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格尔(Herbart Feigl,1902—1988)是逻辑经验论主要代表之一,出生于奥地利莱辛堡的犹太家庭。早年的研究兴趣是自然科学——物理学和化学,在维也纳大学期间,由于对爱因斯坦的敬仰,从这方面转向科学哲学的研究,并在石里克指导之下,提出关于“概率因果性和自然律”的论文,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当时维也纳学派正在建立之中,费格尔被吸收为其成员,起了积极的作用。去美国后,对于这个哲学运动的传播和发展也作出了更大的贡献。

在维也纳期间,当时和维特根斯坦有直接联系的四位维也纳学派成员中,他就是其中的一位,其余三位,是石里克、魏斯曼和卡尔纳普。费格尔和数学家汉恩、物理学家弗朗克以及卡尔纳普、赖兴巴赫和波普尔(K.Popper)都保持良好的关系。他是石里克最宠爱的学生之一,他的《物理学中的理论和经验》(1929)一书博得当时哲学界的好评。在美国期间,费格尔首先和当时在美国流行的哲学学派如实用主义、操作主义和行为学派从某些方面或问题取得联系,结成“联盟”,以期减少对于这个从西欧输入的哲学运动的“生疏感”。这样的联系和“联盟”自从卡尔纳普和弗朗克到美国之后,更加巩固而发展了。

1930年费格尔获得洛克菲勒的研究员奖学金,在哈佛大学从事科学哲学方面的研究。他是维也纳学派成员中移居美国最早的一个人。1932年和波伦堡一道发表在《哲学杂志》一篇名为“逻辑实证论——欧洲一个新的哲学运动”的论文,介绍这个学派的基本观点和任务,在美国哲学界引起广泛的注意和不同的反应。逻辑实证论这名称就是他们两位首先提出的,后来就被人广泛地引用。虽然后来卡尔纳普、弗朗克、亨佩尔等相继到美国,这个逻辑实证论的哲学运动在那里更加生气勃勃,更加在哲学界受到重视。但是,作为逻辑实证论在美国的创业者或先驱者,费格尔是当之无愧的。

1931年费格尔应爱荷华州立大学之请,前往任教。1940年明尼苏达大学聘他为该校哲学教授。在这个期间,他为当时美国哲学界对逻辑实证论的种种不同的反应作了说明和答复。这篇名为“逻辑实证主义”的论文,是发表于赖恩主编的《二十世纪哲学》一书之内(1943)。正在这个期间,他为分析哲学运动做了大量的工作,例如,他和塞拉斯一道编辑了《哲学分析读物》(1949),后来他又重新改编此书成为一巨册。费格尔又和希堡伯克共同编辑《科学哲学读物》(1953)。这两部读物,多年以来成为分析哲学方面标准的参考资料,博得哲学界广泛的好评。

在明尼苏达,费格尔建立了明尼苏达科学哲学研究中心。这种科学哲学的研究中心的机构,不仅在美国,就是国际间也是前所未有的,费格尔邀请了这方面的著名的教授专家合作,并将他们的研究成果在他和塞拉斯·希朗伯克等创办的哲学刊物《哲学研究》发表。并在这个基础之上出版了“明尼苏达的科学哲学研究”丛书。费格尔本人关于心—身问题的许多论文,就发表在这个刊物之内。他的名著《精神和身体》就是那些论文的总集。当然他对此书作了不少加工和修正的工作。费格尔于1967年被明尼苏达大学聘任为教授评议会教授,1971年他就退休了。

费格尔最喜爱的哲学问题,是心—身问题,或精神—身体的问题,即它们中间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从笛卡尔开始以至马赫已经成为哲学主要问题之一。不过,由于20世纪物理学、生理学、神经生理学、心理物理学,以及心理学的新发展,这个问题,比在马赫那个时期还要复杂得多。费格尔和石里克一致认为,如果这个问题得到新的说明和见解,既能解脱哲学史一元论、二元论或多元论的唯心论和唯物论那样的形而上学的纠缠,也能对逻辑实证论者提出物理主义统一科学的理论基础,作出确切的哲学表达和逻辑阐明。所以费格尔从科学新成就出发以及应用逻辑的分析方法论,竭尽毕生精力,提出他的“精神和身体的同一论”,即所谓“φ—Φ同一论”。这里不必详细谈论这个问题,读者如对此发生兴趣,请阅读他的《精神和身体》(The Mental and The Physical)一书,1967年,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出版。

费格尔逝世之后,引起分析哲学界普遍的悼念。就以我来说,不断地有人告知我这个消息,表示哀悼,例如费格尔的挚友亨佩尔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位,还有格拉茨大学哈勒教授也为此给我写信。哈勒教授的信足以表达费格尔的品格和作风,现在摘译一下:“您当然知道费格尔教授已经逝世了吧!我对他有最好最好的回忆,他的为人,他对学术事业的敢于尝试、敢于挫败。这一切都是非常使人乐于称道的。”

费格尔晚年的论文都被搜集在他名为《探究和挑战》(Inquiries and Provocation,1980)的书内。费格尔自从1980年以来,因患严重的多发性神经炎,必须长期住院治疗。我从亨佩尔教授的信中得知,他仍然念念不忘哲学问题的研究,但在写作方面已经是完全无能为力了。这对于分析哲学的发展是一个莫大的损失。他的逝世,更是对分析哲学前途的发展,特别是对于逻辑经验主义的前途发展的不可补偿的损失!我个人为此感到非常的沉痛和遗憾!

原载《哲学研究》,1989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