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背景
从哲学史来说，经验论的发源地是英国。它的创始人是洛克、巴克莱和休谟。后来法国出现了一种极端形式的经验论，即孔德的实证主义。这样，就有人曾经提出那么一个问题：何以逻辑经验主义或者逻辑实证主义不产生于英国或法国，而产生于素为康德的先验主义和费希特、谢林及黑格尔思辨哲学支配的德语国家奥地利呢？这是为什么？换句话说，它的历史背景如何？
这是一个关于现代西方哲学发展史的问题。现在，我打算概括地讲讲这个问题。当时奥地利的哲学趋势虽然深受康德的先验主义和德国的思辨哲学的影响，但是同时也存在一种与之对立的经验实在论和反形而上学的思潮。这种思潮的创始者是F．布伦坦诺和他的学派（B．波尔察诺、A．迈农、A．马尔蒂和E．胡塞尔等）。它不仅控制当时的哲学局面，同时在国际上也有其影响。例如英国分析哲学创始人B．罗素和G．E．穆尔曾经多次引证布伦坦诺和迈农的意向性（intentionality）以及其他方面的理论。一直到今天，关于心的哲学（philosophy of mind）的研究还经常谈到布伦坦诺和迈农的观点。
但是奥地利这种特有的经验论思想的发展，则应归功于恩斯特·马赫。马赫式实证论的根本思想，有人说来自巴克莱，这是不正确的。说它来自休谟，在理论上是对的，但事实并不是如此。马赫的实证论的基本观点是在赫尔巴特的数学心理学、费希纳的心理物理学和利希腾贝格的“它思”（it thinks）影响之下，通过科学研究和自我探索才形成的。关于这一点，马赫本人在《感觉的分析》中已经说得一清二楚了。
不过从马赫的实证论到维也纳学派的逻辑实证论，还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维也纳学派虽然接受马赫的反形而上学观点，但马赫的科学观和维也纳学派提出的“科学世界观”（die wissenschaflische Weltauffassung）却不是一致的。因为马赫过分强调观察和实验在科学原理中的重要性，因而完全忽视了数学和逻辑在科学结构中的积极作用。科学远不止如马赫所说的那种，是“对感性观察记录作出的经济描述”，而是一种对自然现象作出的“假设演绎系统”。在这一点上，我认为康德要比马赫高明得多。康德认为科学的观察不完全是被动的；为了对感性观察作出普遍性的论断，则必须对它作出大量的精神方面的活动，确切地说，必须对感性观察在数学和逻辑方面作出大量的细致加工工作。
从1907年开始，维也纳大学的青年科学家，如H．汉恩、P．弗朗克、R．米塞斯和O．纽拉特，为了继承和发展奥地利这个特有的经验论传统，组织了一个研究小组。其目的是以马赫的反形而上学为出发点，采取法国科学哲学家A．莱伊的反机械论，H．彭加勒的约定论，以及P．杜恒的整体主义（holism）理论，相应地改造马赫的实证论的经验论。奥地利著名哲学家R．哈勒称它为“第一个维也纳学派”。1922年之后，以石里克为首，有R．卡尔纳普、F．魏斯曼、H．费格尔、V．克拉夫特、K．门格尔、G．哥德尔等人参加的“石里克小组”，就是在“第一个维也纳学派”基础之上建立的。“石里克小组”是维也纳学派的中心，维也纳学派则是马赫学会的中心。但是，1938年奥地利被纳粹吞并之后，维也纳学派也好，马赫学会也好，都被视为“非法组织”而禁止了。随着卡尔纳普、纽拉特、弗朗克、费格尔、魏斯曼、门格尔等人先后逃亡英国、美国，这个当时分析哲学运动的中心就从维也纳转向芝加哥、洛杉矶、明尼苏达、剑桥和牛津了。虽然当前的逻辑经验论的影响远不如30年代或40年代那样广泛，但也不像有人所说的那样，已经“死亡”，因为它的基本思想和问题仍然为有关的分析哲学家继续而深入地发展下去，这是有目共睹的。
二、关于维特根斯坦
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对维也纳学派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这是毫无疑问的。问题在于有人说：《逻辑哲学论》是它的“圣经”，甚至于说：“维也纳学派哲学就是维特根斯坦的哲学”，这就不免言过其实。我现在用事实说明这一点。首先从石里克讲起。石里克对维特根斯坦是非常崇敬的，甚至达到这样的地步：我在维也纳时期的同学A．那瑟（挪威著名哲学家）对我说，石里克对维特根斯坦的崇拜失去了理智，简直被“迷住”了。卡尔纳普在自传中也有那么一点看法。我认为这些看法是不够全面的。无可怀疑，《逻辑哲学论》有些论断的确可以“迷住”石里克。例如关于分析命题和综合命题两分法，这个经验论者一直感到棘手的问题，就被《逻辑哲学论》中的几条论断一语道破了：“数学和逻辑命题是在任何可能条件下不失其为真的”，它实质上是一种“重言式”（tautology），不具有任何实际内容。再如，关于科学和哲学的区别问题：“科学是求真理的学问”，“哲学则是求意义的学问”，《逻辑哲学论》也给出了明确的答复：“哲学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种活动”，“哲学是对思想作出逻辑的阐明”。更重要的是，石里克把维特根斯坦首先提出的可证实性原则作为检验命题有无意义的标准，并进而指出在综合命题和分析命题之外，还有第三种命题，即所谓形而上学命题。上述种种问题在《逻辑哲学论》出版之前，石里克在他的《普通认识论》（1918）中早就提出来了，并从认识论方面加以阐述。但是对于这些论点的一种严格而明确的哲学表述，我们却是在《逻辑哲学论》中才初次见到的。
然而，这仅仅是石里克和维特根斯坦关系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逻辑哲学论》中有些论点就没有能够“迷住”石里克。例如逻辑原子论，图像说，高超事物（higher things）存在论，先验主义的伦理观和美学观等。其中尤其在伦理学方面，他们处于对立的地位。石里克在他的《伦理学问题》（1930）中曾经提出：伦理命题不仅毫无先验的性质，而且是如心理学或社会学那样的一门科学。
维也纳学派主要成员中，魏斯曼是受维特根斯坦影响最深的。他和维特根斯坦在维也纳时期关系最密切，来往最频繁。魏斯曼本人也以阐明《逻辑哲学论》的论题，并使其系统化为己任，写有《逻辑、语言、哲学》和《数学思想导论》两部著作。后一部于1936年就出版了；前一部因得不到维特根斯坦的同意，虽然多次易稿，仍只能在维特根斯坦死后多年才由R．哈尔以《语言哲学原理》（1965）为标题出版。魏斯曼在石里克小组中除了主持《逻辑哲学论》的宣读和讲解之外，还将他和维特根斯坦的多次谈话记录，名之为“论题”（Thesen）传达到石里克小组中来。我还记得，每次魏斯曼传达维特根斯坦的这些或那些“Thesen”之时，总是引起激烈的争辩，有时尖锐到这样的地步，致使石里克不得不宣布散会。卡尔纳普在其《自传》（见希尔普：《卡尔纳普的哲学》，1963）中也说过：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对维也纳学派的影响很大，但不能因此就说：“维也纳学派哲学就是维特根斯坦的哲学”。从他个人来说，他不否认维特根斯坦对他的影响仅次于罗素和弗雷格。维特根斯坦对卡尔纳普的影响和石里克有类似之点，但也有不同之点。类似之点即他们都认为，数学和逻辑如维特根斯坦所指出的，是以词项（term）的结构为基础而与实际无关的重言式体系；都认为许多哲学命题，尤其是传统的形而上学命题，都是一些无意义的命题，即无真假可言的“伪命题”（pseudo-proposition）。他们的不同之点则在于石里克和维特根斯坦关于哲学和科学任务的区别问题。这样的问题对卡尔纳普来说根本不存在，因为卡尔纳普企图根本取消“哲学”这个概念，代之以“科学逻辑”或“统一科学”或“物理主义”。然而《逻辑哲学论》中提出的形而上学问题的产生应该归咎于“滥用语言”和“违背逻辑”这一点，倒给卡尔纳普以很大的影响，他宣称形而上学命题或问题的构成既然归咎于“滥用语言”和“违背逻辑”，那么我们构造（construct）一种以形式化的符号语言为基础的“理想语言”（ideal language），则形而上学的一切疑难或问题就不难迎刃而解了。
不料卡尔纳普这个关于“理想语言”论点竟引起他和维特根斯坦之间的重大分歧。维特根斯坦对此不仅表示怀疑，而且提出反对意见。虽然维特根斯坦本人在《逻辑哲学论》中也多次讲到关于语言的陈述（statement about language），陈述的逻辑结构以及语言和世界的关系，但他坚决否定我们能有意义地（meaningful）用语言方式谈论语言，语言结构以及它和世界的关系。这些语言现象只待它自己显示出来，我们别无他法，只能对之保持沉默。然而卡尔纳普对维特根斯坦这个语言的神秘思想则表示反对。他提出关于语言功能的主要基础在于语言的结构模式（structure pattern），不在于语言的物质条件如书写体或印刷体等等。卡尔纳普指出，我们应用不同的几何学的结构模式，可以构成不同的几何学。他的名著《语言的逻辑句法》就是为阐明这一观点而写的。就是他后来从句法分析到语义分析的转变，也是他这种“元语言”基本观点的进一步发展。
维也纳学派的组织者，主要成员之一的纽拉特对维特根斯坦的态度和石里克相反。他尽量使维也纳学派的科学世界观和维特根斯坦保持距离。他在小组讨论中不断攻击《逻辑哲学论》的基本思想，从逻辑原子主义、元语言、不可说和显示的神秘主义，直至哲学对命题的逻辑阐明活动等等。纽拉特可以说是维特根斯坦的敌手。他提出维特根斯坦是典型的形而上学家，通过语言的思辨划分了可说和不可说的界限。这种界限，纽拉特认为就是科学和形而上学的界限，是典型的形而上学的表现。在纽拉特看来，《逻辑哲学论》不仅如石里克所说的那样促使哲学新的“转变”，而是在某些问题上使哲学脱离了科学而向传统的方向“逆转”。
三、经验论基本问题
在石里克小组的会议上，讨论得最热闹的，除了《逻辑哲学论》之外，就数关于“知识基础”的问题了。在这两种讨论中，人们称为维也纳学派“右翼”（以石里克和魏斯曼为代表）和“左翼”（以纽拉特、汉恩、弗朗克和卡尔纳普为代表）的双方的对立立场充分表现出来。
逻辑实证论的主要论题，是一切有关实在的陈述原则上必须通过观察命题的检验。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如果一种陈述有其实际的内容，或者是一种科学假说，那么对它们的认识内容只是在那个前提之下才能被我们确定下来。如果有的陈述或句子根本不能满足这样的条件，我们不能说它们是错误的，应该说它们对于实际一无所说，因而谈不上有无认识的内容或意义，这类陈述既不是分析的，也不是综合的，而是我们前面讲到的“伪陈述”（peseudo statement），是形而上学的陈述或问题。
但是，我们在区别了这三种不同的命题之后，又碰到关于经验知识更重要的问题，即用来检验科学理论的基本观察命题是不是需要通过观察经验再加以检验呢？这就是关于“知识基础”的基本问题之所在，也就是石里克的“基础论”和纽拉特的“反基础论”的根本分歧之点。这个分歧作为问题来说不仅引起当时国际哲学界的广泛注意，就是在当前也仍然为人们所关注。
现在我概括地讲讲。这个问题还得从石里克讲起。石里克在他的《知识的基础》（Das Fundament der Erkenntnis）一文中，既肯定了有一种观察命题，——它既不需要继续检验，也不能继续检验，——同时也肯定知识原则上有其坚固的基础。他称这样的观察命题为“确证”（Konstatierungen，affirmation）。石里克对于纽拉特和卡尔纳普把记录句子（protocol sentences）当作科学的基础的看法则是，记录句子无疑是一切科学知识的起始，但由于它的假设的特性，不可能成为知识的稳固基础。石里克强调科学中只有确证这样的观察命题才具有其确定性，才不是假设。它和分析命题有相同之处，即了解了其意义，同时也就了解其真假，所不同的是，分析命题根本没有关于实在的内容，然而确证这类观察命题不仅有其关于实在的内容，而且还有其确定性，它把这二者联系起来了。
恰恰相反，纽拉特则强调“记录命题”才具有构成科学基础的资格；一切科学理论体系都是在这类观察命题基础之上构成的，它根本不如石里克所说那样，具有确定不变的特性，它在原则上是假设性的，随时随地可以修改的。一切科学知识都是一些假设，科学是一个假设的系统，所以既需要继续检验，也能够继续检验。纽拉特认为石里克提出“确证”的确定性和“实在一致性”，实际上是形而上的空谈，应该从科学领域中排除出去。
纽拉特对他的“反基础论”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他说：“我们寻找稳固的经验知识，好像一个船长，他只能在公海上修缮发生故障的船只，无须也不可能每次都拖到船坞中去，拆散下来，再用更好的材料重新建造”。纽拉特这个比喻指出，知识的基础并不是如波普尔所说的为在泥沙之中的支柱所支持，而是漂浮在水面之上，换句话说，根本没有所谓知识基础这种东西。他的这种激进的观点并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其理论上的根据，这个根据来自杜恒的整体论的基本思想。这种思想后来为美国著名哲学家W．V．O蒯因所接受，并提出了对这个论题的说法，这个说法，我们可以这样表述：我们的观察材料不能用来单个地检验科学假设，这些材料只能检验我们科学假设的整个体系的全体。这个论题一般被称为杜恒——蒯因论题。其实，它应该称为杜恒—纽拉特—蒯因论题。因为纽拉特在其“反斯宾格勒论”（1921）一文中早就提了出来，并加以阐述。不过这也说明了一个问题，即蒯因为什么欣赏纽拉特那个比喻，并用之作为他的《词与对象》（Word and Object，1969）一书的卷首箴言。
石里克对纽拉特这种整体论的思想，则提出了责难。他说：知识基础的问题归根到底是关于“真理的标准”问题，并指出纽拉特或卡尔纳普不把这个标准看作“命题和实在比较”，而看作命题与其相关的理论体系或命题之间的比较，这是如英国哲学家所谓真理贯融论的观点，这种观点的目标不在于命题和实在的一致性，而在于命题之间的融协性（一致性）。石里克强调，如果这样的真理标准有其原则可能性的话，那么我们也能把神话看成为科学的假设。但是，任何稍有常识的人都不会把结构严谨的神话和科学相提并论吧？因此，石里克断言，纽拉特或卡尔纳普的真理观完全脱离了经验主义而转向彭加勒、H．丁格勒和A．S．爱丁顿的约定论（conventionalism）。
四、逻辑经验论的今昔
逻辑经验论这个分析哲学运动已经有了六十多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时间里，它经历了许多的演变，其面目从有些角度来看和维也纳学派时期有着显著的不同。这种演变说明了逻辑经验论既没有僵化，也没有成为教条，而是随着科学发展和时代要求继续向前迈进。我现在简单地讲讲这个问题。
首先要讲的是关于意义与证实的关系问题。这问题从维也纳学派开始就是逻辑经验论的主要问题之一。石里克有句名言：“命题的意义就是它的证实方法。”但是石里克这个可证实性的论题早在三十年代就为卡尔纳普提出的可确认性（confirmability）取而代之了。根据卡尔纳普和艾耶尔的说法，如果石里克这个意义标准切实可行的话，那么不仅仅形而上学被排除了，就连作为对自然现象的基本假设的自然规律也在被排除之列，因为两者都根本没有为直接经验直接检验的可能性。我们知道石里克这样的论断，是受了维特根斯坦的影响而作出的。维特根斯坦提出，命题意义依存于基本命题真值的函项（true-function）。然而这种论题就不适用于自然科学的命题，因为从自然规律来说它是一种以无限多的命题为基础的全称命题（all-proposition），根本不能和某领域之内有限真值的函项相对应（equivalent）。卡尔纳普因而指出，对于命题的观察的检验只能以确认（confirmation）的标准来衡量，根本谈不上什么可证实性。卡尔纳普也以同样的理由排除波普尔的可证伪性原则，并把证实和证伪看作检验命题特征过程中的特殊事例（special cases）。卡尔纳普的可确认性代替了可证实性及其对立的可证伪的论点，是为科学哲学家普遍接受的。
其次，我想讲一讲逻辑经验论若干基本概念的意义问题，综合命题和分析命题的二分法（dichotomy）是逻辑经验论的基本论点之一。然而蒯因竟称其为“经验主义”的教条之一。蒯因宣称，规定命题或句子的分析性（analyticity）需要意义词中间的同义性（synonymy）为其前提，但是这个前提除了再用分析性为其特征之外，无法作出其他明确的解释。蒯因这个对二分法的批评，并没有使卡尔纳普、魏斯曼、费格尔等人所接受。例如卡尔纳普在其《意义公设》一文中说，分析性概念在形式化符号语言中，通过语义规则，并制定意义词中间的协合关系，就能建立。魏斯曼在《分析与综合》一文中更明确地指出：例如关于测定度量命题可以按照其不同标准（例如摄氏温度计和华氏温度计）逻辑地互相翻译。魏斯曼提出根据定义和符号规则逻辑地规定为真的命题和在实在基础之上规定为真的命题的区别，是客观存在的，这里没有什么“教条”可言。至于费格尔对此的反对意见，我就不谈了。
蒯因所谓经验主义的第二个“教条”，则是逻辑经验论者称为经验检验特征之一的还原论（reductionism）。这一点蒯因的确说到了要害。卡尔纳普的构成论（constitutionism）和物理主义都是以这还原论为理论基础的。但是蒯因似乎没有注意到卡尔纳普自己在其名著《检验性和意义》以及《世界的逻辑构造》新版前言中，对于这一缺点，已作了批评性的阐述和修正。他提出素质观念（the conception of disposition），例如，溶解、弹性等概念，虽然可以还原为观察命题，但不能以观察命题为根据对它们加以定义；他还说，通过还原的活动，只能指出它们的性质，但不能说明其性质。因此，蒯因对还原论的指摘，虽然在理论上有可取之处，但对卡尔纳普来说，似乎有点无的放矢。
最后简单地谈一下逻辑经验论或逻辑实证论是实证论还是实在论的问题。一般地说，人们讲到逻辑经验论就联想到马赫主义，把它们等量齐观。不仅在社会主义国家如此，就是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是如此，甚至在逻辑实证论者内部也有人有这样看法。我认为这样的看法是非常错误的。逻辑经验论者虽然重视感觉经验，认为它是科学知识和日常生活常识的起始和基础，但不认为在感觉经验之外，就无其他客观事物和知识可言。例如拿石里克来说吧，他曾指明我们要区别两种根本不同的命题，一种是关于知觉的陈述，这种陈述不是别的，就是描述眼前状态和我的身体的相互作用，这种作用就是当时的知觉情况（perception state）。另一种是与知觉有关的客观实在，如房子、桌子、树林等等。因此，感觉论者如马赫不区别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命题，把后者与前者合二为一，所以说物体和精神，物理的和心理的都是感觉的复合或要素的复合，这是完全错误的。这也是引起实在论争论的伪问题（pseudo-problem）原因之所在，是必须加以澄清的。
卡尔纳普一开始把心理语言或者物理语言看作科学的基础语言或普遍语言，但是后来放弃了这种观点，认为不仅是物理或心理的，就是在它们之外的抽象理论概念和数学语言，都能成为知识论的基本对象。当然卡尔纳普这种转变是从句法分析到语义分析，从形式结构转向到物的语言所引起的。卡尔纳普曾经说过，在科学中理论的概念和感觉的概念一样，都是在科学理论结构中不可缺少的条件。对于卡尔纳普这样重大的转变，人们都说他的哲学观点疏远了实证主义而走向了实在论。
费格尔从始至终坚持他的批判实在论的立场，一贯和实证论相对立。他关于物理—心理的学说，就是为他的观点从心物同一论方面作出的论证。艾耶尔在他的《经验知识的基础》，特别是以后的《知识问题》一书中，也注重物体（material thing）的假定以及它和感性材料在各种不同条件下的差异性的研究，以及外在世界、历史过去和非我精神生活的研究，这也表明他对感觉主义有所怀疑而向实在论方向寻找出路了。
我讲的就是这些，请先生们批评指正。
原载《自然辩证法通讯》，198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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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文是1988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举行的“分析哲学和科学哲学研讨会”上的讲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