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宣统嗣位与袁世凯之被逐

西太后是促清覆亡的一个重要人,但是维持残局的重要人也是她。因为她的阅历和手腕,远非那班少年亲贵所能及;她虽没有真正革新的志愿,尚有驾驭、操纵、应付的本领。她在世时,无论满汉的大小奴才、臣工,宗室的懿亲,无不在她的笼罩之下;汉臣工固属奉命维谨,就是极骄纵的皇族子弟也不易逞其志;纵然排汉集权,也还有种种的掩饰。所以她确是维持清朝残局的一个重要人。假若西太后死了,光绪帝不即死,清廷的颠覆固然也是不能免的,但是时间上或者也要延缓几年。因为光绪帝虽没有如何的雄才大略,他也是经过大风浪、受过大磨难的人,所谓“操心危,虑患深”,或者不至如载沣那么狭隘,那么操切;纵没有方法可以使满汉的情感融洽无间,或者也不至采用极鲁莽的皇族集权政策,加重满汉的恶感。这虽是事后推测的话,但光绪帝和西太后同时崩驾,确是政局转变的一个重要关键。

光绪帝和西太后驾崩的月期,同在一九〇八年阴历十月(当《钦定宪法大纲》颁布后的两月)。西太后确是十月二十二日因病而死的。光绪帝死的确实日子和他的死因,至今还是一个疑问:一说实于十月二十一日以病终,一说则谓死于西太后之手,甚至有谓袁世凯亦参与其密谋的,但终无从证确。依恽毓鼎所记,则可疑之点显然。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谓:“上体气健实。三十四年无疾病,未尝一日辍朝……归自西安,养晦不问事,寄位而已。左右阉侍,俱易以长信心腹。枯坐无聊,日盘辟一室中。戊申秋,突传圣躬不豫,征京外名医诊治之。请脉时,上以双手仰置御案,默不发一语。别纸书病状,陈案间。或有所问,辄大怒;或指为虚损则尤怒。入诊者签云,六脉平和无病也。十月初十日,上率百僚晨贺太后万寿,起居注官应侍班(恽毓鼎为起居注官之一),先集于来薰风门外。上步行自南海来,入德昌门,门罅未阖,侍班官窥见上正扶阉肩,以两足起落作势舒筋骨,为跪拜计。须臾,忽传懿旨:‘皇帝卧病在床,免率百官行礼,辍侍班,’上闻之大痛。时太后病泄泻数日矣。有谮上者,谓帝闻太后病有喜色。太后怒曰:‘我不能先尔死。’十六日,尚书溥良自东陵复命,直隶提学使傅增堉陛辞,太后就上于瀛,犹召二人入见,数语而退,太后神殊惫,上天颜暗淡。十八日,庆亲王奕劻奉太后命往普陀峪视寿官。二十一日始反命,或曰有意出之。十九日,禁门增兵卫,讥出入,伺察非常,诸阉侍出东华门净发,昌言驾崩矣。次日,寂无闻;午后,传宫中教养,醇王监国之谕。二十一日,皇后始省上于寝官,不知何日气绝矣。哭而出,奏告太后,长叹而已。以吉祥轿舁帝尸出西苑门入西华门,皇后披发,群阉执香,哭随之。甫至乾清门,有阉侍驰告太后病危,皇后率侍阉踉跄回西苑。李连英睹帝尸委殿中,意良不忍,语小阉曰,盍先殓乎。乃草草举而纳诸梓宫,时礼臣持殓祭仪注入东华门,门者拒不纳,迨回部具文书来,则殓事久毕矣……帝崩之明日,太后乃崩。”以光绪帝和西太后的关系历史言,也不能不使人怀疑;尤其是袁世凯,有戊戌政变的一段故事在前,假若太后死而帝不死,他的危险也是可想而知的,所以人家不能不疑及他。溥仪的嗣位、醇亲王载沣(溥仪之父,光绪帝之弟)的监国摄政,据说也是袁世凯所赞成主张的。《容庵弟子记》谓:“德宗病势日剧,孝钦后预议继统事,公(指袁氏)在枢垣,最为孝钦后所倚任。青蒲陈说,情同一家,醇亲王载沣长子常常入内廷,孝钦后密以询公,公一力赞成。……德宗晏驾,遂以宣统帝入承大统。公虑孝钦后年高,且皇族中亦颇有争竞继统者,主幼国危,无所统率,必生变乱,倡议以醇亲王载沣监国。二十二日,孝钦后遽崩,于是公与二三老臣丛容定策,匕鬯无惊……”原来袁于前此被亲贵派的排挤调任外务部兼军机大臣后,表面上兵权虽然夺去了,实际上统率北洋六镇的还是他的旧人,和他保持亲密的关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管部大臣的奕劻、陆军部侍郎的荫昌,都和袁有特别的亲密关系,也极力维护他;西太后也仍旧信任他,所以他在枢府的势力还是很大;他能够参与皇位继承的重要问题,当然是意中事。他知道西太后一旦崩驾,他自己的地位是很危险的,专靠奕劻和荫昌,不足以抵抗那班少年亲贵,所以他赶急拉拢载沣,希望他念其拥戴之功,忘了前此对于其先兄之夙嫌,这也是意中事。谁知载沣早和那班少年亲贵一鼻孔出气,一点不客气,于宣统嗣位后不到一个月,就谕“命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请他到彰德养寿园去休息休息,那一点拥戴的微劳完全无效。(袁在外务部时,主张联美政策,商议中美互派大使。与奕劻商定后,乘间独对,得孝钦后允许。枢府同列,以不获预闻其事为恨,有议其轻举者,因亦乘间排挤。故《容庵弟子记》谓袁之被逐,实因派大使一案。然谓派大使一案,为袁被逐之助因则可,决非被逐之主要原因也。)据人传说,袁被逐时,亲贵中有主张把他杀了的,因为有人恐怕北洋军队反动,从中谏阻而止。(说者并谓当时曾密电征各镇意,第六镇赵国贤、第四镇吴凤陵皆答请先免本人职以免士卒有变,致负天恩,亲贵因此有所顾忌,遂不敢发。第一镇马龙标答词模棱,故终袁之世,马不甚显擢。惟相传如此,无从证实。)倘若当时果然把袁杀了,中国近二十年的政治,或者又另是一个局面;但清朝廷的颠覆,也是不能免的,因为满汉的情感既有不能调和之势,而清当局的人才又实在太缺乏了。

当载沣监国和袁世凯被逐的消息,传布国内时,一般人对于载沣的观察和政局的推测,有两方面的心理:

一、立宪派的心理  他们以为载沣是光绪帝的亲弟弟,必能继续先兄的志愿,切实进行革新事业;见他毅然放逐袁世凯,以为他是一个果断而有毅力的人;又以为他既逐袁,必能将从前和袁不对的维新名士,因戊戌政变而获罪的,一体开复起用;宪政的施行,将有莫大的希望;康梁等在海外,抱这种希望尤切。谁知载沣到底不过是光绪帝的弟弟,而不是光绪帝;他的逐袁,别有他逐袁的动机(排斥汉人的权臣),对于维新志士所希望的,非等到武汉的大炮轰击后,得不到一点消息。恽毓鼎说:“监国醇亲王以河间东平之亲,居明堂负扆之重,窃谓继志述事,为先帝吐气,此其时矣。苒荏二年,东海逋臣(指康梁等人),交章荐之而不召(此时康梁运动开复,朝中亦有为康梁求开复的);西市沉冤(指戊戌六君子),遗孤言之而不雪。毓鼎知其无意于先帝矣。”这便是代表立宪派由希望而失望的话。

二、革命派的心理  他们并不希望载沣真能立宪或开复保皇党人,但是看见袁世凯被逐,也以为载沣或者是能“继志述事”的,或者要起用康梁,加重革命前途的障碍。对于这一点观察,也是和立宪派一样的错误。但是革命党别有一部分人,从前尝希望督抚革命的,欧洲留学生的革命党并且曾有上书袁世凯劝他革命的,现在见袁被逐,又别有一种捉摸不着、忧喜无端的心理:忧者以为袁氏或果有不别于清廷的图谋,被满人看破,现在把他去了,失却一种绝大的革命的势力;喜者以为袁一被逐,北洋军队对于清廷必生出一种强烈的反感,这是促起军队革命的好消息。这种心理,不能说是全对,但于后来的事实,却有几分相似的影响,我们看辛亥年北洋军队的行动可知。

总之,载沣监国和袁世凯被逐,在当时成了一般人构成希望和想象的一个大问题,也确是与清政府的生死有重要关系。我们且看载沣的措施,果然何如。

二 皇族集权与立宪运动的大失望

载沣当国时,对于立宪的筹备,表面上仿佛也很热心。在戊申年的十一月,即定谕旨由军机大臣署名之制,这是仿照立宪国由国务总理副署负责的意思。到宣统己酉元年二月,又特下一道谕旨,宣示决行立宪的意思;十月,各省咨议局一律成立了;十二月,又颁布厅州县自治章程及法院编制法;庚戌年九月,资政院也成立开院了,各省城及口埠又成立了审判厅;十月,又派溥伦、载泽为纂拟宪法大臣。在这两年之内,并且还有一个陕甘总督升允因为奏阻宪政而开缺(在己酉五月),甘肃布政使毛庆蕃因为玩误宪政的筹备而革职的,可见他对于筹备宪政的认真。但是他的热心立宪与立宪党人的热心立宪,根本精神全不相同:立宪党人希望成立一个有实权的议会和一个对议会负责任的内阁,他们以为这是救中国唯一的途径;载沣只感觉皇室和满人地位的危险,深恐大权旁落,满人将受汉人的宰制,无以自存,希望一纸宪法可以遮蔽汉人的耳目,保住皇族的大权。他以这种精神来筹备宪政,所以对于宪政的热心,还远不如谋皇族集权的热心。

载沣皇族集权的计划,第一着就是揽握兵权。他在辛丑年曾被派为头等专使,往德国谢罪(谢德国公使因拳乱被戕之罪)。他看见德国的皇室那么有威势,曾请教于威廉·亨利;亨利教他以揽握兵权、整顿武备为第一要着。他早把亨利的话牢记在心里;无奈西太后在世时,因为自己是光绪帝的亲兄弟,要避一避嫌疑,不能行其所志,现在得到监国摄政王的地位,就立即实行亨利的教训:

戊申十二月  另编禁卫军,由摄政王亲统,派载涛(即载沣之弟)、毓朗(亦皇族人)、铁良为专司训练大臣。

己酉正月  派肃亲王善耆、振国公载泽、铁良、萨镇冰筹备海军(铁良开去禁卫军大臣差使)。

己酉五月  监国摄政王暂行代理大元帅,并先行专设军谘处,以毓朗管理,寻又添派载涛管理。命载洵(载沣之弟)、萨镇冰充筹办海军大臣。

己酉七月  遣载洵、萨镇冰巡视沿江、沿海各省武备,旋又往欧洲各国考察海军。

庚戌六月  命筹办海军大臣载洵充参预政务大臣,又往日本考察海军。

庚戌八月  命近畿陆军均归陆军部管辖,裁撤近畿督练公所。

庚戌十一月  改筹办海军处为海军部,以载洵为海军大臣。

辛亥四月  设立军谘府,以载涛、毓朗为军谘大臣(军谘府比于日本的参谋部)。

辛亥闰六月  永平秋操,派载涛代临,总监两军。

这都是以皇族揽握兵权的事实。三个兄弟,一个以监国摄政王代行大元帅亲统禁卫军,一个办海军,一个作参谋总长,总揽一切军务,皇族的基本大权可算巩固了。他们以为这是依照《钦定宪法大纲》“君上有统帅海陆军及编定军制之权”而行的,日德的立宪君主也有如此的大权,谁敢说不是?臣民当然也莫敢说不是。可惜他们贤昆仲,没有威廉·亨利那么大的本事!

此时,国内各省的立宪派得了法定的集合机关——就是各省的咨议局与北京资政院——比前更好活动。立宪论的指导者梁启超,在《国风报》上尽力作宪政实施的指导文字,对于国会、内阁、官制、财政各方面的问题,切实发挥;其最重要的:《为国会期限问题敬告国人》、《国会与义务》、《论请愿国会当与请愿政府并行》、《责任内阁与政治家》、《责任内阁释义》、《立宪国诏旨之种类及其在国法上之地位》等篇。

这些文字,对于立宪党在国内的活动很有影响(原文太多,此处不备录)。在己酉年的十一月(咨议局成立后约一月),江苏咨议局的议长张謇,便以“外侮益剧,部臣失策,国势日危,民不聊生,救亡要举,惟在速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等语,通电各省咨议局;复派人游说各省。不久便有苏、浙、皖、赣、湘、鄂、闽、粤、桂、豫、鲁、直、晋、奉、黑、吉十六省的咨议局,各派代表三人集于上海,组织一个“国会请愿同志会”,约定须俟国会正式成立始行解散。十二月,各代表相约同往北京,于次年庚戌正月在北京齐集,一面由孙洪伊领衔,以请愿书托由都察院代奏,一面历访各王公大臣,请求赞助;旋奉谕旨拒绝。这是宣统朝第一次请愿。到四月,各省咨议局的代表又联合各省政团商会及海外侨商,各举代表,组织“国会请愿代表团”,举孙洪伊等十人为职员,一面留代表驻京办理请愿事务,一面派员向各处演说鼓吹,结果,同时递请愿书托都察院代奏的共十起;旋复奉旨不准。这是宣统朝第二次的大请愿。到九月,中央的资政院也成立于北京了;代表请愿团又向资政院上书,请提议设立责任内阁,即开国会;又上书摄政王,遍求各当道大员援助。资政院多数的议员,是与各省咨议局一致的,就议决上请。此时各省督抚中,或受咨议局的要求,或被似是而非的中央集权政策所苦,(以前各督抚独揽一省的大权,贤能者尚可有为。现在因为清政府想削减督抚的实权,处处加以牵制。是年四月,督办盐政大臣载泽因与督抚争权,大起冲突。旋皆奉旨申饬。)也希望中央有一个正当的责任内阁出现,因此也联电军机处,主张内阁国会,从速同时设立。于是在十月初,下诏准将立宪筹备期限缩短,于宣统五年召集国会;在国会未开以前,先将官制厘订,设立内阁。这是第三次的请愿;因为资政院和各督抚的帮助,算是得了一个缩短筹备期间的小结果。请愿同志会中的“预备立宪公会派”,以为有了相当结果,不再进行,但是其他各派,如湖北的汤化龙、湖南的谭延闿、四川的蒲殿俊等,还守着速开国会之议与公会派分离,在北京活动,谋为第四次的请愿;东三省又来了许多请愿代表。到十一月,命民政部步军统领衙门,将东三省代表解回原籍;并命各督抚开导弹压,如有违抗,查拿严办;十二月,将天津的温世霖发戍新疆,因为他在天津组织四次请愿的原故。于是请愿国会的风浪就息止了。但是北京的资政院和各省的咨议局,没有方面可以解散,还是不断的向政府捣乱。资政院开院后,屡有书质问军机大臣的责任,军机处公然以不负责任覆之。于是在十一月里,资政院便具奏,弹劾军机大臣(时张之洞已于去年逝世,军机的首班为奕劻),说责任不明,难资辅弼,请别组责任内阁。奉谕旨:“朕维设官制禄,及黜陟百司之权,为朝廷大权,载在先朝《钦定宪法大纲》。军机大臣负责任与不负责任,暨设立责任内阁事宜,朝廷自有权衡,非该院总裁等所得擅预。所请着毋庸议。”但是这道上谕仍由军机大臣署名。梁启超在《国风报》上发表《立宪国诏旨之种类及其在国法上之地位》一文,就是为这类谕旨而作的。到辛亥年的三月,载沣果然履行先年十月所许,颁布新内阁官制,设立新内阁了;其组织及人员的分配如下:

一、内阁总理大臣,以军机大臣奕劻任之;

二、内阁协理大臣二员,以大学士那桐、徐世昌任之;

三、外务大臣,以外务部尚书梁敦彦任之;

四、民政大臣,以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任之;

五、度支大臣,以度支部尚书镇国公载泽任之;

六、学部大臣,以学部尚书唐景崇任之;

七、陆军大臣,以陆军部尚书荫昌任之;

八、海军大臣,以郡王衔贝勒载洵任之;

九、法部大臣,以法部尚书绍昌任之;

十、农工商大臣,以农工商部尚书溥伦任之;

十一、邮传大臣,以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任之;

十二、理藩大臣,以理藩部尚书寿耆任之。

以上十三员均为国务大臣,裁撤旧内阁军机处及会议政务处(旧内阁大学士及协办大学士仍序次于翰林院),这便是所谓新内阁。一个总理大臣之下,又设两个协理大臣,是沿袭旧内阁协办大学士的制度而来的。最使立宪党人失望的,就是十三个大臣之中,汉人仅得四个,满人得了八个,而八个满人中,皇族又占了五个,蒙古旗人一个,因此当时都称它为“皇族内阁”。这就是皇族集权的大暴露。从此大家都明了载沣是怀着什么一种精神来立宪了。假使那些皇族确是人才,犹有可说,实际上都是一些骄纵无度、不知世务的糊涂虫。恽毓鼎说:“先是诸皇子读书之所,曰上书房,选翰林官教之。光绪中叶,师傅阙不补,书房遂无人。近支王公年十五六,即令备拱卫扈从之役,轻裘翠羽,日趋跄于乾清景运间,暇则臂鹰驰马以为乐。……二十年前,嘉定徐侍郎致祥常语余曰:‘王室其遂微矣!’请其故,则曰:‘吾立朝廷四十年,识近属亲贵殆遍。异日御区宇握大权者皆出其中。察其器识,无一足当军国之重者,吾是以知皇灵之不永也。’”但是载沣觉得只有他兄弟叔侄是靠得住的人才,尤其是奕劻,是皇族中有功的老前辈,除了他再无有可当国务总理大臣之任的,所以随你们言官如何参劾,资政院如何捣乱,非把他作国务总理不可。(奕劻贪污不堪,与其子载振日以招权纳贿为事,时人比之严嵩父子。在光绪朝,曾为御史赵启霖所劾。宣统二年庚戌,御史江春霖又两次抗疏参劾,疏中有言:“方今国会未开,谕旨又禁言官毛举细故,臣虑言路诸臣,小者谓不必言,大者又不敢言,习为容默……颁布宪政,期以八年,恐未至八年而天下事已败坏不可收拾。”奉谕旨责谓:“亲贵重臣,不应任意诋诬,江春霖着回原衙门行走。”旋经御史赵炳麟等奏请收回成命,不允,于是全台愤激,由给事中忠廉领衔,公上“言路无所遵循,请明降谕旨”一疏,亦不省;时赵启霖方在四川提学使任,闻之,再抗疏严劾奕劻,亦不省,启霖遂乞骸骨告归,许之。是为满清末年御史团体最有声响之举动。从此他们亦皆失望。)但是奕劻的新内阁发布后,那些立宪党人还想要捣乱,在辛亥年六月,又以咨议局联合会的名义,请都察院代奏,说:“以皇族组织内阁,不合君主立宪国公例,请另简大员,组织内阁。”奉旨斥以“黜陟百司,系君上大权,议员不得妄行干涉”。于是,热心国会内阁的立宪党人大失所望了。

三 革命运动的苦境

在武昌起义前最近三年内,革命党活动见于表面的事项,比较宣统前三年为少,因为所处的境遇比较前三年更苦。其所以更苦的原因,就是清政府防范更密,而伪立宪的招牌又足以摇动一部分愚昧薄弱的国民心理,直到皇族内阁出现,大家才有几分觉悟。梁启超在《为国会期限问题敬告政府诸公》的文中说:“数年前革命之说遍天下,自预备立宪之诏既颁,乃如汤沃雪。夫一诏则安能有此奇效?希望心有所寄,则民气不期靖而自靖也。及乎以诸公当预备立宪之冲,而前此一线之希望,复永断绝于诸公之手;故前此约以九年开国会而民安之,今兹约以九年而民哗之者,非民之靖于昔而嚣于今也,希望既绝于彼乃不得不转而向于此也。”可见,伪立宪的招牌对于国民心理的影响。革命党知道这种伪立宪的呼声,足以阻碍他们的前进,所以虽在处境极困难的当中,还是拼命奋斗,以图振兴愚昧薄弱的国民精神。从宣统继立到武昌起义前,计有下列诸役:

一、戊申十月二十六日,熊成基发难于安庆;

二、庚戌正月初,广州新军变乱;

三、庚戌二月,汪精卫、黄复生等谋刺载沣;

四、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死难之役。

(此外还有温生才刺杀孚琦,是三月二十九日广州发难的先声;林冠慈、陈敬岳谋刺李准是广州起事失败的余波。)

熊成基安庆之役,并非主自同盟会,也是中山所谓“慕义之士,闻风兴起,独树一帜以建义者”。熊为安徽新军炮队营队官。戊申秋间,湖北和南洋(即苏、皖、赣)的新军定期会操于安徽之太湖,熊党本想乘秋操起事,恰逢光绪帝和西太后相继暴亡;消息传来,人心惶惶,以为将有大变(此时外人亦有虑中国将起变乱者)。各省督抚都异常防范,查拿革命党愈严。熊恐被查觉,便于十一月十九日(西太后死后第四日),率安庆城外的炮队营联合马队兵起事。此时皖抚为朱家宝,原来防范很严,闻变,闭城严守,又分电秋操军队和长江水师来援。熊因攻城不下,而敌之援军四集,退去庐州,溃散。(熊成基后至哈尔滨谋刺载涛被捕,在吉林遇害。)此役虽非发于同盟会,然可见革命思想在各新军中已到处潜伏,使一般清吏昼夜悬心吊胆,其影响亦不小。但自熊成基失败以后,在宣统元年的一年中,革命党毫无动作,所以梁启超有前面所举“如汤沃雪”的乐观话。原来革命党中心机关同盟会的干部,自镇南关河口几次失败以后,中山西去,黄兴、胡汉民或困守南洋,或秘伏香港,物资缺乏,惩前此之失不欲轻举,想培养一个比较有把握的基础再动手。汪精卫则自丁未以来便怀一种用短兵突击(暗杀)的计划,而屡为黄、胡等所反对。己酉(宣统元年)的一年间,黄、胡等大约秘密往来于南洋、香港间,其目的在培养基础于广州之新军,汪则决意进行他的短兵突击计划。庚戌一二两月内,广州新军闹的乱子和汪、黄在北京的被捕,都是先一年酝酿而来的。此一年内,汪、胡间常有书札往来辩论。胡以为:“此后非特暗杀之事不可行,即零星散碎不足制彼虏死命之革命军,亦断不可起,盖此使吾敌之魔力反涨,国民愈生迷梦。”汪则以为:“伪立宪之剧日演于舞台,炫人观听,而革命行动寂然无闻……国人将愈信立宪足以弭革命之风潮……愈坚其信仰立宪之志。……吾党若无直接激烈行动,其结果必出于此。……若谓零星散碎之革命军,足伤吾党元气……至于暗杀,不过牺牲三数同志之性命,何伤元气之有。”(见汪精卫与胡汉民书,载汪之文选内)中山、黄兴和其他同志都反对汪的主张。汪、胡间虽有书札往还,而汪对于其他同志的电招,连回信都没有,因此便有反革命派的人从中挑拨,说汪与中山有隙,将分道扬镳了,并且藉故攻击中山。岂知汪所以不回答他们之电信,是不愿向同志说假话,又不愿意使暗杀的密谋被多人知道,恐怕容易泄漏的原故。及到北京事发,胡汉民方把汪的几封来信发布。汪和黄复生等在北京谋炸摄政王府,机关败露,被捕,审讯时,汪的供词洋洋数千言,清廷不敢发表一字,恐怕激动国人的耳目。汪、黄的罪刑原定处死,后来载沣听信几个老成人的话,想藉此博宽大之名,并以缓和党人的心理,才定为无期徒刑;但是革命党人并不感谢他。此次汪的计划固未成功,而黄、胡等所经营的广州新军计划,尤先汪案而失败。广州新军本已运动成熟,拟于庚戌正月某日发动,不料在己酉十二月三十日,因为新军中有兵士数人,以细故与巡警冲突,便激起一个大风潮来,不能遏止;革命党员倪映典于庚戌正月二日仓卒入营指挥,率领新军一部分从沙河进攻省城,至横支冈为敌截击;倪映典中弹而死,余众犹奋勇对敌,卒以众寡不敌溃败。费了一年多工夫的经营,竟如此“昙花一现”而散,真使他们短气。此时中山由美东行,至三藩市,闻败耗,因取道檀香山、日本而至槟榔屿,电邀胡汉民、黄兴、赵声等往商卷土重来的计划。当时磋商情形,依中山自述如下:

……时各同志以新败之余,破坏最精锐之机关,失却最利便之地盘,加之新军同志,亡命南来者,实繁有徒,招待安插,为力已穷;而吾人住食行动之资,将虞不继,举目前途,众有忧色。询及将来计划,莫不欷歔太息,相视无言。(可见革命党当时的苦况。)予乃慰以一败何足馁!吾曩之失败,几为举世所弃,比之今日,其困难实百倍。今日吾辈虽穷,而革命之风潮已盛,华侨之思想已开。从今而后,只虑吾人之无计划、无勇气耳。如果众志不衰,则财用一层,予当力任设法。时各人亲见槟城同志之穷,吾等亡命境地之困,日常之费每有不给,顾安得余资以为活动。予再三言必可设法。伯先(即赵声之别号)乃言:“如果欲再举,必当立即遣人携资数千金回国,以救济某处之同志,免彼散去,然后图集合而再设机关以谋进行。吾等亦当回香港与各方接洽。如是日内即需川资五千元;如事有可为,则又非数十万大款不可。”予乃招集当地华侨同志会议,动以大义,一夕之间,则醵资八千有奇。再令各同志担任到各埠分头劝募,数日之内已达五六万元,而远地更所不计。既有头批的款,已可分头进行。……于是乃有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之举。

观此我们可知道辛亥三月震动全国耳目的广州之役,是革命党从艰难困苦到极点的境遇中振拔起来的,而亦卒归于失败。此次计划的大方针,原定“以新军为主干。但鉴于从前运动军队或民军,难于择一发难,乃抉择同志五百人为选锋,任发难之责,以领导军队及民军,盖将倾全党人力财力以赴之也。广州一得,以黄兴统一军出湖南趋湖北,赵声统一军出江西趋南京”。(以黄于湖南曾办华兴会,党羽甚多;赵曾任南京新军统领,与新军感情甚洽。)这种方针,是庚戌年十一月在槟榔屿决定的。决定后,赵声即回香港,保存广州新军团体。黄兴于十二月中旬、胡汉民于辛亥正月中旬先后返香港,长江各省及闽桂日本各同志也有到的,便在香港组织统筹部,分担职务,举黄兴为统筹部部长,赵声为副。下分出纳、秘书、储备、调度、交通、编制、调查、总务八课;由赵声、胡汉民、姚雨平、胡毅、李海云、陈炯明、洪承点、罗炽扬等分别执掌。又鉴于累次的失败,大概由于“机关”部分被破,牵连全局,因议定各事由各主任人负责,各部之事不相问,亦不相告,藉以保守秘密。继续在广州秘密分设的机关约有三十几处,起初也是各不相知。不久,长江各省的秘密约束有了相当的成熟;广州方面的新军、防营、警察、民军、本党的选锋队,都有了相当准备;本有最大限度的成功希望。其失败原因:一、由于新军的军械,因前次新军变乱的原故,被政府收去,只能由本党接济少数的军械;二、由于在南洋筹款时早被南洋的反对党知道,传达粤督张鸣岐,张已预先防备;三、由于温生才刺杀孚琦,促起广州当局的严密警戒与搜查,此实为失败最重要之原因。发难的时期初定于三月十五日,本党选锋队(以五百人不够)定为八百人,分为十路:黄兴率百人攻督署;赵声率百人攻水师行台;徐维扬等率百人攻督练公所;陈炯明等率百人防截旗界,占领归德、大北两城楼;黄侠毅等率百人攻警署协署兼守大南门;姚雨平等率百人占领飞来庙,攻小北门延新军入;以外还有五十人一队的四队,分攻他所。因为等候军械延迟到三月二十日夜,而张鸣岐和水师提督李准,已把他们的秘密探出。又因是月十日,温生才刺杀孚琦,城中戒严;一面调防营布防,一面下令搜索。黄兴于三月二十五日入广州,二十六、二十七日,广州的机关和党人,已有被破坏捕获的。城内风声鹤唳,党中因有人提议延期,命各部已到选锋队退出,未到者暂勿来;黄兴欲以一死拼李准(因筹款与集合人才不易,且恐失南洋同志之信用故也),卒以众议决定下展期命令。至二十八、二十九日,忽有人谓,粤督调来之防营即本党之同志,事尚可为,复下命令定二十九日午后十二点钟举事。至二十九日午,黄兴住所附近之机关又有被破获者,众恐搜索至本处,将所谋全归无效,纷请即发;朱执信至谓,若不发即自杀;因于本日午后五时半,由黄兴率选锋队约百人扑攻督署;原定十路,因数次命令变更,或已退出而未能集合,或再集合而尚未到省,临时变更计划,与黄同时发动的仅有四路。其中延接新军之一路又因计划变更,接济新军之少数军械未能达于新军手中,新军限于城外,束手坐观,失去一大助力。黄兴所率之选锋队攻入督署,张鸣岐由署后凿孔逃往水师行台。黄率所部出署,谋分途转攻他所,至双门底,遇温带雄所率防营军队数百人。温本已与革命党人联络,并已得革党命令于五时半往攻水师行台,擒拿李准,又得李准命令入城防攻党人;温喜极,即扣留李之传命者,率队出发,欲达到水师行台始换革党白布臂章;行至双门底,黄等见他们无臂章,不知他们是同党,黄部方声洞首先向温带雄发枪,温即倒毙,彼此误会互相轰击,黄部冲散,巡防队因温死亦散。黄以孤身闯入一小店内犹于门隙中射击敌人,敌散后见自身衣上血迹模糊,始知丧去三指,辗转逃入河南,数日后始逃至香港。假使没有双门底一场误会的攻击,李准和张鸣岐同在水师行台,必为温带雄的防营军队所毙或被擒获,广州必为革命军所占领;乃因防止泄漏严密过度的原故(温部不能早换臂章是恐中途遇阻,而温不以此预告统筹部,是守各部不相闻问的原则),把自己两部分的主力军队由自己全行破坏;否则广州一得,长江方面相继响应,恐怕清廷的命运延不到本年八九月了。此次的失败,牺牲最大,所谓黄花岗的七十二烈士(实则党员之被难者不止七十二人)是革命党的精华,也是国民的精华。我们试看烈士中的林觉民在此役实行后几日写给他的爱妻的遗书(林君遗书,作为附录载于本节之末,请参看),便知道他们的血是为谁而溅的了。但是此役的影响也是很大,七十二烈士的血痕已深深映入国民的脑际;除了一部分意志薄弱的立宪党人,必待皇族内阁出现,渐至半醒外,大多数的国民大概都震醒了。

(附录)林觉民与妻书

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竟书而欲搁笔;又恐汝不察吾衷,谓吾忍舍汝而死,谓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为汝言之。

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顾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司马春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语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

汝忆否四五年前,某夕,吾尝语曰,与使吾先死也,无宁汝先吾而死。汝初闻言而怒,后经吾婉解,虽不谓吾言为是,而亦无辞相答。吾之意盖谓以汝之弱,必不能禁失吾之悲,吾先死,留苦与汝,吾心不忍,故宁请汝先死吾担悲也。嗟夫!谁知吾卒先汝而死乎?吾真真不能忘汝也!回忆后街之屋,入门穿廊,过前后厅,又三四折,有小厅,厅旁一室,为吾与汝双栖之所。初婚三四个月,适冬之望日前后,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吾与汝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及今思之,空余泪痕。又回忆六七年前,吾之逃家复归也,汝泣告我,望今后有远行必以告妾,妾愿随君行。吾亦既许汝矣。前十余日回家,即欲乘便以此行之事语汝,及与汝相对,又不能启口;且以汝之有身也,更恐不胜悲,故惟日日呼酒买醉。嗟夫!当时余心之悲,盖不能以寸管形容之。吾诚愿与汝相守以死,以今日事势观之,天灾可以死,盗贼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辈处今日之中国,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到那时使吾眼睁睁看汝死,或使汝眼睁睁看我死,吾能之乎!抑汝能之乎!即可不死,而离散不相见,徒使两地眼成穿而骨化石,试问古来几曾见破镜能重圆?则较死为苦也,将奈之何!今日吾与汝幸双健,天下人人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吾今死无余恨。国事成不成,自有同志者在。依新已五岁,转眼成人,汝其善抚之,使之肖我。汝腹中之物,吾疑其女也,女必像汝,吾心甚慰。又或是男,则亦教其以父志为志,则我死后,尚有二意洞在也,甚幸甚幸!吾家后日当甚贫,贫无所苦,清静过日而已。吾今与汝无言矣!吾居九泉之下遥闻汝哭声,当哭相和也。吾平日不信有鬼,今则又望其真有;今人又言心电感应有道,吾亦望其言是实;则吾之死,吾灵尚依旁汝也,汝不必以无侣悲!

吾平生未尝以吾所志语汝,是吾不是处;然语之又恐汝日日为吾担忧;吾牺牲百死而不辞,而使汝担忧,的的非吾所思。吾爱汝至,所以为汝体者惟恐不尽。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于今日之中国;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于今日之中国。卒不忍独善其身。嗟夫!巾短情长,所未尽者尚有万千,汝可以模拟得之。吾今不能见汝矣。汝不能舍吾,其时时于梦中得我乎!一恸!辛亥三月二十六夜四鼓,意洞手书。家中诸母皆通文,有不解处,望请其指教,当尽吾意为幸。

(此是革命党员一篇至高尚纯洁的情书,附录于此,使读者知道黄花冈烈士是为什么流血牺牲的。假使后来的革命党员,大家都守着这种高尚纯白的精神,替国民谋幸福,民国当早抵于安康福乐的境地了,何至尚有今日的扰攘。乃一至清朝倾覆,而此种高尚纯洁的党员不易见,吾知林烈士当与诸烈士痛哭于九原。)

四 铁道国有政策的反响

革命与立宪的运动,本是由东西帝国主义的压迫促起的。在辛亥年的夏秋间,有一件与黄花岗烈士殉难同认为武昌起义导火线的事件,所谓铁道国有政策,原于帝国主义投资的竞争而生的,不可不叙述一下。

自日本战胜俄国后,日本的国威膨胀,加入世界帝国主义者的队伍,与他们并驾争趋,想执中国问题的牛耳;西方的帝国主义者,看见日本的来势凶猛,对于侵略中国的方针也发生变动。如日英同盟的改订(一九〇五年八月),日法协约(一九〇七年六月)、日俄协约(一九〇七年七月)的成立,日美照会(一九〇八年十一月)的宣布等,都是日本和西方列强整理步调的动作。及日俄两国在满蒙进行囊括的计划过于猛烈时,美国有些眼热,便向各列强提出一种“满铁中立案”,想牵制日俄的行动;结果满铁中立案失败,反促起日俄的结合,于是有日俄第二次的协约(成立于一九一〇年并有密约)成立。(第二次日俄协约的成立,最惊动国人耳目,革命、立宪两党的运动积极猛进,都因感受这种局势的危急。)美国自“满铁中立案”失败后转变方针,另采一种联合投资政策。此时清政府因为要粉饰新政,处处需钱,财政又日趋穷迫;一班贪婪的少年亲贵拥着一个贪而且庸的奕劻,更相互以敛殖私财为事;听到一班猎官的新人物,贡献他们一种“利用外资,开发实业”的政策,就喜欢的了不得,于是内外凑合,在辛亥年春夏的几个月间,外债骤增约二万万;其最著者为:

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币制借款一千万镑(即一万万元,三月十七日成立);

日本铁道公债一千万元(三月二十四日成立);

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川汉、粤汉铁道借款六百万镑(六千万元)。

主持这些借款的重要人物,就是载泽和盛宣怀。载泽之妻与光绪帝后(此时称太后矣)为姊妹,在亲贵中势力很大,任度支大臣,总揽财政全权;盛宣怀本是由张之洞卵翼而得势的,(甲午战争时,盛为天津关道,因犯贪污卖国之嫌,为舆论所攻击,奉旨开缺查办。此时任查办者为北洋大臣王文韶、南洋大臣张之洞;王本袒盛,张则素恶盛,盛因乞张保全。张此时因办汉阳铁政局[即汉冶萍公司前身],亏空公款六百余万,受户部切责。乃谓盛曰:汝若接办铁政局为我弥补亏空,则保汝,否则劾汝。盛不得已允之,并谓铁政局既有亏空,所出之铁又无销路,则负担太难;若能保举宣怀办铁路,则此事易任。张亦允之,于是遂与王文韶联衔保盛督办铁路,是为盛宣怀与路政发生关系之始。从此盛以路矿致巨富,而汉冶萍公司则亏累日增,陆续借入日债,其权遂落入日本人之手。此则张之洞提倡实业之大功也。)现在夤缘亲贵,巴结载泽,任邮传部大臣,想藉铁道借款,一面扩充私囊,一面巩固权位,因投合皇族内阁集权的心理,提出一种铁道国有政策,于辛亥年四月十一日,用上谕宣布。四月二十二日,盛乃与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签订川汉、粤汉铁道借款。这便是铁道国有政策的由来。

近五六年来的革命立宪运动,本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有密切关系,及见政府如此滥借外债不遗余力,已惹起群众的大非难。但在四国币制借款和日本一千万元借款宣布时,群众虽然非难,还没有发生大风潮,因为这两项借款,尚与商民无直接的利害冲突。及到铁道国有政策和川粤汉铁道借款宣布后,反抗的大风潮就起来了。原来粤汉铁道曾由美国合兴公司承办,后以该公司违约,由人民力争收回,已批准由商民集股自办,川汉路亦经批准商办。但是商民的力量,除广东一省较为充足外,如川、湘等省,股本实难招足,因此在川、湘等省有抽收租股及米盐捐、房捐等办法(湖南已收集民股二百余万元,租股一百二十八万元,房捐股四万余元,湖北、四川未详),粤省已早修筑,川省宜万一段亦已开工。忽然说要取消商办案,以国有名义,把权利送给外人,因与各省商民的权利发生直接的冲突,于是反抗之势如火燎原,不可扑灭了。川、粤、湘、鄂各省纷纷设立保路同志会,一面以各省咨议局为开会反抗的大本营,一面派代表进京,一面电请各省京官援助,于是奏劾盛宣怀的奏折如雪片飞来。署理川督王人文左袒商民被申饬,湘抚杨文鼎、川督赵尔丰起初也左袒商民,被申饬。盛宣怀倚靠皇族内阁为后盾,丝毫不能动摇,对于各省的反抗集会,并下格杀勿论之谕。日本留学界援助商民,力主“路存与存,路亡与亡”之说,旅美粤侨也开会集议,势尤愤激,说“粤路股银,皆人民血汗,当执定成案,有劫夺商路者,格杀勿论”。政府对于反抗的人民,用“格杀勿论”四字,侨商对于政府也用“格杀勿论”四字,可谓针锋相对。在相持最激烈的当中,汤化龙在北京,见各省京官所上争路公呈全无效力,曾提出一种调停的办法:拟定商民股款不向政府索回,作为路股,要求发给股票,并要求邮部许各省商民立查账会,有稽核铁路度支之权。但是盛宣怀意在把持,绝对不容商民有干涉权,汤的调定办法亦无效。此次争路风潮最激烈的,要算四川人。川代表刘声元在北京,以为政府大臣皆与盛宣怀一气,想直向摄政王载沣请愿,两次前往,皆为门役所阻,乃跪地安门外,等候载沣,拦舆递呈,令逮交步军统领衙门讯究;步军统领衙门把他释放了,他又向奕劻上书,于是令步军统领衙门将他解回原籍,旅京川人纷纷集合哭送。这是川人在北京争路的情形。至于在四川省内的情形,尤为好看:七月初一日,保路同志会议决罢市,商民每家皆供光绪帝牌位,举哀号哭;各国领事见势不佳,照会政府请设法保护;赵尔丰也恐怕惹起大乱来,与将军玉岷联名奏请川路暂归商办;奉旨申饬,不许。端方因奏劾赵尔丰庸懦无能、败坏路事,乃命端方自湖北带兵入川查办。七月十五日,川人听说端方带兵入川,举代表往督署,求阻端方。赵尔丰因前此容纳商民意见,被端方藉为口实,负气不过问;代表再四要求,乃将代表蒲殿俊(咨议局议长)、邓孝可(法部主事)、颜楷(股东会会长、翰林院编修)、罗纶、胡嵘等拘禁署中;人民相率至署求释放,被卫兵开枪击杀多人。赵因电奏川人以争路为名,希图独立,意在变乱,与路事无涉;清政府命严饬新旧各军,相机剿办,近省民团多为官兵所焚杀。这是四川省内争路的情形。

此次争路风潮,当然有革命党人在里面煽动,但是若与商民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煽动未必有这大的效力。自此风潮发生以来,与革命党人素无关系的商民,也不知不觉趋向革命党方面来了。革命党刻刻乘机待发,立宪党亦已失望,一般商民又积愤无可伸雪,于是只等武汉炮响,爱新觉罗氏相传二百六十八年的金交椅,就此颠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