中,世界之演进,政局之变革,在科学上名物上自有不少之新名辞发生。’这只是一句话而已,然而前后不相连贯。正如文章病院的‘医生’所说,‘揣摩这里的语气,“世界”与“政局”对立,“科学”与“名物”对立,而以“科学”应“世界”,“名物”应“政局”。世界演进,科学研究益精,因新发明、新发见而产生新名辞,那是不错的。但是,“政局变革”与“名物”有什么关系呢?’没有关系而牵在一起,这句话就前后不相连贯了。又如第二号病患者说:‘“一致对外”为本党与全国人民共同之呼声。大会认为尚有急需注意者。国内生产日渐衰落。因生产衰落而……’这是一串的话。那前三句因为没有什么关系词把它们连起来,彼此便不相照应,好像是各各独立的。又如第三号病患者开头说‘我国家民族苦东西帝国主义者之侵略压迫也久矣’,依理接下去应该说侵略压迫从什么时候起头,直到现在已历多少年,才可把怎样地‘久’说明,与第一句相照应。而第三号病患者不然,却说‘平时则经济侵略、文化侵略在在足以制我之死命,有事则政治压迫、军事压迫无所不用其极,凡有血气,畴能堪此’,好像把自己方才说的第一句话忘记了。这种毛病的原因大概在于思想不精密。犯得太多的时候,虽然说了一大堆,写了一大篇,实际全是瞎说;不是叫听者、读者上当,便是叫听者、读者莫名其妙。真是危险的毛病。”

朱志青又把稿纸上的标题抄上黑板,一壁说:“这种毛病可以叫作‘意义不连贯,欠照应’。”

他把稿纸纳入衣袋里,继续说道:“我们摘录下来的例子还多,完全说出来,未免使诸位生厌,所以只说了一小部分。把许多例子归聚起来,就看出它们犯的不外刚才所说的三种毛病:用词、用语不适当;意义的欠缺和累赘;意义不连贯,欠照应。再加仔细分析,毛病的种类当然还可增多。但是我们想,这三种毛病该是最普遍的了。我们写作文字,如果能够避免这三种毛病,用辞、用语处处适当,每一句话意义都完足,也并不累赘,而且一直到底,互相连贯,彼此照应,这样,我们的文字不就通顺了吗?”

下课的铃声催促他赶快作结束,他简括地说道:“我们以为要做到这地步,实在也并不困难,只须在思想习惯和言语习惯上留意。《文章病院》里的三号病患者的思想习惯和言语习惯太不好了,远不如我们,提起笔来又不肯先检点一下,所以犯了这许多毛病。我们从他们的失败上,正可以找到成功的路径。这是我们今天要把研究结果告诉诸位的本旨。”

朱志青说罢就走下讲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王先生站起来了,露出满意的脸色,说:“志青他们的研究报告虽然简略,可是很扼要。《文章病院》里的三号病患者所患的毛病固然不尽属于这三类,然而多数属于这三类。就是一般不通的文字,你说它这里不通,那里不通,归纳起来,大致也离不了这三类毛病。志青结末说的话是不错的。一个人如果能在思想习惯和言语习惯上留意,写下文字来就不用进《文章病院》了。”

王先生又用慨叹的声调说:“那第三号病患者——《劝学生复课书》最要不得,思想习惯完全是‘八股’的。想不到民国二十年的中等教育界中还会出现这样的文字!它为什么要不得,下一次我要给你们仔细地讲一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