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诗歌趣味,是带着一个类乎宗教的倾心,可以用海舶运输而流行的。故民国十九年时代,中国虽一切还是古旧的中国,中国的新诗,便有了机械动力的声音。这声音,遥遥来自远处,如一袭新衣样子,因其崭新,而装饰于诗人想象中,极其流行。因此唯美的诗人,以憔悴的眼睛,盼望太平洋另一端连云高楼,写着文明的都市的赞美诗;普罗诗人,也以憔悴的眼睛,盼望到西伯利亚荒原的尽头,写着锻铁厂、船坞以及其他事物倾心的诗。瞩目远景,幻想天国,诗人的从容权利,古今原无二致。然而数数稍前一时的式样,仅使人对那业已为人忘却的“人生文学”,倍增感慨了。

“京样”的“人生文学”,提倡自于北京,而支配过一时节国内诗歌的兴味,诗人以一个绅士或荡子的闲暇心情,窥觑宽泛的地上人事,平庸,愚卤,狡猾,自私,一切现象使诗人生悲悯的心,写出对不公平的抗议,虽文字翻新,形式不同,然而基本的人道观念,以及抗议所取的手段,仍俨然是一千年来的老派头,所以老杜的诗歌,在精神上当时还为诸诗人崇拜取法的诗歌。但当前诸人,信心坚固,愿力宏伟,弃绝辞藻,力取朴质,故人生文学这名词却使人联想到一个光明的希望。这人生文学,式样古拙,旋即消灭,除了当时的多数学生,以及现时的少数中学教员,能记忆某某名句出自某某外,在目前,已找不出什么痕迹存在了。

京样的人生文学结束在海派的浪漫文学兴起以后,一个谈近十年来文学之发展的情况的人,是不至于有所否认的。人生文学的不能壮实耐久,一面是创造社的兴起,也一面是由于人生文学提倡者同时即是“趣味主义”讲究者。趣味主义的拥护,几乎成为文学见解的正宗。看看名人杂感集数量之多,以及稍前几个作家诙谐讽刺作品的流行,即可明白。讽刺与诙谐,在原则上说来,当初原不悖于人生文学,但这趣味使人生文学不能端重,失去严肃,琐碎小巧,转入泥里。从此,这名词也渐渐为人忘掉了。

上面提及人生文学的没落,所据虽多在诗歌以外,然而诗歌的人生文学,却以同一意义而“不”人生文学的。

“京样”不能流行以后,海上趣味也使人厌倦,诗歌的方面,用最世俗的形容,应当穿上“洋服”才美观的时代就到了。我要学上海商人的口吻,不避采用更富市侩气的名词,“来路货”,在诗歌方面,有一种新的价值,这是我们全无力量去作否认的。格律废弃既为当然的事实,商籁体的分行,我们若不明白,便不足欣赏新诗,无资格评论新诗。在形式方面,自由诗人多数是那么守着新的法令才似乎配说“写诗”的。在内涵方面,一个诗人若不拘束他的情绪到前述两个极远的国度趣味里去,也仿佛不能写出一首“好”诗。目前的新诗,标尺既悬于这两类作家手中,若不读诗,那你还是一个自由的人,真可羡慕,若对于诗还不缺少兴味,你的兴味便不许你再有自由了。这种现象我觉得并不是好现象。

新的趣味除了用更新的趣味来代替以外,菲薄并不能动摇事实,所以我们只能等待。看看过去,未来的也就应当可以知道了。不过,一个正在学诗的人,若尽随波逐流,也就未免太苦。还有一个读者,处到这种情形下,为了习惯一年一换的趣味,他的头脑也一定如一个中华民国的公民,在当年政治局面变动情形下,永远是个糊涂的人,这现象真是很可怜的。

有人说,“诗人”是特殊的一种人类,他可以想象世界比你们所见到的更“美”或更“丑”,所以他的作品假若不超越一种卑俗的估价,他就不是一个有希望的诗人。同时他今天可以想那样是对的,明天又想那样全不对,唯独诗人有这个权利。“让这些天才存在,”我说,“就让他们这样存在吧。”

我说,另外我们如果还有机会,让我们再来奖励那种平凡诗人的产生。这平凡诗人不妨如一个商人,讲究他作品的“效率”,讲究他作品的“适用”,一种商品常常也不免相伴到一个道德的努力,一首诗我们不妨也如此找寻他的结论。重新把“人生文学”这个名字叫出来,却应忘记使人生文学软弱的诙谐刻薄趣味。莫严肃到文字形体的规则里,却想法使文学是“用具”不是“玩具”。诗人扩大了他的情感,使作品变成用具,在普罗作家的有些作品里,却找寻得出那些成功因果的。

说到这里,自然我有一点混乱了。因为一个古怪的诗人,也许就比一个平凡谐俗的诗人,更适宜于在作品上保留一个最高道德的企图。不过,我们已经见到过许多仿佛很古怪的诗人,却不见到一个平凡谐俗的诗人,所以我想象一个“不存在的”比一个“已存在的”会好一点。其实,已存在的比未产生的更值得我们注意和希望。那也是当然的。他们都可以成功,伴着他们成功的,是他们的“诚实”。在他们自己所选定的方向上,自己若先就缺少信心,他们“玩”着文学,文学也自然变成玩具,出现“大家玩玩”的现象了。

现在应当怎么样使大家不再“玩”文学,所以凡是与“白相文学态度”相反而向前的,都值得我们十分注意。文学的功利主义已成为一句拖文学到卑俗里的言语,不过,这功利若指的是可以使我们软弱的变成健康,坏的变好,不美的变美,就让我们从事文学的人,全在这样同清高相反的情形下努力,学用行商的眼注意这社会,较之在迷糊里唱唱迷人的情歌,功利也仍然还有些功利的好处。

说到这里,我仿佛看到我所熟识的诗人全笑了,因为他们要说:“对不起,你这个外行,你懂十四行应当怎么分行押韵没有?你不是在另外一个时节,称赞过我们的新诗了吗?你说我们很美,应当怎样更美,即或说的是外行话,也不会相差太远。但你若希望我们美以外还有别的,你这外行纵说得十分动听,还是毫无用处的。”

我想,那末,当真莫再分辩了。我们让这个希望由创作小说来实现吧。事实上,这里的责任,诗人原是不大适宜于担任的。一个唯美诗人,能懂得美就很不容易了。一个进步的诗人,能使用简单的文字,画出一些欲望的轮廓,也就很费事了。我们应当等候带着一点儿稚气或痴处的作家出来做这件事。上海目下的作家,虽然没有了北京绅士自得其乐的味儿,却太富于上海商人沾沾自喜的习气,去呆头呆脑地干,都相差很远。我想,从另外一方面去找寻,从另外一方面去期待,会有人愿意在那个并不时髦的主张上努力,却同时能在那种较寂寞的工作上维持他的信心的。

应当有那么一批人,注重文学的功利主义,却并不混合到商人市侩赚钱蚀本的纠纷里去。