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言论界的骄子梁启超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最重要的一个言论运动家,大概人人都知道的。他在戊戌以前《时务报》时代便已出了名,一般人便以康梁并称。但是戊戌以前的梁启超只能算作康有为的走卒,与徐勤、汪康年、麦孟华辈同在康有为的圈子里过活。他的思想议论纯粹是康的思想议论:康有为假公羊、孟子为护符,他也假公羊、孟子为护符;康有为倡保教尊孔,他也说保教尊孔。所以在戊戌以前,只能算是康有为的时代,梁启超还没有独立的位置。戊戌失败后,康的思想始终没有一点变化,梁在日本一面作报,一面习日文读新书,思想言论渐渐地脱离康的羁绊,要立起异来了;丢了公羊、孟子不讲,而讲卢梭、孟德斯鸠、伯理知理……了;不谈保教尊孔,而“论保教非所以尊孔”。梁在日本所办的报,前后共有三个名目,从戊戌十月到辛丑叫《清议报》,壬寅以后叫《新民丛报》,庚戌以后叫《国风报》。若就他的思想议论在学术上的价值说,自然是后胜于前,但就他在中国政治社会上所发生的影响说,却是在《清议报》和壬寅、癸卯间的《新民丛报》时代。这时代的梁启超,可算是言论界的骄子;报馆虽在日本,影响及于中国的知识阶级却是非常地大。因为自戊戌政变后,国内新生的言论机关受了摧残,己庚之间,上海虽有所谓《亚东时报》、《五洲时报》、《中外大事报》等颇倡新说,但当中国晦盲否塞达于极点的时候,不为人所欢迎,旋兴旋灭;日本留学界在己庚之顷,也有所谓《译书汇报》、《国民报》、《开智录》等的发行,颇能介绍西方政治思想,但亦不能持久;独《清议报》继续至三年余,《新民丛报》的生命更长。这是影响较大的一个原因。其次,梁启超的文章魔力,也不是当时一般言论家所能及,所谓“笔端恒带情感”,最易激动读者的心弦。到辛丑年科举程式改变,废弃八股,改用策论后,一班应考的秀才、童生们骤然失了向来的揣摩工具,《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就变了他们的“小题文府”、“三山合稿”了;政府尽管禁止,国内却是畅销无滞;千千万万的“士君子”,从前骂康梁为离经叛道的,至此却不知不觉都受梁的笔锋驱策,作他的学舌鹦鹉了。这是它影响较大的又一原因。再其次,梁在这时代所发的议论,大约都是趋重打破现状的议论;除了对于光绪帝仍旧称“我皇上”、“我圣主”以外,排满、革命、破坏、暗杀都视为救时之良药。(甲辰、乙巳以后,他虽极端反对排满,但在癸卯以前,排满的民族思想常常流露于他的笔端,试通观《饮冰室文集》可知。)我们试看他壬寅年的《新民丛报》中《敬告我同业诸君》一文所言可知,他说:

……著书者,规久远明全义者也,报馆者救一时明一义者也。故某以为业报馆者,既认定一目的,则宜以极端之议论出之,虽稍偏稍激焉而不为病。何也?吾偏激于此端,则同时必有人焉偏激于彼端以矫我者,又必有人焉执两端之中以折衷我者,互相倚,互相纠,互相折衷,而真理必出焉。若相率为从容模棱之言,则举国之脑筋皆静,而群治必以沈滞矣。夫人之安于所习而骇于所罕闻性也。故必变其所骇者而使之习焉,然后智力乃可以渐进。某说部尝言有宿逆旅者,夜见一妇人,摘其头置案上而梳掠之,则大惊;走至他所,见数人聚饮者,语其事,述其异,彼数人者则曰,是何足怪?吾侪皆能焉,乃各摘其头置案上以示之,而客遂不惊。此吾所谓变骇为习之说也。不宁惟是,彼始焉骇甲也,吾则示之以倍可骇之乙,则能移其骇甲之心以骇乙,而甲反为习矣。及其骇乙也,吾又示之以倍可骇之丙,则又移其骇乙之心以骇丙,而乙又为习矣。如是相引,以至无穷,所骇者进一级,则所习者亦进一级,驯至举天下非常异义可怪之论,无足以相骇,而人智之程度乃达于极点。……二十年前闻西学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变法者起,则不骇西学而骇变法矣。十年以前,闻变法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民权者起,则不骇变法而骇民权矣。一二年前,闻民权而骇者比比然也,及言革命者起,则不骇民权而骇革命矣。今日我国学界之思潮,大抵不骇革命者千而得一焉,骇革命不骇民权者百而得一焉,若骇变法骇西学者殆几绝矣。然则诸君之所以向导国民者可知矣。诸君如欲导民以变法也,则不可不骇之以民权;欲导民以民权也,则不可不骇之以革命;当革命论起,则并民权亦不暇骇,而变法无论矣;若更有可骇之论倍蓰于革命者出焉,则将并革命亦不暇骇,而民权更无论矣。大抵所骇者过两级,然后所习者,乃适得其宜。某以为报馆之所以导国民者不可不操此术……(这种议论,他在甲辰、乙巳以后是断不肯发出来的。)

他的《清议报》和壬寅、癸卯间的《新民丛报》,确实是运用这种策略去作的。他的目的本不过在君主立宪,他的论议却超过了君主立宪的范围。但是一般读者(除了政府当局)却并不“骇”,不惟不“骇”,并且很欢迎。因为经过反动的大苦痛后,有志的知识界都酝酿着打破现状的潜意识在心里,有触即发,遇到那种声情激越的文字,没有不投袂而起的。这是它影响较大的又一原因。总上面所述三因,梁启超在此时期内,便握言论运动界的牛耳。后来严复骂他,说他“于道徒见一偏,而出言甚易”,又说他“主暗杀、主破坏,其笔端又有魔力,足以动人。主暗杀则人因之而僩然暗杀,主破坏则人又群然争为破坏,敢为非常可喜之论,而不知其种祸无穷”,又说他与康有为是亡有清二百六十年社稷的人(见《学衡》所载严几道与熊纯如书)。这种讥评,虽然未免过当,但在戊戌反动以后的五六年间,梁启超确有唤起青年群趋于打破现状的效力,是不可掩的。所以在本章叙述维新运动再起的发端,就首先将这位言论运动界的骄子,略述如前。

二 新势力复活的酝酿

梁启超在《清议报壹百册祝辞》里有几句话说:“十九世纪与二十世纪交点之一刹那顷,实中国两异性相搏相射,短兵紧接,面新陈嬗代之时也。”因为拳乱发生于一九〇〇年,是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也就是中国反动的旧势力发泄到最高度的时候。接着一九〇一年(《辛丑和约》成立)便是新势力复活的时期到了。二十世纪最初的五年间(从《辛丑和约》到日俄战争)可称为中国新势力复活的酝酿时期。此时期与维新运动的初步时期(甲午到戊戌),情势已大不相同。在前期内,因为中日战争把中国的弱点完全暴露,西方帝国主义者的侵略野心就无限制地猖獗起来;但是中国大多数人士还只感觉外人的可恶可恨,对于清政府还不敢藐视。自经过拳乱的大祸后,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国民颇起了一点戒心,侵略的方法稍稍变了;对于清朝廷,一面压迫,却又一面加以保持扶植。但是中国的大多数人士,却把恨恶外人的心理完全移到清朝廷身上去了;越感觉外人的可怖,就越感觉清政府的无能。简言之,就是清政府的信用至此已扫地无存。这便是此时期与前时期情势不同的所在。所以在此时期内,中国必须变法已绝对不成问题,绝没有人反对,不若在戊戌以前,尚有许多怀疑的人。此时期所成为问题的,就是戊戌百日维新变法方式尚可以应付当时的潮流,餍足国人的企望否?我们试把此时期由新势力所发动的各种事端观察一下,便可以答复这个疑问。请分国内与留学界两个方面观察:

一、国内  当唐才常在上海组织正气会时,拳乱方始萌芽,未几,改名为自立会,谋在长江一带起事。及至六月拳乱大作,北方的名士如严复等也避地南下至上海,唐才常便假保国救时的名义,运动在沪各省的维新志士,开会于张园,名之曰“国会”。到会的名流有容闳、严复、章炳麟宋恕、吴葆初、张通典、荻保元、马相伯、戢元丞、文廷式、沈荩、龙泽厚等,共约数百人,推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唐才常为总干事。开会的时候,章炳麟当众把辫发剪去,表示对于清朝决绝的意思,颇耸动一般人的耳目。其实这种集会,参与的分子很复杂,知道唐、林的秘密的人极少,大多数的会员不过震于“国会”、“民权”等新说,乘兴来会罢了。及至八月,唐才常的自立军在汉口失败,张之洞咨请江督刘坤一查拿“国会”要人,于是与会的名流人人自危,匿居租界,不敢出头,并且有许多人逃往海外出国了,这还是庚子年的事。国内新势力的运动,因此颇受一小挫折。辛丑年一年内,没有什么惹人注目的事端,但由戢元丞在上海创设了一个作新社,从事译著新书,又发行一种《大陆报》月刊,鼓吹革命(秦力山、杨廷楝、杨荫杭等皆属编著人员)。到壬寅年,上海便有所谓中国教育会的创立,发起人为章炳麟、蔡元培、黄宗仰等。恰好在这年,东京留学生与驻日公使蔡钧发生冲突,吴敬恒被逐回国,国内南洋公学也发生学生全体罢学的风潮;于是就由所谓教育会的人士章、蔡、黄及吴敬恒等主持成立了一个爱国学社,南京陆师学堂复有一部分的退学生如章士钊、何震生、穆湘瑶、胡敦复等,也来加入爱国学社的团体。由此,这个爱国学社就成为革命思想在中国的汇集所,张园便成了革命的演说场,《苏报》便成了革命的宣传品。(《苏报》初为日本人所创,后湖南衡山人陈范,以江西知县因教案落职来上海,感激时愤,遂承办是报。陈能随时势而进步,主办是报约四年,是时由章士钊主笔,风行一时。)到癸卯年春间,便有张园反对桂抚王之春的大会(王之春有借法款假法兵平匪乱之议);四月,便有张园的拒俄大会(俄人要求改订东三省撤兵条约);闰五月,便有所谓“苏报案”的发生,章炳麟、邹容因此入狱,(癸卯年四五月间,清商约大臣吕海寰受王之春嘱托,函告苏抚恩寿,谓上海租界有所谓热心少年者在张园聚众议事,名为拒法拒俄,实则希图作乱,请即将为首之人密拿严办。苏抚立饬上海道向各国领事照会拿人。各领事业经签名许可,而工部局独不赞成。上海英文《泰晤士报》著论嘉许工部局能主持公道。吕海寰指名逮捕者为蔡元培、吴敬恒、陈范、章炳麟、黄宗仰等。西报对于此事记载甚详,因此被拿者闻之,多向工部局报告姓名、居址,工部局允予特别保护。但至闰五月初,苏抚上海道等称奉清帝谕旨,向租界交涉甚力,遂由租界当局分派中西警探多名,赴爱国学社拘拿章炳麟、吴敬恒、蔡元培等。吴、蔡外出,仅捕拿章炳麟一人;又赴《苏报》馆捕拿陈范。陈亦外去,捕去司账员程吉甫一名。邹容闻讯自往捕房投到。蔡元培走柏林,吴敬恒走伦敦,《苏报》被封,爱国学社亦解散。)被拘三年。当此案在会审公廨审讯时,清政府所延的律师声称:“陈范住三马路二十号门牌,登报大逆不道,污蔑今上。闰月初五,登论界说《康有为与觉罗氏之关系》;五月二十三,登《满人九世深仇》;五月初八,登《客民篇》;五月十四,登《读<革命军>》,有‘男降女不降,生降死不降,老降小不降,总之驱逐满人,匡辅真主’;五月初五,登《章炳麟驳康有为书》,交通外人,能得欢心,可使中外子民轻蔑皇上;五月七日,登‘杀人主义即复仇主义,以四万万人杀一人,能不快心’;五月初十,登特别要闻,东京留学生捏造上谕。总之,《苏报》污蔑皇上事多,不胜一一指出。中国政府饬拿章炳麟、邹容,因其大逆不道,谋为不轨。其《革命军》一书,第一章叙‘披毛戴角之满洲人,应予杀尽,可比登三十六天堂,升七十二地狱,巍巍哉革命,皇皇哉革命’;第二章有‘革命革命,人心不平,戴满人而为君;满人约五万人,目不识丁者系亲王大臣,唱京调者系将军都统’等语。……”观此,我们可以知道所谓《苏报》的内容,并可知道当时国内新党的言论声势。回溯己亥年,上海爱国志士由经元善、蔡元培所领导的爱国活动,尚以光绪帝的存废问题为中心,现在竟至呼清帝为“小丑”,可想见思想变动的程度了。爱国学社解散,《苏报》被封后,蔡元培、吴敬恒等虽皆去国,章士钊、何靡施、张继、卢和生等,又于本年六月在上海组织一个《国民日日报》,声势与《苏报》相同(该报旋因内部发生问题停刊)。从癸卯到甲辰、乙巳的两三年间,上海革命的出版物,如《皇帝魂》、《苏报案纪事》、《国民日日报汇编》,章士钊的《荡虏丛书》,刘光汉的《拟书中国民族志》,陈去病的《秘史》、《陆沈丛书》,苏元瑛的《惨世界》……不下百数十种。革命的思潮,逐渐增高。甲辰年九月,便有黄兴等运用会党马福益谋在长沙发难的事(后再详述);十月有万福华在上海行刺王之春的事。革命的思潮,渐渐地要随处表现于行动了。上面所述,是二十世纪最初五年间新势力在国内所表现的事端。

二、留学界  这时候中国往海外留学的以日本为中心。在己、庚二年间,留日学生虽有所谓《译书汇编》、《开智录》、《国民报》等的刊物,但是学生尚不满百人。到辛丑、壬寅的二年间,中国留日学生骤增至数千人。辛丑年的春间,广东的留日学生郑贯一、李自重、冯斯栾、王宠惠、冯自由、梁仲猷等,成立了一个广东独立协会,主张广东向清政府宣告独立。留日的粤侨也有加入的,孙中山时居横滨,极力赞助;中山和粤籍留学生发生密切关系从此始(此时汪精卫、胡汉民尚未到日本)。壬寅年,因各省留学生加多,便在东京神田的骏河台组织留学生会馆。开幕的那天,吴禄贞演说,竟把会馆比美国费府的“独立厅”。本年三月,又发起一个“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发起的宣言由章炳麟所撰,学生报名赴会的数百,拟在上野精养轩举行。驻日公使蔡钧得到此种消息,要求日政府禁止。届时,被日警干涉,赴会的留学生都愤激而散。几个月后,又发生与蔡公使冲突的事,原因是吴慕良、蔡锷想以自费入成城军校,蔡钧不肯咨送;湖北留学生监督钱恂和吴汝纶往为关说,都无效;吴敬恒便与孙揆均率同二十余人强邀吴汝纶同往使署要求,坚持至夜半不肯出署;蔡钧唤日警将他们拉出,于是留学生连日结队往使署争闹,蔡钧便嗾使日政府以妨害治安的罪名,把吴敬恒、孙揆均逮捕,押解返国;因此,留学生痛恨清廷的程度,又加高一层。到癸卯年的元旦,留学生千余人在骏河台会馆举行团拜礼,蔡公使亦到,马君武、刘成禺等演说满人吞灭中国的历史,主张推倒清廷,恢复汉族的主权,满座鼓掌。清宗室长福起而驳辩,被大众呵斥,不能成词;蔡公使亦敢怒而不敢言,仅以开除刘成禺的学籍泄愤。到本年四月,因俄人强占东三省,留学界便发起一个拒俄义勇队,旋改称军国民教育会,举蓝天蔚为队长,报名者达千人,每日操演不懈,后被日政府禁止;众推钮永建、杨标二人回国,往说直督袁世凯请出兵拒俄,留学生愿作前锋,袁拒而不见,反有不利于二人的风说,留学界越加愤恨。到本年冬间,便有革命军事学校的秘密组织,因为当时只有政府派送的官费生可入军校,凡有革命嫌疑的,都得不到入军校的机会。孙中山有一位日本朋友日野少佐,是一个军事家,恰好此时中山由安南返日,留学界有革命思想的人,共往就商学习军事的问题,便由中山商请日野主持,在东京青山附近秘密组织军事学校,开校约及五月,因故解散。从癸卯到甲辰、乙巳的两三年间,日本留学界的革命书报,如《湖北学生界》、《汉声》、《江苏》、《浙江潮》、《游学译编》、《新湖南》、《猛回头》、《警世钟》、《国民必读》、《最近政见之评决》、《汉帜》、《太平天国战史》、《二十世纪之支那》……好比雨后的春笋,陆续涌出。黄兴、杨笃生、陈天华等所组织的华兴会,也是甲辰年春间在日本成立的。至于欧洲留学界,据吴敬恒说:“戊戌以前甚少,因北洋水师学堂学生三十人皆派于光绪初年,欧洲再有留学生,自一九〇二年(壬寅)始,恒于一九〇三年至英,英止有南洋公学学生数人,闻法、比、德皆有湖北派往之学生。”但此时欧洲留学生虽少,革命的思潮也已经发生。中山说:“乙巳春间,予重至欧洲,则其地之留学生已多数赞成革命,盖彼辈皆新从内地或日本来欧,近十二年已深受革命思潮之陶冶。……”汤芗铭在巴黎割中山的皮包,偷取革命党名册,向驻法公使孙宝琦自首的故事,就在此时发生。上面所述,是二十世纪最初五年间新势力在海外留学界表现的形态。

总括上面两段所记的情事,我们可以答说:戊戌百日维新的变法方式决不可以应付此时的潮流、满足国人的企望了。但是清政府在此时代内的设施却何如呢?

三 清政府遮羞的变法及主持的人物

有位扈从西太后和光绪帝出走的某官,后来向人说:“西后自出险后,恒语侍臣云:‘吾不意,乃为帝笑。’至太原,帝稍发舒,一日召载漪、刚毅痛呵,欲正其罪;西后云:‘我先发,敌将更要其重者。’帝曰:‘论国法,彼罪不赦,乌论敌如何!’漪等颡亟稽。时王文韶同入,西太后曰:‘王文韶老臣,更事久,且帝所信,尔谓如何?’文韶知旨,婉解之。……”这段故事可见西太后当时,就是对于光绪帝,也现出一种羞愧不能掩盖的样子,何况对于国人,对于外国人。因此在出走的途中便下诏罪己,下诏求直言;在庚子年的十二月,便在西安下诏变法;到辛丑年三月,又命设立“督办政务处”,为筹办新政的机关,仿佛真是要变法了。外国人听到这种消息,说这是以巨额的代价增加了一层见识,然其实在西太后,与其说是增加了若干见识因而变法,还不如说是她的老面孔羞愧得无以对人,故假变法的各种诏旨来遮一遮羞。那个新设的督办政务处不过是军机处的骈枝机关,并无什么新政可办。试把辛丑以来五年间所谓新政,分别列举如下:

一、裁汰各衙门胥吏差役(辛丑四月)。

二、停止捐纳实官(辛丑七月)。

三、归并詹事府于翰林院,复命裁撤河东河道总督缺(壬寅正月)。

四、裁撤云南、湖北两省巡抚缺(甲辰十一月)。

五、裁撤广东巡抚缺(乙巳六月)。

上列各项是五年间除旧的新政。

六、设立督办政务处(辛丑三月)。

七、改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为外务部(辛丑六月,从列强的要求而改的)。

八、设立商部,将路矿总局裁并(癸卯七月)。

九、设立练兵处(癸卯十一月)。

十、设立巡警部(乙巳九月)。

十一、设立学部(乙巳十一月)。

上列各项是五年间新设的机关。

十二、命各省绿营防勇,限于本年内裁去十分之二三(辛丑七月)。

十三、命各省筹设武备学堂(辛丑七月)。

十四、复命将各省原有各营严行裁汰,精选若干营,分为常备、巡警等军(辛丑七月)。

十五、命铁良会同袁世凯办理京旗练兵事宜(癸卯五月)。

十六、设立练兵处命奕劻等管理(癸卯十一月)。

十七、在河间举行秋操,命袁世凯、铁良为阅兵大臣(乙巳九月)。

上列各项是五年间关于军事的新政。

十八、复开经济特科(辛丑四月)。

十九、命整顿翰林院,课编检以上各官以政治之学(辛丑四月)。

二十、命出使大臣访察游学生咨送回华听候录用(辛丑五月)。

二一、命自明年为始,乡会试等均试策论,不准用八股文程式,并停止武生童及武科乡会试(辛丑七月)。

二二、复命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改设中学堂,各县改设小学堂(辛丑八月)。

二三、命各省选派学生出洋肄业(辛丑八月)。

二四、定学堂选举鼓励章程,凡由学堂毕业考取合格者,给予贡生、举人、进士等名称(辛丑十月)。

二五、复命各省选择学生派往西洋各国讲求专门学业(壬寅九月)。

二六、命自明年会试为始,凡授职修撰、编修及改庶吉士用部属中书者,皆令入京师大学堂分门肄业(壬寅十一月)。

二七、颁布学堂章程(癸卯十一月)。

二八、考试出洋归国学生,自是每岁考试留学以为常(乙巳六月)。

二九、停止乡会试及各省岁科考试(乙巳七月)。

上列各项是五年间关于学校选举的新政。

三十、准满汉通婚。

上面所列举的共计三十事,比较戊戌百日维新所举的条目,仿佛很多了,但是实际并没有超出百日维新的范围,不过把百日的时间延长到五年,或把戊戌的一件命令分作几次颁下罢了(例如戊戌的裁汰冗官令)。其有超出戊戌维新的范围的,都是百日以内想作而尚未作的。关于军政的事项,并且是在甲午以前已经李鸿章办过了的。五年以内所行的新政,实际不过“废科举,设学校,派游学”九个字;在国民观感上稍稍发生一点实际的影响的,也不过是这九个字。(但是辛、壬二年间,日本骤增的数千中国留学生,由政府派出的不过十分之二三。)关于准满汉通婚的一项,戊戌年康有为曾经极力主张,不能实行,现在公然准行,算是清当局极开通的表示;但是表示太迟了,现在已不能发生丝毫的效力了。并且一面表示融和满汉,一面更处处防备汉人,稍微重要的机关,不是把满人压在汉人头上,便是满汉对立;例如那个新设的督办政务处六大臣,依然是满三汉三;(奕劻、李鸿章、荣禄、昆冈、王文韶、鹿传霖。实权操于荣禄。刘坤一、张之洞以督抚遥为参预,有名无实。李鸿章去世后,以袁世凯补授直督,亦参预政务处。)新改的外务部,用奕劻作总理,站在汉人的会办大臣上面;新设的练兵处,也用奕劻管理;京旗练兵事宜用铁良会同袁世凯办理,阅兵也用袁、铁会办;就是一个京师大学堂,都要用荣庆会同张百熙管理。防制汉人如此的严密,那种准许满汉通婚的命令,安能发生融和满汉的效力呢?

就这时期当局的人物观察,反动派的首领刚毅在扈从出走的当中恚愤死了,端王载漪依列强的命令处罚充军去了;政府的中枢势力,就全在奕劻和荣禄手中。奕劻留京,与李鸿章办理议和事务,荣禄从驾在西安,故荣禄的势力尤重;最初所下的遮羞变法诏旨和设立督办政务处的办法,都是由荣禄所主持的。督抚中的重要人物,要算李鸿章、袁世凯、张之洞、刘坤一十四人。但李鸿章北上以后,围困在外交问题的难关中,于其他变法的计划,无暇筹及,及至和约略成便辞世了。最初实际变法的动议,是出于刘坤一和张之洞的三折(即当时所谓“江楚会奏变法三折”),所以在辛丑八月特颁的懿旨,有所谓“责成中外臣工,将应行变通兴革诸事,力任其难,破除积习,以期补救时艰,并将刘坤一、张之洞会奏整顿中法以行西法各条,随时摘要举办”的话。原来五年间的新政,办到“废科举,设学校,派游学”九个字的实际,还是依照刘、张会奏所提出“整顿中法以行西法”的纲领而来的。及至李鸿章辞世,袁世凯继任直督,刘坤一亦于壬寅年九月辞世,督抚中便以袁世凯、张之洞二人为柱石。荣禄于癸卯年三月去世,亲贵中便以奕劻为柱石。袁世凯从前结托荣禄,以邀西太后的眷顾;荣禄死后,便极力结托奕劻以图西太后的信任,他又居在密迩畿辅的直督的地位,于是奕劻、袁世凯便成了当时的内外两大柱石,而张之洞尚不能及。奕劻依违恋权同于荣禄,能力、知识尚不及荣禄,而贪污则过之;张之洞比较袁世凯多一点故纸堆中的知识,能力、手腕却不如袁,但他迎合取巧的心理也不让于袁,不过地位不若袁的重要,又带几分书呆子见识;以论操纵当时时局,袁世凯要算是最重要的人物,可惜他还是读书太少,所模拟的唯一人物还不过是李鸿章,而个人的人格修养又不及。这五年间的新政办到前面所举九个字的实际,他固与有赞助之力(科举的废止,最后是由袁世凯与张之洞的会奏而实行的),但他所最注意的事项还是筹款练兵,与李鸿章在北洋大臣任内所注重的无异。前面所举关于军事的新政,要算是他的成绩了。北洋军阀的基础势力在此五年内又增加了不少。但是满人对于他的疑忌,渐渐见端了,铁良渐渐地要露头角了。

四 日俄战争与立宪的动机

在清政府从容的变法期间,帝国主义者的进攻是不若他们那么从容的;他们方在从容不迫的“整顿中法以行西法”,帝国主义者要借中国领土东北的一隅作战场了;震动一时的日俄战争,适于此时期之末(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发生。日俄战争第一个远因即由于甲午中日战争,第二个远因即由于庚子的拳乱之役:中日《马关条约》本已将辽东半岛割让于日本了,因李鸿章利用俄国协同德法压迫日本退还,日本已蓄报复之意;及至拳乱当中,俄国乘隙出兵占领东三省,有不肯退出的意思,并且想进图朝鲜,日本便积极准备作战。到一九〇四年二月,日俄间即以关于东三省及朝鲜问题的谈判破裂,正式宣战。战争的期间延长至一年零四个月,日军节节胜利;到一九〇五年五月底,俄国波罗的海海军舰队也全军覆没了,于是这个震动一时的大战争方告终结。这次战争,关于东西黄白两人种的屈伸自然有很大的影响;就是在政治主义上也使人对于立宪自由,增加一层新信仰。日本的立宪政治,虽然还不曾得到真正民权自由,但是它施行钦定宪法没有多年,便以区区三岛打败一个庞大专制的中国,再过十年,又打败一个庞大专任的俄国;于是大家相信“立宪”两字,是确有强国的效力了;仿佛一纸宪法便可抵百万雄兵,中日与日俄的两次战争便是最明白的证据。在戊戌以前还有人说:

今人动言日本变法,骤致富强,不知日本幸遇我惜兵爱民之中国耳。向使以区区三岛,抗行于穷兵黩武之俄法间,吾知成败之数且有不可逆睹者矣。又使中国虽败,而陆战持久终不言和,则胜败兵家之常,亦不知鹿死谁手矣。(见《郎园书札》)

意思是说:“日本战胜中国,不是因变法战胜的,假若它和俄国或法国战也能取胜,我就相信变法的效力了。”现在公然战胜俄国了,于是反对变法立宪的人也没得话说了。俄国的人民也暴动起来了,俄国的政府也有立宪的表示了,中国还可独居为专制国么?当日俄和议尚未成立的时候,江苏的新党名士张謇便作书去怂恿袁世凯,要他主张立宪,书中说

……公今揽天下重兵,肩天下重任,宜与国家有死生休戚之谊。顾亦知国家之危,非夫甲午庚子所得比方乎?不变政体,枝枝节节之补救无益也。不及此日俄全局未定之先,求变政体而为揖让救焚之迂图无及也。……日俄之胜负,立宪专制之胜负也。今全球完全专制之国谁乎?一专制当众立宪尚可幸乎?……日本伊藤板垣诸人,共成宪法,巍然成尊主庇民之大绩,特命好耳。论公之才,岂必在彼诸人之下,即下走自问志气,亦必不在诸人下也。……

袁世凯对于张謇的话,颇有感动。孙宝琦在驻法公使任内,也以立宪的意思向政府奏请。国内南部的老新党名士,大部分都受了梁启超的言论影响,此倡彼和,于是二三疆吏也相率建议立宪;中枢诸亲贵,也知道立宪两字是无可反对的了。西太后紧紧地握着政权在手,就是对于自己的儿子、侄子,正正堂堂坐在皇位上的,尚不肯分让一点实权给他,何况对于人民呢!于是用“今兹未能,请轻之,月攘一鸡”的方法来延搪,说:你们说立宪真可以强国么!好,我就派人往立宪各国去考察一考察看。所以在一九〇五年的六七月,便有派载泽、戴鸿慈、徐世昌、端方、绍英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的谕旨。这是表示要立宪的意思。但是政府表示要立宪,一部分的国民却不愿意接受他们的宪法了;不惟不愿意接受,并且还要反对。那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在北京正阳门车站,便被吴樾的炸弹吓退两个(徐世昌、绍英遇炸后,不果行,后改派尚其亨、李盛铎)。吴樾的炸弹,便是国民不承认清廷伪立宪的表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