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有人编著中国古代的文学史，他于叙述《诗经》与《楚辞》之外，对于几个历史家与哲学家的著作，也必定会给予很详细的记载；因为这些历史家与哲学家的著作，不唯在历史上、哲学上，有他们自己的很高的地位，即使在文学上也有他们的不朽的价值与伟大的影响。如《左传》，如《战国策》，如《孟子》，如《庄子》，如《列子》，它们在文学上的影响，实不下于《诗经》与《楚辞》。它们的隽利而畅达的辩论、秀美而独创的辞采、俊捷而动人的叙写，给了后来的文学者以言之不尽的贡献。即使到了现在，也还有无数的人把它们拿来当文学的课本。所以我于讲《诗经》与《楚辞》之后，对于它们也简单地讲述一下。
《尚书》
中国史书的最初一部是《尚书》（《书经》）。这部史书是许多时代的文诰、誓语的总集。间有几篇，为历史家记述的文字，如《尧典》《禹贡》之类。间有几篇，则于文诰之前，加以很简略的记事，如《洪范》，于箕子说“洪范”之前，加以“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的一段话之类。相传《尚书》为孔子所编定，内容原有百篇。经过秦代的焚书之祸后，仅存28篇。汉时，有伏生诸人传授之。这28篇分别是《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汤誓》《盘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多方》《立政》《无逸》《君奭》《顾命》《吕刑》《文侯之命》《费誓》及《秦誓》。这种文诰及记事所包含的时代，为自公元前23世纪（即尧时）至公元前627年（即周襄王二十五年）。但在实际上，它们的最早的作者却绝不是生在公元前23世纪里的，因为在《尚书》的第一篇《尧典》——即叙公元前23世纪里的事的一篇史书——的开头，它的作者便说：“曰，若稽古帝尧。”既曰：“若稽古帝尧”，可知作者的时代必离帝尧的时代很远了。大约《尚书》里的第一位作者，或记载者，至早是生在公元前20世纪前后的。
伏生所传的《尚书》传到了晋时，有名梅赜者，自称又获得“古文尚书”的一种。这一本《尚书》除了28篇与伏生所传的相同外，又增多了《大禹谟》《五子之歌》等25篇，又从《尧典》中分出《舜典》1篇，从《皋陶谟》中分出《益稷》1篇，从《顾命》中分出《康王之诰》1篇，又将《盘庚》1篇析为3篇，合共58篇。当时，并没有什么人怀疑它。宋人才对它生了疑问。到了清初，阎若璩作《古文尚书疏证》一书，力攻它的伪造，而伪造的事实遂判定。
《春秋》
次于《尚书》而产生的是《春秋》。据旧说，这部书是孔子根据“鲁史”而编著的。它所记载的时代为自鲁隐公元年（即公元前722年，周平王四十九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即公元前481年，周敬王三十九年）。隔了三年，四月，时孔子死。《春秋》的文字极简单，除了记载当时所发生的重大事件以外，并没有什么叙述。于是有左丘明、公羊高、谷梁赤三人前后依它的原文，更作较详细的记载或说明。但公羊高和谷梁赤二人所作的传，仅注意于《春秋》的义例，详细说明孔子的褒贬之意，而对于事实并不详述。只有左丘明的传，叙述事实很详尽。左丘明的生平，没有什么记载留传下来，据说，他是一个盲人。他的《春秋传》，不唯供给许多历史的事迹给史学家，且于文学上也有很大的影响。他的文字简质，而叙写却极活跃，有时，也有很美丽的描写，下面举两个例：
十年春，齐师伐我。公将战，曹刿请见。其乡人曰：“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刿曰：“肉食者鄙，未能远谋。”乃入见，问何以战。公曰：“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公与之乘，战于长勺。公将鼓之，刿曰：“未可！”齐人三鼓，刿曰：“可矣！”齐师败绩，公将驰之，刿曰：“未可！”下视其辙，登轼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齐师。既克，公问其故。对曰：“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国难测也，惧有伏焉。吾视其辙乱，望其旗靡，故逐之。”（《左传·庄公十年》）
晋程郑卒，子产始知然明，问为政焉。对曰：“视民如子，见不仁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子产喜，以语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见蔑之面而已，今吾见心矣。”子大叔问政于子产。子产曰：“政如农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朝夕而行之，行无越思，如农之有畔，其过鲜矣。”（《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孔子的《春秋》，终于鲁哀公十四年，左丘明的传，则书孔子卒，直至哀公二十七年始告终止。
《国语》
记载自公元前990年（即周穆王十二年）至公元前453年（即周贞定王十六年）的诸国的史迹者，有《国语》一书。相传这部书亦为左丘明所作。丘明作《春秋传》意犹未尽，“故复采录前世穆王以来，下讫鲁悼智伯之诛，邦国成败，嘉言善语……以为《国语》”。但有的人则以为左丘明并没有著这部书。这部书的性质与《春秋传》不同。《春秋传》是编年的体例，《国语》则分国叙述。《国语》共有21卷，分叙周（3卷）、鲁（2卷）、齐（1卷）、晋（9卷）、郑（1卷）、楚（2卷）、吴（1卷）及越（2卷）八国的重要史事。它在文学上亦有伟大的影响。现在举一两个例在下面，以见它的叙写的一斑：
赵文子与叔向游于九原。曰：“死者若可作也，吾谁与归？”叔向曰：“其阳子乎？”文子曰：“夫阳子行廉直于晋国，不免其身，其智不足称也。”叔向曰：“其舅犯乎？”文子曰：“夫舅犯见利而不顾其君，其仁不足称也。其随武子乎！纳谏不忘其师，言身不失其友，事君不援而进，不阿而退。”（《国语·晋语》）
越王勾践栖于会稽之上，乃号令于三军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国子姓，有能助寡人谋而退吴者，吾与之共知越国之政。”大夫种进对曰：“臣闻之，贾人夏则资皮，冬则资絺，旱则资舟，水则资车，以待乏也。夫虽无四方之忧，然谋臣与爪牙之士，不可不养而择也；譬如蓑笠，时雨既至，必求之。今君王既栖于会稽之上，然后乃求谋臣，无乃后乎？”勾践曰：“苟得闻子大夫之言，何后之有！”执其手而与之谋，遂使之行成于吴……（《国语·越语》）
《战国策》
继续《国语》的体例，而叙三家分晋至楚汉未起之前的重要史事者，有《战国策》一书。《战国策》在文学上的权威，不下于《春秋》《左传》及《国语》；大部分的读者，且喜欢《战国策》过于《左传》与《国语》。在《战国策》里面，我们看不到一切迂腐的言论与一切遵守传统的习惯与道德的行动；这个时代是一个新的时代，旧的一切，已完全推倒，完全摧毁，所有的言论都是独创的，直接的，包含可爱的机警与雄辩的；所有的行动都是勇敢的，不守旧习惯的，都是审辨直接的，利害极为明了的。因此，《战国策》遂给读者以一个新的特创的内容。它如一部中世纪的欧洲的传奇，如一部记述“魏、蜀、吴”三国的史事的小说《三国志》，使读者永远地喜欢读它。《战国策》初名《国策》，或名《国事》，或名《短长》，或名《长书》，或名《修书》，卷帙亦错乱无序。汉时，刘向始把它整理过，定名为《战国策》，分之为33篇。所叙的诸国，为东周（1篇）、西周（1篇）、秦（5篇）、齐（6篇）、楚（4篇）、赵（4篇）、魏（4篇）、韩（3篇）、燕（3篇）、宋卫（1篇），及中山（1篇）。下举了它的三段文字，可以略见它的风格与内容的一斑：
甘茂亡秦，且之齐。出关遇苏子，曰：“君闻夫江上之处女乎？”苏子曰：“不闻！”曰：“夫江上之处女，有家贫而无烛者，处女相与语欲去之。家贫无烛者将去矣，谓处女曰：‘妾以无烛故，常先至扫室布席。何爱余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赐妾，何妨于处女？妾自以有益于处女，何为去我？’处女相语以为然而留之。今臣不肖，弃逐于秦而出关，愿为足下扫室布席，幸无我逐也。”苏子曰：“善，请重公于齐……”（《战国策·秦策二》）
靖郭君将城薛，客多以谏。靖郭君谓谒者无为客通。齐人有请者曰：“臣请三言而已矣！益一言。臣请烹！”靖郭君因见之。客趋而进曰：“海大鱼！”因反走。君曰：“客有于此。”客曰：“鄙臣不敢以死为戏。”君曰：“亡，更言之。”对曰：“君不闻大鱼乎？网不能止，钩不能牵，荡而失水，则蝼蚁得志焉。今夫齐亦君之水也？君长有齐，奚以薛为？夫齐，虽隆薛之城到于天，犹之无益也。”君曰：“善！”乃辍城薛。（《战国策·齐策一》）
张仪为秦破从连横，说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敌四国，被山带河，四塞以为固，虎贲之士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难乐死；主严以明，将知以武。虽无出兵甲，席卷常山之险，折天下之脊。天下后服者先亡。且夫为从者无以异于驱群羊而攻猛虎也。夫虎之与羊，不格明矣，今大王不与猛虎而与群羊，窃以为大王之计过矣！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两国敌侔交争，其势不两立。而大王不与秦。秦下甲兵，据宜阳，韩之上地不通，下河东，取成皋，韩必入臣于秦。韩入臣，魏则从风而动。秦攻楚之西，韩、魏攻其北，社稷岂得无危哉！且夫约从者，聚群弱而攻至强也。夫以弱攻强，不料敌而轻战，国贫而骤举兵，此危亡之术也。臣闻之，兵不如者勿与挑战，粟不如者勿与持久，夫从人者饰辩虚辞，高主之节行，言其利而不言其害。卒有楚祸无及为已。是故愿大王之熟计之也……”（《战国策·楚策一》）
其他史书
除了上面的几部史书以外，尚有《逸周书》《竹书纪年》及《穆天子传》等几部。
《逸周书》的性质与《尚书》相同。相传为晋时束皙所见之“汲冢书”之一。或谓此书非汲冢中所出，乃为孔子删削《尚书》之所遗者。
《竹书纪年》的性质，与《春秋》相同，记黄帝至周隐王之重要史事，文字极简单，相传亦为束皙所见之汲冢书之一。但后来的人也颇有疑其非汲冢的原本者。
《穆天子传》亦为汲冢中书之一。体裁与《尚书》《春秋》二书俱极异，乃叙周穆王游行之事。《左传》言：“穆王欲肆其心，周行于天下，皆使有车辙马迹焉。”大约穆王的游行天下的事，必为当时所盛传者，所以有人记录他的游迹，作为此传。文字多残缺。现在录其一节如下：
庚戌，天子西征，至于玄池。天子休于玄池之上，乃奏广乐，三日而终，是曰乐池。天子乃树之竹，是曰竹林。癸丑，天子乃遂西征。丙辰，至于苦山西膜之所茂苑。天子于是休猎，于是食苦。丁巳，天子西征。己未，宿于黄鼠之山西□，乃遂西征。癸亥，至于西王母之邦。
吉日，甲子。天子宾于西王母。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好献锦组百纯，□组三百纯。西王母再拜受之。□乙丑，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西王母为天子谣曰：“白云在天，山䧙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天子答之曰：“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西王母又为天子吟曰：“徂彼西土，爰居其野。虎豹为群，于鹊与处。嘉命不迁，我惟帝女。彼何世民，又将去子。吹笙鼓簧，中心翔翔。世民之子，唯天之望。”天子遂驱升于弇山，乃记名迹于弇山之石，而树之槐眉，曰：西王母之山。（《穆天子传》）像穆王这样的周游天下，远适荒僻，是中国人民所甚为惊奇不置的，所以当时关于这一件事的传说，流传各处。《列子》书中亦有《周穆王》1篇，所叙之事，亦与此传大体相同。这一部书，对于考察古代中国的地理产物也极有用处；它的体例又是古代史书中之最特创的。尚有《越绝书》《吴越春秋》及《晋史乘》《楚史梼杌》诸书，大概都是纂辑古书中的记载而为之的。
《越绝书》记越王勾践前后的事，相传为子贡撰，或子胥所为，俱为依托之言。或断定为汉时袁康、吴平所撰。
《吴越春秋》叙吴、越二国之事，自吴太伯起至勾践伐吴为止。亦为汉人所作。（《古今逸史》题为汉，赵晔撰。）
《晋史乘》及《楚史梼杌》二书，则历来书目俱不载，至元时乃忽出现。显然是好事者所伪作的。二书前有元大德十年吾邱衍序，以为此二书乃他所发现，实则即他自己辑集《左传》《国语》《说苑》《新序》及诸子书中关于晋、楚的记事而编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