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儒以汉学植名，薄魏晋经说不道。及湘潭王运，与陈澧谈经大屈；归，发箧读注疏略上口，宣言清儒说经不逮注疏甚远。然运本文人，以旧注文义渊雅过于时人，以是定是非，殊不能慊人志。余弟子黄侃尝校注疏四五周，亦言清儒说经虽精博，其根柢皆在注疏，故无清人经说无害也。无注疏，即群经皆不可读。其说视运为实。要之清儒研精故训，上陵季汉，必非贾、孔所能并。其说三礼，虽本之郑氏，然亦左右采获，上窥周逸，旁摭汉师遗说，不局于郑氏而止。谓其根柢皆在注疏，是亦十得六七，未足以尽之也。
余谓清儒所失，在牵于汉学名义，而忘魏、晋蛊之功。夫汉时十四博士，皆今文俗儒，诸古文大师虽桀然树质的，犹往往俯而汲之，如贾景伯、郑康成皆是也。先郑、许、马濡俗说为少，然其书半亡佚。后人欲窥其微，难矣。黄初以来，始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尚书》亦取马、郑，而尽废今文不用。逮《三体石经》之立，《书》、《春秋》古文一时发露，然后学有一尊，受经者无所惑。故其时有不学者，未有学焉而岐于今文者，以是校汉世之学，则魏、晋有卓然者矣。郑冲无俚，盗《石经》之字以造《古文逸书》，为世诟病。今所谓《伪孔尚书》是也。然今人知伪孔之非，为训说以更之者数家。猝然遇章句蹇棘，终已不能利解。就解其一二语，首尾相次，竟不知说何事。此有以愈于伪孔乎？无有也。清人说《周易》多摭李鼎祚集解，推衍其例，则郑、荀、虞之义大备。然其例既为王氏略例所破，纵如三家之说，有以愈于王氏乎？无有也。《春秋》言《公羊》者不足道，清世说《左氏》必以贾服为极。贾服于传义诚审，及贾氏治《春秋经》，例本刘子骏，既为《杜氏释例》所破，质之丘明传例，贾氏之不合者亦多矣。易义广大，不可以身质。王氏与郑、荀、虞或皆有圣人之道焉，不敢知也。若《春秋》者，语确而事易见，凡例有定，不容支离。杜氏所得盖什七，而贾氏财一二耳。夫若是者，非汉人之材绌，而魏、晋人之材优也；汉人牵于学官今文，魏、晋人乃无所牵也。
余少时治《左氏春秋》，颇主刘、贾、许颍以排杜氏，卒之娄施攻伐，杜之守犹完，而为刘、贾、许颍者自败。晚岁为《春秋疑义答问》，颇右杜氏，于经义始条达矣。由是观之，文有古今，而学无汉、晋。清世经说所以未大就者，以牵于汉学之名，蔑魏、晋使不得齿列。今退而求注疏，近之矣。必牵于注疏之名以为表旗，是使何休、郑冲之徒，复乔乔然而居上也。抑余闻之，子夏于经师为最高，然仲尼作《春秋》，子夏不能赞一辞。唐、宋诸儒说《春秋》者百家，皆恣为高论，轶出绳外，以是疑《春秋》非经师所能喻。前者吴起、贾谊善治《春秋》，此皆有王伯大略者。及晋则得杜预，宋有叶适（《习学记言》有论春秋一卷）。明有高拱（《有春秋正旨》），预与适尚有文学名，拱即辅世之相而已。然其言悉为经师所不能道，岂暇论其学云何哉？夫孔门之四科，亦有相倚者也。
[1] 录自《太炎文录续编》，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