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的效果论以教育的可能做前提。所以教育果属可能与否,实为此地应当先决的问题。换言之,被教育者由教育的力量得以发展进步与否,实为教育学成立的根本准则。古今东西的教育者对于教育的可能都信而不疑,可是教育效果之有限制亦早为多数教育家所承认。在东方,孔子差不多认定用教育的力量可以使人人变成善人,然他于经验上亦知道个性的存在,并知教育效果之有定限。其他在孟子荀子二人,他们关于人性的善恶,虽为两极端的反对派,然他们于论述教育的可能及限制,意见却是相差不远。

在欧罗巴的教育论里面,在十九世纪以前,差不多和东方的教育论一样,对于教育的力量信仰极厚。尤其是在于希腊时代苏格拉底(Socrates)由主知主义的立足点,已确信教育的可能。柏拉图(Plato)更进一步,承认个性的差异的方面,因信教育的效果大有限制。他以遗传说做根据,以著作国家论的一点,实可见他见地的卓拔。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与他的老师柏拉图抱同一的意见,而于论述教育效果之有限制一点,其说较柏拉图更为精详。

在罗马时代,帝政时代的教育界已认知教育力之有限界,及至古典时代,希腊民族的思潮传入罗马,库因铁良一出,居然把从前罗马所有的教育论加以总结。他以为儿童的大多数之能够理解和能够学习,正和鸟之能飞,马之能跑一样,是基于天赋的本性。儿童的精神的起源发于上天。儿童之中,愚钝不可教的为数实是极少。大多数的儿童总是可教,而效果所以不充分者,实由于教育的力量不足的缘故,绝不由于毕生缺乏学习的能力。

等到中世纪,原罪说一经提出,关于人性论的见解虽受影响而呈变动的倾向,但是教育家绝不否定教育的可能。

逮至文艺复兴,教育家中多承袭库因铁良的旧说,这就是意大利人文主义的一派。在于北欧德国的爱拉斯姆斯(Erasmus)为拉丁文艺复兴的大家。他说:“人不是生就的,乃是造就的。”这一句话的意思实与教育万能相近。到十七、十八世纪,可说是教育万能说的全盛时期。洛克(Locke)、拉伊蒲湼支(Leibnitz)、排赛陀(Basedow)、康德(Kant)、海尔台尔(Herder)皆以为教育之力极大,差不多近于万能。这是因为启蒙时代的思潮是理性万能主义,当时的学问家都看人做一种理性体而信人的天赋为全智全能的缘故。

等到十九世纪,意志本位的哲学思潮风行一时,于是教育的可能在根本上被人们所怀疑。叔本华(Schopenhauer)就是一例。他以为人的本质是意志,人的意志的本性属于可想的世界。所以人人都各具有先天的个性。所谓教育不过在使知识的丰富,绝不能变更人的本性。所以人们所信以为由于后天的影响而生的变化,实不过是先天的倾向的整理和组织。要之,叔本华从哲学上的见地否定教育的可能,他所取的实是一种定命论。及至自然科学发达,遗传的研究已经进步,生理的遗传说盛极一时,于是扩充范围,精神界遗传的法则也被学问家所探究。一时,教育无效的学说也曾发现。优生学者也以为自然的力量比教育及环境都大,所以我们想改良人种,我们应得清源。同时,有一派的生物学家反对前说,以为暗示与模仿足以变更遗传。然而这一种争论在今日这样的学术,还是在于不能充分解决的时代。

总之,近今一般的学问家,从学术研究的立脚点,虽承认遗传的事实,然同时却绝不否认教育的可能,不但不会否认,他们反以为即在遗传范围之内,教育也未始绝对不可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