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从耕牧到京师受学
固然由于孔子的影响之故，司马迁对于人生也有他的体验和智慧，可是假如实际生活不丰富，那体验便仍将是贫乏，而智慧也仍将是浅薄了。
很幸运的却是司马迁一生和实际生活都在连系着，他虽然在二十八岁（公元前一○八年）以后，就“史记石室金匮之书”，而且有着“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的方便，可是他以生命力的活跃和进取，并没单单关在书斋里做书呆子。
十岁以前，他曾经杂在牧童和农人的中间，这已经是接近民间实际人生的初步了。
九岁这一年（公元前一二六），那个有名的江湖好汉郭解全家被朝廷杀了，在被杀以前，郭解曾把自己的外祖家安置在夏阳。夏阳在现在山西、陕西交界的韩城，也就是司马迁的故里。司马迁后来在《史记》中说到郭解的身材短小，面貌平凡，应该就是这一次见到的。从这里，我们可以推知司马迁在九岁时还没离开家乡，他应该是时常和一些野孩子一道玩儿的罢；我们可以想象到他一定锻炼得一副好体格。
他自己说：“十岁诵古文。”恐怕就是十岁到了京师的。这一年孔藏是掌宗庙礼仪的太常，他的同宗弟弟孔安国当侍中，假若说司马迁跟着孔安国学过古文《尚书》，便正是这时候。
在司马迁的少年时代，正是国家最热闹的时代。卫青为大将军，出塞大征匈奴，带了十几万人，所卤获的是右贤王裨将五十馀人，众男女万五千馀人，牲口数十百万，这一年（公元前一二四年），司马迁十二岁。过了三年，张骞奉命通西域。
在司马迁十六岁的时候，汉武帝开始立乐府，由大文学家司马相如作词，由大音乐家李延年制谱，并领导演奏。
在司马迁十七岁这一年，李广自杀了。对匈奴的征伐，自此也告了一个段落。因为李广是郎中令，虽然屡次出征，但由于职务的关系，也时常在京师。司马迁的父亲既也在朝廷作官，他们一定有不少的往还。所以司马迁对于长辈的李广是有着很深的印象的。他说那才气纵横的李广却很和气，像一个乡下老，这应该也是亲眼目睹的。
次年老诗人司马相如也死了。
司马迁何幸而生在汉武帝的大时代，又何幸而住在当时政治、军事、文化中心的长安！他的少年时代，已经过得不寂寞了。
二 东南和中原的大旅行
二十岁开始了他的壮游。
他为什么去的，是父亲的指示呢？还是由于“父与子”的冲突而赌气出走呢？我们不晓得。他怎么去的，是一个像陶潜所谓“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么？还是陪奉了什么人？我们也茫然。
我们只知道这次大规模的旅行，是先到了江淮，这就是江苏和安徽的北部。他恐怕早是对于历史有着兴趣，而且有着一种实证的习惯的罢，所以他到了淮阴，就打听了韩信贫困的故事：韩信的母亲死了，埋的钱都没有，可是选了个很高的茔地，让旁边可以住一万多人家。司马迁便亲自到韩信坟上去看了看，果然一点儿也不错！
从江淮又南上江西的庐山，“观禹疏九江”（《河渠书》）；又到了浙江绍兴县南的会稽山，据说禹在这儿曾大会诸侯，计算他们的贡赋，所以叫会稽，会稽就是会计呢。禹大会诸侯以后，便崩了，于是即葬在此地。山上有一个洞，传说禹曾经进去过，因而叫禹穴。司马迁便也上去探察了一番。禹的后代越王勾践，也是在会稽卧薪尝胆而复了仇的。这故事也一定在当地传播着，后来采入《史记》了。
既看了禹所葬的地方，舜葬的地方也不能不看。他就又由浙江到了湖南的南部宁远县境，这里有九疑山，传说就是舜的最后归宿。
九疑山是在湘水的上游，司马迁又顺流北下，到了长沙。屈原的《离骚》、《天问》、《招魂》、《哀郢》，贾谊的《吊屈原赋》和《鸟赋》，司马迁是早已很感动地读过的了，这时他就亲自去看了看屈原投水的汨罗江；他于是哭了，从心里悼念着那个志洁行廉，因方正而不见容的大诗人！同时长沙是一个卑湿之地，也是那只有三十三岁的天才政论家贾谊所不得意之所，司马迁为了贾谊之吊屈原，更增加了对屈原的悼惜，但也为贾谊之聊以自广的《鸟赋》，又在无可奈何中似乎解脱了！司马迁是太敏感，太有感受性，太偏于抒情的了，所以对任何人同情着，何况是屈原和贾生？更何况是正在他二十岁的多情的青春时代？
楚文化的遗泽，他既尽量的呼吸着，于是再北上，大概先到了姑苏和五湖，凭吊了吴王阖闾和夫差的旧地，就到了儒家的根据地齐鲁。他大概在齐鲁盘桓的时候最长，一方面深深地体会孔子的教化之遗风，所以他说：
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适戍，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之遗化，好礼乐之国哉？故孔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齐鲁之间，于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儒林列传》
另方面则实习孔子的事业，在邹鲁间学乡射之礼，并对孔子的人格深深地崇敬着，向往着：
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适鲁，观仲尼庙堂车服礼器，诸生以时习礼其家，余祗回留之，不能去云。——《孔子世家赞》
因为“讲业齐鲁之都”，于是司马迁在深味邹鲁的儒风之馀，观察兼及于齐。不过他对于齐的整个印象之获得，却还是以后扈从封禅时的事。
经过齐鲁之游以后，司马迁却也像孔子的遭遇——菜色陈蔡——一样，困厄于鄱、薛、彭城。这都是山东南部和江苏北部之地。薛在滕县西南，是孟尝君被封的所在，后来司马迁说：
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馀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孟尝君列传赞》
那印象就应该是这一次获得的吧。彭城则是现在惯称的徐州，丰沛在其北，邳县在其东，汉初的要人大半生长于此。例如汉高祖是沛丰邑中阳里人，萧何是沛丰人，曹参是沛人，周勃是沛人，卢绾是高祖同里，樊哙是沛人，夏侯婴（即滕公）是沛人，周昌是沛人，周是沛人；张良虽不是这一带的人，但早年是在下邳亡匿；而遇见圯上老人的；项羽虽和汉高祖对立，但他的籍贯是下相（现在江苏北部宿迁县西），他那西楚大帝国的都城也仍在彭城（徐州）。项羽势力最大的时候，是表现在和汉高祖的彭城大战（公元前二○五）的时候，高祖以五十六万大军为项羽三万精兵所败，赶得汉兵有十馀万人挤到睢水里，睢水为之不流，当时许多新立的诸侯都再度归楚而叛汉了。这有名的古战场便也在徐州及其东南。
司马迁到了这个汉初史迹的宝库来，岂能轻易放过？那许多要人之微贱时的生活，便一定是这时采访所得。所以他说：
吾适丰沛，问其遗老，观故萧、曹、樊哙、滕公之家，及其素，异哉所闻！方其鼓刀屠狗卖缯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廷，德流子孙哉？——《樊郦滕灌列传赞》
樊哙本来是屠狗的，后来因为军功，封为舞阳侯，他是一员猛将；灌婴是卖缯的，因军功封为颍阴侯，更是勇敢善战的急先锋。其他如萧何、曹参、周勃后来都做到相国，而前二人为当地的狱吏，后一人则为当地治丧时的吹鼓手；周昌也是当地的小吏，后来却是御史大夫；夏侯婴本来是和高祖戏耍的伴侣，有一次并且把高祖打伤了，后来却封为汝阴侯；卢绾则和高祖同日生，因为是同里，两家又原有情谊，乡下人便同时持羊酒去贺过他们两家，到他俩长大了，交情也十分好，乡下人便又拿羊酒来再去贺他们两家，后来卢绾便是燕王。这些故事，假若不实地去打听，也如何能得到？
至于像汉高祖之好酒色，对廷吏无不狎侮，又喜大言，吕公迁沛的时候，客人出不到一千贺钱的，就坐在堂下，高祖却诈言贺钱一万，其实不名一文，以及高祖服役咸阳时，别人都出三钱，萧何却出五钱，所以后来以萧何为第一功，封赏是最厚；把一个流氓集团的面貌画得这样生龙活现，更是司马迁之得力于实地访求处了。
司马迁困厄于馀州附近以后，又到过河南一带。照现在的地理讲，司马迁是顺了陇海路，由徐州到了开封的。开封是战国时魏的京城大梁。魏的整部历史，立刻又浮现在司马迁的脑海中了。梁的最后一幕，却便是当地人告诉给他的：
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魏世家赞》
魏之亡和信陵君之毁废病酒是有关的，信陵君本为司马迁所崇拜，所以司马迁到了大梁，就又搜寻信陵的故事。信陵的故事中最精彩的乃是执辔迎夷门监者侯嬴。所以司马迁说：
吾过大梁之墟，求问其所谓夷门，夷门者城之东门也。天下诸公子，亦有喜士者矣，然信陵君之接岩穴隐者，不耻下交，有以也；名冠诸侯，不虚耳；高祖每过之，而令民奉祠不绝也。——《信陵君列传》
开封以东，到徐州一带，是战国末年楚地。司马迁在《春申君列传赞》上说：
吾适楚，观春申君故城宫室，盛矣哉！
那时楚已迁陈（现在河南的东部淮阳），后来再迁寿春（现在安徽北部寿县），春申君的故城宫室便应该在淮阳一带，大概是司马迁在到开封时所路过的。吊古之馀，司马迁又同时留心了这一带的水利。
当司马迁到了大梁以后，当又西行。他所谓：“余登箕山，其上盖有许由冢云。”箕山在现在河南洛阳以东登封县境，大概就也是这一次壮游所到的，但却已是壮游的尾声了。
这一次的大旅行，我们不敢说他已经存心作《史记》，然而无疑的他的历史兴趣发达得极早，也就是这种兴趣，鼓舞他漫游天下了。说是历史兴趣，或者还不十分确切，更正当地说，乃是他那少年时所蓄蕴的生命力，乃是他那像含苞而要怒放的才华，乃是他那青春的活力之燃烧，才迫使他的足迹放纵于天南地北吧！可是结果让他宛然像一个伟大的观客一样，在各种实地布景中，畅快地欣赏着历史上的悲喜剧了；却又让他仿佛身居为一个好导演似的，在摄制着各地的风光，准备着自己也在指挥历史剧的舞台了！他是“历史剧”的观客，却也是“历史剧本”的舞台长！
此行结束后没有好久，时时长征的机会却又跟着来了。
三 仕宦生活的开始——空峒扈驾和奉使蜀滇
原来他在二十壮游以后，就开始了仕宦生活，当了郎中。郎中是一种近侍的贵官，属于郎中令，平常并无一定的工作，但有事时则奉命出使，或者扈驾巡行，相当于现在侍从室一类的职务。
在汉朝仕为郎中的，大概有两种来源，一是假若他父亲官在二千石的，则可以把儿子选送了去；二是自从元朔五年（公元前一二四，司马迁十二岁时），公孙弘出了一个主意，十八岁以上的优秀青年，可以补博士弟子员。名额是五十，每年有一度考试，那博士弟子员成绩好的，就可以为郎中。司马迁的父亲是太史令，在官阶上只是六百石，当然不能选送司马迁为郎中。所以司马迁之为郎中，应该是先经过博士弟子员，又考试得好，才得到的。
有人以为元朔五年公孙弘有那样的建议，遂推测那一年司马迁即仕为郎中了，并认为司马迁在十九岁补的博士弟子。其实所谓十八岁以上，未必就是限于十九岁；元朔五年有那样的建议，也未必就是限于元朔五年只选一次，其实却是应该自此以后年年有补充的。既有选为郎中者，就有来补博士弟子的了。
假若照我的考证，则元朔五年（公元前一二四），司马迁才十二岁。当是又过了十年，司马迁已经二十二岁，这时是元鼎三年（公元前一一四），司马迁或者才作了郎中的吧。他的壮游究竟占了几年，我们不能确知，但为时未必很长，因为那时的交通虽困难，但决不如想象中之甚，汉武帝每次封禅，常常走半个中国，可是也不过几个月。不要说汉朝，就是孔子时的季札（距司马迁约有四百多年），他历聘各国，到了郑，到了鲁，到了齐，到了晋，也不过一年呢。
所以我推测司马迁壮游时所占的时光，也不过三四年。二十二岁时已为郎中是可能的。
元鼎五年（公元前一一二），他二十四岁了。汉武曾经幸雍，雍是秦德公卜居（公元前六七七）之所，就是现在长安以西扶风的地方。汉武帝在这里祭五畤，五畤即青、黄、赤、白、黑五帝之祭地。汉武帝从此又西行，越过了陇山，到了甘肃的平凉以西，登过了空峒，据说这是黄帝所登过之处，更西行，到了祖厉河岸；大概是现在的会宁一带，才转回来。再过去，便是现在的兰州了。司马迁无疑是曾扈驾，也到过了这些地方的。他说：“余尝西至空峒。”（《五帝本纪赞》）也只有这一次的机会最相符合。到了空峒，便将黄帝的传说又温习着了。
空峒之行刚毕，在次年（元鼎六年，司马迁二十五岁），他又有奉使巴、蜀、滇中之事。这是关系汉朝经营西南夷的一件大事。这经营开始于元光五年（公元前一三○），那时司马迁才六岁。由唐蒙带兵千人，从巴（现在重庆一带）、蜀（现在成都一带）、筰关（现在四川西南汉源县）分道入夜郎国（它的中心是在现在贵州北部桐梓），夜郎附近小邑因而归汉，汉遂建了犍为郡，这就是现在的四川宜宾。宜宾又称僰人道，因为这是僰人所居，僰是现在所谓摆夷。当时为经营西南，曾动员了数万巴蜀之地的人民，预备从宜宾修路，直达贵州的北盘江（这江当时叫作牂轲）。人民有逃亡的，每加以军法从事。因此骚扰得不堪，渐渐便有酿成民变的可能了。于是汉武帝遂派了司马相如去晓谕他们，推说只是唐蒙等的私意而已，朝廷本无心于此，这样才把他们安下了。同时邛（即邛都国，在现在西康的西昌东南）、筰（汉源）、冉（现在四川的茂县，在成都西北）等地的君长也都请求内附，因而西夷和南夷一样的归顺了。这事在司马迁奉使前的十九年。
司马迁的奉使，却比他的前辈走得更远了一些，不但到了巴蜀以南，邛笮（西昌一带）之地，而且到了昆明。这一年设了五郡。即武都（甘肃东南角武都到陕西西南角宁羌一带）、牂轲（自贵州北部遵义到中部平越一带）、越嶲（西康西昌一带，所谓邛都）、沈黎（四川汉源一带，所谓筰都）、文山（包括云南南部开化一带）是。到了司马迁这一次奉使，西南的经营才算是更具体化，真正告了一个段落。
司马迁这一次的收获，除在国家方面不言外，在文学上乃是《西南夷列传》那篇很有韵致的地理文之产生。后来柳宗元的《游黄溪记》和《袁家渴记》就都是模拟这篇《西南夷列传》的。
司马迁的二十壮游是偏于东南及中原地带，但他当了郎中以后，那二十四岁的扈驾西行，和这次二十五岁的奉使川滇，就把西陲和西南也补充了，于是几乎全中国的巡礼便完成了。
四 封禅与北地之游——“无限”之象征
司马迁奉使巴、蜀、滇中的第二年是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一○），汉武帝举行了大规模的封禅。在封禅之前，那招展了千馀里的旌旗，十八万的骑兵，却先越过了长城，到了五原、归绥，把匈奴威胁了一番（因为封禅先要罢兵），遂又到了陕西的中部县，去祭过黄帝（因为那儿相传有黄帝葬于桥山的坟墓）。从此就折回陕西淳化县的西北甘泉，甘泉有泰畤，祭的是泰乙。当时历法以十月为岁首，这事便在元封元年的十月。
到了这年的春天正月，这大队人马才又东下，去正式封禅。就在到了洛阳的时候，原是跟随着的司马谈却病倒了，这时司马迁正从西南奉使归来，在洛阳见到了他的父亲。
司马迁这一年二十六岁，在父亲的弥留之际，接受了做第二个孔子，并著第二部《春秋》的遗命。那为一般人所盼望了三十年的封禅大典，并为司马谈本人所参加设计过的封禅大典，可惜只能看了一个序幕，就饮恨而终了。
司马迁是什么时候追上了大队，是否赶得上缑氏和嵩山的祭祀，我们不晓得，但是因为职务的关系，终于扈驾东行，到了海上。这一年的四月，又随从汉武帝从海上到了泰山，参加了封禅。所以他的《封禅书》并非耳食之言，却也是实地的收获：
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意，于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后有君子，得以览焉。
所谓寿宫是奉神之宫，早在元狩五年（公元前一一八），那时司马迁才十八岁，寿宫中就已经有神君下降，借巫为主人，不过说些普通话，可是为汉武帝所宝贵着了。司马迁为郎中以后，大概时常有参观这种喜剧的机会的。
封禅固然热闹，然而司马迁的父亲之死，一定给司马迁以很大的创痛，所以他在《封禅书》里，一方面是飘忽神逸之笔，一方面却又极尽讽刺笑骂的能事，这也是当然的了。
因为封禅而有了至海上的机会，这使司马迁对于齐才有一种更总括的了解。他说：
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琊，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阔达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圣建国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为诸侯，会盟称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国之风也。——《齐太公世家赞》
此外《史记》中关于齐人的许多记载，如驺衍、公孙弘以及许多方士如少翁、栾大、公孙卿、丁公、公玉带等，也一定是由于在实地旅行中所得的灵感而着笔的了。
元封元年的五月，那封禅的行列，又由海上而到了现在辽宁的锦县，热河的承德一带，再经过绥远的五原，回到甘泉。他们这一万八千里的旅行，于是结束。司马迁这次北边之行，是记载在《蒙恬列传赞》里：
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
直道就是五原到云阳（现在陕西淳化县西北，亦即甘泉）的直通之道，所以恰恰是这一次的纪行呢。司马迁从前游了东南和中原，游了西陲和川滇，所遗憾的就是缺海上的景色和塞外风光了，这一次北地之游便又给弥补起来。
他到了任何地方，都访问长老，并都缅怀着中国的往古先烈。所以他又说：“至长老皆往返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精神的遗泽，在他是深深地感印着了。
司马迁的旅行，其意义也许不只是在表面上而止。以天才纵横的司马迁的精神论，本是有囊括宇宙，气吞山河的魄力的，因为它无从放置了，所以奔溢而出，迫使他各处纵游。司马迁的精神是浪漫的，浪漫的意义——最重要的——之一就是“无限”，这遨游也无非是那“无限”之象征而已。
这一年桑弘羊的平准政策成功了，由国家统制货物，贵即卖之，贱则买之，因此十分富足，汉武帝各处巡狩，并赏赐，就是取给于此。司马迁也正叨了时代的光！不过后来平准的流弊丛生，司马迁也亲见之，那也就是他作《平准书》的来由了。
五 负薪塞河
旅行也许是司马迁的命运了，封禅的第二年，元封二年（公元前一○九），他二十七岁了，又有扈驾负薪塞河之役。
原来这一年的春天，汉武帝又到了缑氏城（现在河南的偃师县南），更东行，到了山东半岛胶东，四月的时候，又去祭了泰山。因为这一年天旱，收成不好，而黄河在瓠子决口，人民的生活是更苦了。于是汉武帝乃率领百官去塞河。
瓠子在现在河北南端濮阳县南。当时汉武帝一面让百官都带了薪柴，加上竹片插起来，把石和土填在里边，去防塞，另方面却又给河水两条通路，使其宣泄。又是宣，又是防，所以在这里盖了一个宫，称为宣房（同防）宫。汉武帝更亲自祭河，把白马玉璧投在水里。这样还怕不成功，于是作有《瓠子之歌》。那词是：
瓠子决兮将奈何？皓皓旴旴兮闾殚为河；
殚为河兮地不得宁，功无已时兮吾山平。
吾山平兮巨野溢，鱼沸郁兮迫冬日；
延道弛兮离常流，蛟龙骋兮方远游。
归旧川兮神哉沛，不封禅兮安知外？
为我谓河伯兮何不仁，泛滥不止兮愁吾人！
啮桑浮兮淮泗满，久不反兮水维缓！
另有一首是：
河汤汤兮激潺湲，北渡迂兮浚流难；
搴长茭兮沈美玉，河伯许兮薪不属。
薪不属兮卫人罪，烧萧条兮噫乎何以御水？
颓林竹兮揵石菑，宣房塞兮万福来！
但却幸而用数万人之力把河塞好了，河南、皖北、苏北一带的水灾也消了。司马迁在这一次又是参加了的，他的《河渠书》就是因为实际的感印，以及有感于《瓠子之歌》而写下的。
六 父职的继续——司马迁之活跃与积极
在司马谈死的时候，就已经告诉过司马迁：“余先周室之太史也……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
这事，在元封三年（公元前一○八），也就是司马迁参加塞河的第二年，果然实现了，他已经二十八岁。大概司马迁的文才早为汉武帝所赏识，并早已表示过要他继续做太史令了，所以司马谈才晓得他儿子“必为太史”。
为什么在父亲死后的第三年才为太史呢？这是因为父死有三年之丧的缘故。却只因为他身为郎中，所以虽在守制之期，也还扈驾封禅并塞河。
司马迁为太史令的这一年，正是少年英俊，富有活力的时代，当时汉武帝已经四十九岁了，但也正在英雄事业的盛期。在司马迁初为郎中时，汉武帝约四十三岁。君臣的相遇，到这时不觉已经六年了。
天才怒发的司马迁当了太史令，立刻表现出了躁进和不知人世艰辛的模样。太史令自然是一个亲贵的位置，于是劝他的朋友们也都借此登上政治舞台。所以当时有劝他的朋友挚峻的一封信：
迁闻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其次立功。伏维伯陵（挚峻的字）材能绝人，高尚其志，以善厥身，冰清玉洁，不以细行荷累其名，固已贵矣；然未尽太上之所由也！愿先生少致意焉。
这是劝挚峻也出来立功的意思。那挚峻却比较世故得多，却宁欲当山的隐士而不肯出来。那答书是：
峻闻古之君子，料能而行，度德而出，故悔吝去于身。利不可以虚受，名不可以苟得。汉兴以来，帝王之道，于斯始显，能者见利，不肖者自辱，亦其时也。《周易》“大君有命，小人勿用”，徒欲偃仰从容，以游馀齿耳。
这样韬光隐晦却也是司马迁所做不来的，他乃是很得意地“绝宾客之知，忘室家之业，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材力，务一心营职，以求亲媚于主上”（《报任安书》），而“出入周卫之中”了。
司马迁作太史令的这一年，不唯是他自己得意之时，国威也在蒸蒸日上着。这时不惟距匈奴战争告一段落已有十二年，距南越（两广）之平已有四年，距东越（福建之地）之平已有三年，而且这一年又把朝鲜定了，西域的经营则自酒泉（甘肃西部）以至玉门，都设有亭障，更因为和西域交通的结果，杂戏（角抵、鱼龙、漫衍之属）也开始出现，凡此一切，都在说明那时代的活跃和盛大。司马迁正是大时代的骄儿！
作了太史令以后的司马迁，他的生活当然是日以“史记石室金匮之书”为事，“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他的精神生活，不用说，是较以往更丰富了。
可是他除了游泳于这些文化遗产之中以外，随从巡幸之事，却还是不能免。例如他在二十九岁的时候，就又扈从封禅，这次的路线，是先到了雍（长安以西扶风之地），祭五畤，又通回中道，出了萧关（在现在甘肃的东北部），绕了一个大圈子，经过独鹿鸣泽（现在察哈尔的涿鹿），到了山西北部的恒山，才转回来。到了这时，司马迁是可以骄傲地说：“余尝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五帝本纪赞》）的确，一个不满三十岁的人，已经把全国都游遍了，原是值得骄傲的！
司马迁三十岁时，汉武帝又有南巡之事。先是到了南郡（现在湖北一带），又到了九疑山（湖南南部的宁远县境），因为传虞舜葬于此，所以即在这儿祭过了虞舜，又到了灊天柱山（即现在安徽东南部的霍山，当时号称南岳），自此到了浔阳（现在九江），这时大队伍是改为水路了，《汉书》上称“舳舻千里”，声势之大是可以想见的。汉武帝并且在江中发现了一只蛟，便亲自把它射获了，这时汉武帝已经五十一岁，体魄却还证明十分健旺。从浔阳，舟行到了枞阳（现在安徽桐城东南）。当时作有《盛唐枞阳之歌》，盛唐就是现在安徽怀宁之地。中间所游的是庐山和彭蠡（就是鄱阳湖）。南巡完了，汉武帝便又北上，到了琅琊和海上，更到了泰山增封。司马迁自然又跟着走了一大遭。
盛之始，却也就是衰之渐。这时汉朝的许多名臣大将多半物故了，卫青即死于这一年，张骞则死了八年，张汤死了十年，霍去病死了十二年，李广是死了十四年，于是汉武帝下诏求人才：“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至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民有茂材异等，可为将相，及使绝国者！”像一幕戏似的，汉武帝的事业是快到了尾声了，是快成为历史家的对象了。——但表面上却未必有人觉得！
七 太初历的订定和著述
司马迁三十一岁这一年，在他个人没有什么大事。汉武帝却又巡幸回中，即甘肃的固原。也到过河东，到河东是为的祭后土，后土祠在汾阴（现在山西西南部荣河的地方），不用说司马迁也是奉陪了的。这一年，为要澈底消灭匈奴，便和乌孙（在现在新疆西界伊犁河流域）连络，以江都王的女儿细君冒充公主，去下嫁乌孙。这时通西域的使者已到过安息（在现在伊拉克、伊朗一带），安息便也曾把大秦（即罗马帝国）的魔术师献送给中国。往时有许多外国人到中国来，他们也随了汉武帝巡行，汉武帝往常赏赐很厚，是炫耀，却也是示威。（汉武帝是天真而又可笑的！）又因为得到乌孙的好马，称为天马，天马好吃苜蓿，于是宫观之旁，也便种了无数苜蓿。异国情调是越来越浓了！司马迁呼吸于这种浪漫的空气之中，你能怪他成为一个浪漫的大抒情诗人么？
太初元年（公元前一○四），司马迁三十二岁，却有两件不朽的事业，一是完成了，一是开始着，都表现在这一年了。
完成了的一件大事业是太初历。在这一年以前的历法，都是认冬天十月为岁首的，有点像现在的阳历。到了这年的夏五月，改订历法，以春正月为岁首，遂奠定了现在阴历的基础，支配了中国人的时间观念在两千年以上。这种历法，又不止只是争一个正月为岁首而已，晦朔弦望也都因经过这一次改订而十分确切了。更重要的是，照汉人五行学说推起来，汉德有三说：汉高祖自认是赤帝子，色尚赤，所以以十月为岁首。后来张苍主张汉应该是水德，色当尚黑，也以十月为岁首。只有鲁人公孙臣却主张汉应该是土德，色尚黄。但后一说当时为张苍的学说压倒，未见采用。不料在公孙臣说过那话的第三年，即文帝十五年（公元前一六五），在成纪（现在甘肃天水）却出现了一条黄龙，于是公孙臣的话的重要性便立时增加了。自此以后，大家便都盼望着依照土德而改服易制。可是这事一直搁置了六十几年，中间被那会望气的新桓平之欺诈而使文帝打消了兴致，以后景帝也没有动作，武帝初年又为爱好黄老的窦太后所阻梗，最后到了这次改正历法的时候，才把服色正式规定了。紧跟着“色尚黄”之后，乃是：“数用五，定官名，协音律。”（《汉书武帝本纪》）原来历法的改订，乃是国家政治制度的一个大整理。这种大改革，参加的人有三四十位，其中如公孙卿、兒宽、壶遂、唐都、洛下闳等，更是有名的专家。这些人有的是司马迁的晚辈，有的是司马迁的父执。不过主动的，应该认为还是司马迁，所以他曾说：“余与壶遂定律历。”（《韩长孺列传赞》）司马迁本是要学孔子的，孔子有“行夏之时”（《卫灵公》十一）之语，《史记》中也有“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之文，这次就由司马迁之手而实现了孔子的理想了；司马迁本是世传的历史家，古代历史家即兼管星历，他这一次大功劳，也正是他父亲那“上世典天官事，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的一种九泉下的安慰。太初历对后来的影响之大，不下于《史记》，在汉代的重要，那就更不必说了。《史记》中《天官书》及《历书》之作，是有他的实际根据和价值的。
至于他那正在开始着的一件大事，不用说，就是那不朽的著述——《史记》了。国家的政法既然更新，在司马迁看来，就仿佛开一个新纪元似的了，所以他的《史记》也“于焉着笔”。这时正是他年富力强的时候——三十二岁，所以那文字中精力弥漫，生气盎然，矫健之中带有浓烈的感情。《史记》起初叫《太史公书》，共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自此一直到他四十五岁，费了十四年的功夫才写成。假若加上他旅行及读史料的开始时代，恐怕前后不下二十年！
司马迁开始写《史记》的这一年，汉武帝仍然巡幸。在改历之前，汉武帝又到了泰山和海上。在改历之后，秋天的八月，则到了安定（现在甘肃固原县）。这一年，开始征大宛（苏俄属的中亚细亚之地），因为大宛的贰师城有好马，遂称去征伐的将军李广利为贰师将军，预备一到那儿就把马取了来。那知道李广利来往两年，回到敦煌（甘肃西界），去的数万人不过只剩了十分之一二了，于是李广利请求罢兵。汉武帝听了大怒，打发人在玉门把败兵截住，说：“敢回来的就斩！”因此李广利吓得留在敦煌，不敢回来。汉武帝觉得大宛是一个小国，小国还攻不下，岂不为人耻笑，于是又发了六万人，十万只牛，三万多匹马，骆驼驴骡也以万计；更因为大宛城内无水，他们吃水是到城外的井里取，于是加派了水工，去把水汲干，好让城内没得水吃。再为万全起见，加发了十八万人，保卫酒泉（甘肃西部），同时也是后备军。伐大宛，目的是为得马，于是随着大军，又派了两位善于选马的人，预备一攻下大宛城，就取马。因此李广利再整队西征。这事一直到太初四年（公元前一○一），才告结束，好马得了数十匹，中等马得了三千多匹，大宛王由汉兵立了一位对中国一向情感好的昧蔡，李广利凯旋回到长安。为了几千匹马，就那样小题大作，这就是那一个时代之富有传奇性和诱惑性的地方。（威风而有趣的《大宛列传》就是在这种氛围中产生的！）同时，西域的建设，却因此更玑固并更扩大了，元封三年（公元前一○八）时，亭障不过设到玉门（甘肃西部之中心），现在隔了八年，就又从敦煌设亭障至于盐泽（现在新疆的罗布诺尔）了。到这时，司马迁年三十五！这其间，汉武帝曾经幸河东（公元前一○二），本年也到过回中。汉武帝的车辇是没有一年休息过，司马迁的游踪也就没有一年中断过！
这时却有一桩可注意的事，这就是汉高祖所封的一百四十多位为侯的功臣，到了太初三年（公元前一○二），因为子孙犯法，就只剩了四个人了。这表示法律的网子是越来越密，这密网不久也就套在司马迁身上了！——那便是有名的李陵案。
司马迁的体验本已经够丰富了，但却还另有这一页，使其更充实，更沈痛，也更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