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所说的文学，与现在所说的文学有所不同。如《论语·先进》中记载，孔门四科有德行、言语、政治、文学。当时的文学包含了礼和乐，范围很大。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诗、礼、乐三件事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现今，我们只把诗算作文学。
相对而言，古时所说的词章之学与现在所谓文学的意思大致相同。虽然讲词章之学的偏重形式，但包含了真正的文学作品。四库书中，文学一般都在集部，但集部中并非都是文学作品。比如一种文集里不光有文学作品，还会收录议论文、考据文、应酬文等文章，所以集部里的书不光是文学，还有大部分文字是史学、哲学或日常应用文。集部之外，也会有文学作品的存在，比如被归在经部的《诗经》，实际上是部文学书。在现代文学中占重要地位的小说，过去属于子部，而且只收录笔记琐闻，《水浒》、《红楼梦》等白话小说则排除在外。戏曲也不列入文学正宗。总的来说，很多现代被视为文学的作品，以前并不归入文学类。
古时对文学的分类很繁杂，如《昭明文选》把诗文分成三十七类，诗一类又分二十二子目，古今诗体按题目分为二十余类；按作者分为五十多类……有关文学的知识，我们将分韵文与非韵文两部分来讲述。韵文是要求使用同韵母的字作句字结尾，以求押韵的文体，与散文（不要求押韵的文体）相对，如诗歌、赋、词、曲等。
集部的书有总集与别集的分别。但凡收录多名作家的作品，叫总集，只收录一人作品的，叫别集或专集。《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总集，这部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相当于希腊荷马的《奥德赛》与《伊利亚特》。
人类最初的文学形式就是诗歌，其他文学形式基本都是从诗歌发展而来的。《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纯文学书，由《诗经》演变而为《离骚》，而后依次演变为汉朝的赋、六朝的骈文、唐朝的诗、宋朝的词、元代的曲等。
《诗经》分为风、雅、颂三部分。三部分中，风的文学价值最高。风是从民间采录的歌谣，收录了很多抒情诗及反映人民生活疾苦的作品。雅和颂，是当时朝中士大夫所写的，有些诗篇直接把作者的名字点出来了，如《小雅·巷伯》有“寺人孟子，作为此诗”，《大雅·崧高》及《烝民》都有“吉甫作诵”句。雅中的诗歌，有的是美丽的神话与传说，有的是社会动荡民不聊生苦痛的疾呼。其他则多为歌功颂德、夸耀国威的乐歌。这一部分的诗歌可算是叙事诗类的史诗。颂也包含史诗，如《商颂·玄鸟》篇。
《诗序》以风、雅、颂各部分的第一篇为代表作，称为“四始”。《国风》以《关雎》为始，《小雅》以《鹿鸣》为始，《大雅》以《文王》为始，《周颂》以《清庙》为始。《关雎》一篇很受孔子的推崇，说“《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整部《诗经》，孔子总结：“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
《国风》的开篇是《周南》和《召南》，诗歌的背景是春秋战国时代的楚国一代。据说一向蛮荒的南方国家受到文王的影响，而产生了如此温厚的歌谣，比其他国风更正派，所以列在前面，且有意把它们从国风中分出来另作一类，变成南、风、雅、颂。实际上，所谓“南”，就是南方乐歌，周与召大概是采集南方诗歌的两位负责人。《周南》和《召南》可算楚风一类。因此，《诗经》中并不完全都是北方文学。
《楚辞》是中国汉族文学史上第一部浪漫主义诗歌总集，骚体类文章的总集。“楚辞”的名称，西汉初期已出现，至刘向编辑成集，东汉时王逸作了注本。《楚辞》包含了屈原、宋玉、景差、贾谊、东方朔等人的作品共十六篇，其中屈原是主要作者，其他作者不过是仿照他的文体创造，所以一并收录了。后王逸增入自己的作品《九思》，成十七篇，流传至今。
屈原是楚国人，与楚王同姓。楚怀王原本比较信任他，后来因为上官大夫们的谗言诽谤，被疏远放逐到湘沅地区—湘水与沅水一带。屈原看到楚国政治腐败，国势衰微，多次被秦国哄骗欺侮又无力反抗，将有亡国的危险，于是忧愤而作《离骚》。有关“离骚”二字的含义后世有很多说法，王逸认为是离别忧愁之意。屈原根据湘沅一带祀神的巫歌创作了《九歌》，同时还有《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等作品。
当楚国国都郢被秦兵攻破，既无力挽救楚国的危亡，又深感政治理想无法实现的屈原，最终投汨罗江而死。后世流传的端午节即为纪念这位才华横溢又忧国伤怀的伟大诗人。
无论形式还是内容，《楚辞》都和《诗经》不尽相同。形式上，《诗经》虽有三字、五字、六字、七字或九字一句的，主要还是四字句的最多，因此算是四言诗。《楚辞》则以六字句居多，而且长短参差，形式活泼。内容上，《诗经》的情感色彩温柔敦厚，《离骚》则奔放热烈。梁启超据此认为，光看《离骚》的文风及屈原投江的激进行为，就知道屈原的性格跟讲中庸之道的中国人不同。《诗经》中的神话比较少，《离骚》中有丰富的神话，如羲和、望舒、飞康、丰隆、宓妃、有娥、帙女等故事，这跟希腊的荷马诗很相似。如果拿祀神的《九歌》与《诗经》中的颂相比，后者所祀的神是祖先，前者所祀的东皇太一、湘夫人、山鬼、国殇，多是离奇怪诞的鬼神，屈原所歌唱的虽是神话，实际是现实深刻的反映。
《离骚》是屈原最重要的代表作，凡两千余字，是一篇伟大的抒情叙事诗。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后世用来泛称文学的“风骚”一词，风指《诗经》中的《国风》，骚即《楚辞》中的《离骚》。继承屈原创作文体的诸作者中有一个宋玉，他所作的《九辩》以悲秋开始，情辞凄婉，也非常著名。
骚体文学包括楚歌和楚赋，它们有两个共同特点：一是以《楚辞》中作品为模拟范式，二是“兮”的大量运用；后者构成了骚赋有别于其他作品最明显的外在标志。不仅有项羽《垓下歌》、刘邦《大风歌》、汉武帝的《秋风辞》等帝王作品，整个两汉魏晋骚体都是《楚辞》的继承者。
《楚辞》对中国文学的发展有极其深广的影响，几乎每个文学领域，各个不同的体裁的文学都不同程度存在它的身影。郑振铎在《屈原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一文中给予《楚辞》极高的评价：“像水银泻地，像丽日当空，像春天之于花卉，像火炬之于黑暗的无星之夜，永远在启发着、激动着无数的后代的作家们。”
赋
赋，源于《楚辞》及战国时代的策士文，是汉朝文学的代表形式。赋的形式在诗与文之间，班固说“赋者，古诗之流也”，又说“不歌而诵，谓之赋”，赋是一种能读不能唱的诗。赋的意义是“铺”、“敷”，所以敷陈叙事，铺展词采。
《汉书·艺文志》中将赋分为四种：屈赋、陆赋、荀赋、杂赋。屈赋即《楚辞》，如汉朝的贾谊、淮南王刘安的赋，特点是抒情。陆赋是汉时陆贾的赋，枚皋、朱建、严助、朱买臣、扬雄等人的赋也属此类，流传至今的只有扬雄的作品。这类赋是策士文的一种演变，偏重于辞令说理。荀赋即《荀子》中的《赋篇》，特点是咏物。杂赋所列书目全部失传，无法知道内容形式。从今天的观点看，只有屈赋一类可归于文学。
除《汉书》的记载外，还有很多作赋的名家，最出名的是司马相如，代表作有《子虚赋》、《上林赋》、《大人赋》、《长门赋》等，都跟宫廷生活有关。前两篇描写田猎，第三篇描写神仙，第四篇是替失宠的陈皇后抒写情思以感动皇帝。司马相如生性浪漫，有与年轻寡妇卓文君相恋的佳话，后来成为汉武帝的御用文人。东方朔，代表作有《七谏》、《答客难》，也是汉武帝的侍文之臣。
贾谊，是早期汉赋的代表作家，他的《吊屈原赋》、《鵩鸟赋》成为抒写抑郁不平之情的典范，最具个性。其他作家，如枚乘，代表作《七谏》；扬雄模仿司马相如的《甘泉》、《羽猎》、《长惭》等赋最出名；东汉班固的《两都赋》曾名动天下，此外有张衡的《西京赋》，传说写了十年，也很有名。著名才女蔡文姬之父蔡邕创作了很多赋，以《述行》、《短人》、《释海》等篇最佳。
汉代社会经济发达，无战乱之忧，君王们想以文字装饰太平，夸耀功德，并消遣娱乐，于是就用利禄功名奖励作文之人。所以，汉赋大体上是宫廷文学，内容无法与《楚辞》相比。形式上堆砌辞藻，铺张事物，作赋家多兼为字典编纂者，字典上的种种物名也尽数列上去，又喜欢用排偶句法，因而活泼有生气的文章少，笨拙冗长的为多。
因偏重形式，内容日益贫乏，魏晋以后再难出现好的赋，所以后世章太炎曾评价：“自屈、宋以至鲍（照）、谢（灵运），赋道已极，庾信之作，去占愈远……赋之亡盖先于诗。”魏晋以后，赋日益向骈文方向发展，称为“骈赋”；唐代又由骈体转入律体，称“律赋”；宋代以散文形式写赋，称“文赋”。唐宋时期著名的赋有杜牧的《阿房宫赋》、欧阳修的《秋声赋》、苏轼的《前赤壁赋》。
虽然对于现代人来说，赋远不及诗、词、散文、小说那样脍炙人口。但在古代，特别在汉唐时，赋与诗比肩，从曹丕的“诗赋欲丽”和陆机的“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可窥一斑。汉唐时期，有只作赋而不写诗的文人，却几乎没有只作诗而不写赋的才子。建安以后乃至整个六朝时期，对赋的推崇甚于诗。赋与汉代的诗文一起，成就了汉代文学的灿烂与辉煌。
乐府
唐朝以前的诗被称为古体诗，唐时的诗被称为今体诗或近体诗。古体诗分为乐府和古诗两种。
乐府，本是掌管音乐的机关名称，最早设立于汉武帝时，以李延年为协律都尉，收集编纂民间音乐、整理改编与创作音乐，并进行演唱、演奏等活动。那些可唱出来的诗，称为“乐府”，不能唱的诗，称为诗，即唐人称的“古诗”。汉代以前，诗乐不分，因为凡诗都能歌唱。汉时歌诗分离，民间的歌曲得以保存下来。此后，凡文人专门模仿创作的民歌，或模仿古乐府的形式创作但不能唱的诗，也称“乐府”，或“新乐府”。乐府双璧是《木兰诗》与《孔雀东南飞》。
早在汉武帝设立乐府之前，乐歌的形式已受皇家青睐，如汉高祖刘邦作《大风歌》，令家乡沛中上百儿童歌唱，高祖爱好“楚声”，他的《鸿鹄歌》及唐山夫人的《房中祠乐》都是楚声。武帝设立专署，命司马相如等增制十九章之歌，采集燕、代、秦、楚等地的民谣，用箜篌、横吹等外国乐器演奏，李延年根据胡曲创作新声，音乐风格大变，乐府诗开始风行。西汉至东汉初年是乐府的发展时期，东汉末年及建安（汉献帝年号）前后达到全盛阶段，建安之后模仿之作居多，隋唐时期逐渐衰落。
据宋代学者郑樵《通志·乐略》记载，汉时创作的歌曲有《短萧铙歌》、《相和歌》、《郊祀歌》等十余种，每种有若干曲。相和曲中有《薤露》、《蒿里》、《陌上桑》、《箜篌引》等，都是从民间收集，《陌上桑》与《箜篌引》的歌词，前者活泼诙谐，后者凄婉动人。《郊祀歌》是邹阳、司马相如等文人的作品。《短箫铙歌》是鼓吹曲，发声宏大，用于军队。东汉时乐府诗，如辛延年的《羽林郎》、繁饮的《定情诗》等，都属佳作。建安时期，魏武帝、魏文帝及曹植的乐府诗，如《短歌行》、《燕歌行》、《秋胡行》等，情感充沛，寓意深刻。南北朝时代，又有许多新创作的乐府歌曲。南朝流行《华山畿》、《子夜歌》等民歌，是柔婉的“清商乐”。北朝乐府偏向刚健的胡声，歌词质朴，有《琅琊王歌》、《折杨柳歌》、《捉搦歌》、《陇头流水歌》等。
宋朝郭茂倩编辑的《乐府诗集》，收录了汉魏到唐五代的乐府歌辞及先秦至唐末的歌谣，共五千多首。真正的汉魏乐府，可在其中领略到。
五言诗
汉魏六朝间的诗，多半是五字一句的，而建安时代，五言诗的创作特别丰富而优美，因《昭明文选》中多为五言诗，人们也称为“选体”。五言诗和乐府不无关系，如李延年《北方有佳人》、蔡邕的《饮弓长城窟行》、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以及之前提到的《孔雀东南飞》、《羽林郎》、《陌上桑》等，基本都是五言。
五言诗始于何时，前人看法不一。有的认为汉代李陵与苏武的唱和诗是五言之祖，有的认为《古诗十九首》才是五言起源，而作者和创作年代都不可考。五言诗虽不能确定创于何人，而起源于西汉则是无疑的。东汉时，五言诗作家有班固、张衡、傅毅、徐淑、秦嘉夫妇、蔡文姬等。建安时期，曹操、曹丕、曹植三父子最为有名，以陈思王曹植的作品成就最高，著名代表作有《美女》、《七哀》、《名都》、《白马》、《驱车》、《弃妇》等。其次是号称“建安七子”的孔融、王粲、徐幹、陈琳、阮瑀、应玚、刘桢。这些诗人中佳作不多，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最为世人称道。同时代的诗除五言占主流外，也有四言诗，如曹操的《短歌行》，和七言诗，如曹丕的《燕歌行》。四言诗是《诗经》形式的延续，七言诗则是一种新的诗体创作。
建安时代的文风，由质朴渐入浮华，讲究音节与辞藻的华美，为六朝的唯美主义文风奠定了基础。继承建安风格的有阮籍和嵇康，前者以《咏怀诗》著名，他们是正始（魏主芳的年号）文学的中心人物，同时又是西晋“竹林七贤”（除他二人外，还有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的先锋人物。西晋太康（武帝年号）时期的“三张”—张载、张亢、张协，二陆—陆机、陆云，二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等，都不同程度继承了建安的传统，但专注对仗排偶的技巧，诗意日渐浅薄。南北朝时，淫艳之风大行。
东晋南北朝时期的诗，形式上仍继承汉魏，五言古体诗为主，其次是七言古体诗，“律诗”初见萌芽，诗风不似先前的质朴婉转，日趋艳丽浮华，只有东晋末年的陶潜与别家格外不同。
陶潜，字渊明，世称靖节先生，曾做过几年小官，后因厌烦官场辞官回家，从此隐居乡里以诗酒自娱，与周续之、刘遗民并称“浔阳三隐”，以田园生活为题材创作诗文，清新自然，不事雕琢，同时又怀有深情寄托。陶渊明的诗如《归田园居》、《读山海经》、《饮酒》、《咏荆轲》等，都为世人称道。词赋也很有名，代表作有《归去来兮辞》、《闲情赋》。
陶潜之后，有诗人谢灵运，他是东晋指挥淝水之战的著名大将谢玄的孙子，袭封康乐公，也喜欢歌咏自然，后人将他与陶潜并称，他为山水诗人，陶潜为田园诗人。唐时的孟浩然、王维、储光羲、韦应物、柳宗元等人，都学陶诗以歌咏自然风物。
谢灵运和颜延之、鲍照，都是宋元嘉（宋文帝年号）体的代表作家。谢灵运和弟弟谢惠连在当时的文坛名气不小，人称“大小谢”。也有人将他和南齐的谢脁并称“大小谢”。谢脁字玄晖，曾作宣城太守，是齐永明（齐武帝年号）体的代表者。齐武帝的第二个儿子竟陵王萧子良，爱好写诗，他所结交的诗人谢脁、任昉、沈约、陆倕、范云、萧琛、王融、萧衍等，号称“竟陵八友”。后来的皇帝梁武帝萧衍又收编了这八位诗友，因此有所谓“齐梁体”的名目。
梁代的君主都是文学家，梁武帝的三儿子萧纲—后来的简文帝，特别以艳诗著名，号称“宫体”。江淹、何逊、吴均等也是梁代的名诗人。此时诗的形式渐重声调格律，风格日益低俗，至陈代更甚，较著名的诗人有徐陵、阴铿、庾信等人。徐陵编选汉魏六朝的艳体诗十卷，名《玉台新咏》，于是有“玉台体”的名称。
北朝诗人不似南朝诗人那样众多，北魏的温子升、魏收、邢邵名声在外，以温邢并称，又有“大邢小魏”之号，南朝的庚信到北周任职，于是又有南徐北庾的说法。至隋统一南北，除隋炀帝杨广，还有诗人薛道衡、杨素、虞世基、王胄等名家，对徐陵、庾信有所继承，但诗风开始转变。不乏荡气回肠、情感豪迈的作品。
这一时期出现的女作家有苏蕙，擅于回文诗。民歌《子夜歌》的创作者是一位名叫子夜的女子。此外，谢道韫也是一位女诗人。
唐诗
唐朝是古体诗的黄金时代，诗人之多，诗文之优，其他时代无法相比。诗体形式多样，风格各异。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还创造出了近体诗，产生了杜甫、李白两位诗坛中的巅峰人物。
近体诗，即律诗。律诗的特点是讲究平仄和对仗。分五言律、七言律两种，以八句为一首，每两句为一韵，首一句也有时叶韵，中间的四句必须做成两个对联，也有全部都对的。又有“绝句”的形式，即截取律诗的一半，有七绝、五绝两种。六朝时阴铿、何逊、徐陵都写过五言律，只是当时没有确定为一种格式，到唐朝沈佺期、宋之问才确定。唐代诗人所作的古体诗以五言、七言为主。两句为一韵，没有句数限制，也无平仄对偶的讲究，每句字数也可变动。
唐诗有初、盛、中、晚四个时期的分别。初唐期约一百年，代表诗人有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并称“四杰”；有沈佺期、宋之问等继承陈隋艳诗风格的；有陈子昂、张九龄主张质朴的，开盛唐诗文创作的先声。这一时期，确立了五言、七言律，出现了五言、七言绝，又有“排律”这样一种创作形式：扩大律诗的篇幅，增加对联句者十韵。诗的形式大大丰富了。
盛唐与中唐可合为一个时期来讲述。自开元、天宝（玄宗年号）以至大历（代宗）、元和（宪宗）、长庆（穆宗）这百余年，是唐诗的成熟期。除李白、杜甫，代表诗人有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韦应物、韩愈、柳宗元、孟郊、贾岛、李贺、元稹、白居易等。王、孟、高、岑并称“四唐人”。
王维、孟浩然擅长歌咏自然，高适描写边塞战争生活入目三分，王昌龄、王之涣的边塞诗流传也很广，王昌龄有“诗夫子”的称号。韦应物、柳宗元的诗风格近于王维和孟浩然。韩愈、孟郊、贾岛、李贺这四人诗作别具一格，类似今日的另类作家，有批评家说“郊寒岛瘦，长吉（李贺）鬼才”。“元白”是中唐诗人中的斗士，白居易的讽喻诗浅白通俗，又刺中时弊，《秦中吟》及《新乐府》中的《新丰折臂翁》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元稹的《连昌宫词》和白居易的《长恨歌》都是反映天宝史事的名作。除元白外，中唐诗人还有被权德舆称为“五言长城”的刘长卿，其名作《逢雪宿芙蓉山主人》选入今日的语文教材中。晚唐诗人以温庭筠、李商隐为代表，其名作都是艳诗，又有陆龟蒙、皮日休等人专作浅白的诗，世称“小杜”的杜牧，诗文创作艳中有豪气。宋初杨夫年等人模仿温、李的诗，称“西昆体”。温、李及另一诗人段成式都排行十六，因此他们的诗又称“三十六体”。韩偓擅写艳诗，称“香奁体”。至晚唐，唐诗开始衰落。
李白与杜甫两大诗人，各有其特殊的生活境况，其创作各自反映了一种时代的背景。李白是浪漫派，杜甫则是写实派。
李白字太白，贺知章称他为“谪仙人”，因此有“诗仙”的美誉。为人豪放不羁，颇有道家逍遥派的思想。活动于开元、天宝盛世，进阶成为食宫中俸禄的御用诗人，作品充满浪漫情调，不受形式拘束。他在沉香亭即兴赋《清平调》三章，歌咏杨贵妃，是有名的香艳诗。他又会写边塞风光，会拟古乐府，有些诗又充满了厌世观念，如《将进酒》，反映颓废的贵族生活。
杜甫字子美，号少陵，遭逢安史之乱，经历坎坷，他的思想不如李白的超脱，作品多深切反映现实，如《北征》、《述怀》、《三别》、《三吏》等，描写内战时期民众苦难的生活，《石壕吏》一篇尤为世人称颂。晚年定居成都，风格转为闲适，作品数量大增，怀着关心国计民生的热情，所写时事的诗尤为动人，因而人称他为“诗史”，又称“诗圣”。杜甫的诗文创作，无论形式或内容，都有很高的造诣。他的造诣，从学问修养与生活中来，而不是仅凭天赋。
唐之后的诗人也有很多，但为唐诗的旧形式所限，很少创新。以下讲讲几位重要的代表人物。
北宋的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黄庭坚，字鲁直，号山谷，江西诗派之祖。南宋的陆游，号放翁，有诗集《剑南诗稿》。这几位是宋朝最有名的诗家。苏黄之前，有以梅花诗著名的林逋。著有《西昆酬唱集》的杨亿、刘筠等人。苏舜钦、梅尧臣的诗简淡尚古，一洗西昆体的浓艳。苏东坡诗学陶潜、李白，黄庭坚则学杜甫。黄与晁补之、秦观、张耒四人，被称为“苏门四学士”。师承黄庭坚的有陈师道、潘大临等。陆游的诗也从江西诗派演变而来，他与尤袤、范成大、杨万里合称南宋“中兴四大诗人”。四人中陆游的诗写实感强，饱含情感，民族意识强烈。陆游之后有“四灵”—徐灵晖、徐灵渊、翁灵舒、赵灵秀，及著有《沧浪诗话》、自号沧浪逋客的严羽。宋末有一派遗民诗—收集郑思肖、邓牧、谢翱及其他无名作者的诗合编为《谷音》，慷慨悲歌，情感真挚。
辽、金、元明数代，诗的创作无论是数量或质量大不如前，勉强可算诗家的有金国的元好问，元代与杨载、范停、揭徯斯合称四大家的虞集，著有《西湖竹枝词》的杨维桢，明朝的高启、以《白燕》诗著名的袁凯等。
清朝初期，有钱谦益、吴伟业，二人与龚鼎孳合称“江左三大家”；王士祯、施闰章、宋琬，查慎行、朱彝尊等，以主张诗贵神韵说的王士祯最著名。清中期有袁枚—提倡性灵说、赵翼、蒋士铨、沈德潜、翁方纲、黄景仁、厉鹗等。清末有号“同光派”的龚自珍、陈三立等，其诗重骨格而少灵韵，后有“南社”诗派，宣扬民族主义，内容充实：黄遵宪以新名词入诗，诗的形式也得到了解放。
词
词是可以歌唱出来并与乐器配合的韵文，不像诗歌那样整齐，文句长短不一，因而形式多样，比诗的体裁更丰富。当唐诗发展至巅峰，词这一新形式的文学也应运而生，成为宋代的文学主流。
词有种种词牌名，依据乐曲而定。唐代时，输入了中亚地区、印度及朝鲜等地的外国乐曲，融合而创制新乐曲，曲目日益丰富。文人中有喜好研究音乐的，将诗句变换以配合乐谱，在五言、七言绝句字间插的散声或插在句间的和声部分，填上实字，就叫作填词。这也是词产生的渊源，据说李白的《菩萨蛮》和《忆秦娥》是最开始出现的词。唐人跟风作词的不少，但都是短词，称为“小令”。那时诗与词还没有明确的划分，到晚唐及五代时才正式有“词”一说，赵崇祚收集词作五百多首，辑成《花间集》，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词选集。至宋代，小令、中词以外，又有长调，词体十分完备，作者众多，佳作迭出，成为词的全盛时代，明代的毛晋编《宋六十名家词》九十卷，搜集较为全面。
最初创作的词，多半是描写艳情或抒发哀怨，语句通俗，大概是由民间情歌改编，或模仿情歌而创作。后来宋人把篇幅加长，创制了长调，又有很多不懂声乐的文人来写词，把词风也改变了。宋代的词，形式上偏散文化，或非形象化（重议论），内容上则有豪放派的产生。
宋朝之后，虽然一般文人爱好填词，其中也有优秀的作品，但都不能与宋代词相比，并且渐渐与声乐分离，所谓依谱填词完全成了一种形式，但字数、平仄、韵脚依然是有限制的。
唐代诗人温庭筠，至晚唐才开始于诗外另有词的创作，是花间词派的重要作家之一。精通音律，词风浓绮艳丽，语言工炼，格调清俊，他的诗与李商隐齐名，有“温李”之称。
五代时著名词人颇多，以南唐后主李煜声名最响。李后主早期的创作多艳情，后期则为亡国怨叹之声，如“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垂泪对宫娥”，“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诸词，忧伤凄婉，最为世人激赏。南唐中主李璟，也作得一手好词，此外还有冯延巳。除南唐外，西蜀也是词人胜地，如前蜀的王建、王衍，后蜀的孟昶，都以国主兼作家身份，其他作家以韦庄最著名。
北宋词人可分为四个时期。小词（令词）时期，有晏殊、欧阳修、晏幾道等。慢词（长调）时期，有柳永、秦观等。慢词是柳永使用俚俗语言，依照新乐曲而作，后发展成“诗人词”，主要作者有苏轼、黄庭坚等。精于音律作曲的“乐府词”人，有周邦彦、李清照等。
南宋分两个时期。前期有朱希真、辛弃疾、陆游、刘过、刘克庄等，是近代所谓白话词派作者；后期的姜夔、高观国、吴文英、史达祖、蒋捷、王沂孙、周密、陈允平、张炎等，则是乐府词派。
风格上，宋代词人又分为婉约派（南派）与豪放派（北派），前者以姜夔为代表，后者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柳永与苏轼的风格，也是哀婉与豪放的对比，时人评论说，柳永的“杨柳岸晓风残月”宜十七八少女吟唱，苏东坡的“大江东去”须关西大汉唱。辛弃疾军人而兼词人，多感时伤事之作，与苏东坡齐名，世称苏辛。
宋朝有两大女词人，一个是写“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的李清照，号易安居士，著有《漱玉词》，一个是著有《断肠词》的朱淑真。北宋词人周邦彦，号清真，深通音律，他的《清真集》成为后人模仿的准则，南宋姜夔、吴文英、周密等也受周邦彦的影响，姜夔和周密善于化用典故、雕琢词句，因而有“典雅词派”之称。到了清代，词人尤为突出的是纳兰性德，他的词缠绵婉转，颇似南唐后主，著作有《饮水词》、《佩帽词》等。
散曲
词发展到南宋，完全成了少数文人的消遣品。因偏重形式的雕琢，不羁的文人们想要表达情感，常常感到束缚，因此到了元代，词衰落而曲盛行。
唐宋时期民间已有简单的歌舞表演和歌舞戏，金国产生了兼歌唱与说白一体的董解元《西厢》，元朝人把歌唱、说白与动作（舞）结合起来表演故事，便形成了戏剧。戏曲之外，还有散曲。戏曲是表演故事，散曲则是单纯的诗歌，比词更口语化。这种从大众文艺中衍生出的新诗歌形式，适应北方民族的音乐，又是仿照戏剧中唱词的体例而创作，形式活泼，深得不愿受词格约束的文人们的心。
散曲的代表作家有张可久、乔吉、关汉卿、白朴、马致远、郑光祖等。散曲创作大多清丽，马致远则作风豪放，一曲《天净沙·秋思》，非常著名。明清两朝，散曲作者也不少，但因逐渐偏重音律和辞藻，元曲的精髓便不能继续保持下去了。
非韵文
散文易学而难工，骈文难学而易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